国际军事行动法专家田士臣：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军事规则创制
据《环球时报》10月15日报道，10月9日，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田士臣海军上校(退役)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需要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和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创制，将来更需要在各个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引领和主导某些领域国际规则的创制。
田士臣10月1日没有观看国庆70周年阅兵的震撼画面，更无缘首次亮相的无人作战方队。但他对无人武器系统在未来海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比很多人都要深刻。
9月30日至10月4日，田士臣作为中国唯一代表赴丹麦参加新一轮修订《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国际专家组圆桌会议首次会议。
何为《手册》？如果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调整平时海上活动的海洋宪章，《手册》则为调整战时海上交战行动提供重要参考。1988-1994年间，各国国际法专家和海军专家共同起草了《手册》，《手册》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一个“软法”性质的国际文件，但因为其在各国国家层面公认的广泛接受性使得其具有权威性，《手册》的许多内容被吸收到各国的军事手册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践，《手册》内容也被一些国际司法机构和权威国际组织所援引。面对无人武器系统、人工智能等新武器技术革命，为了适应发展变化，并吸收近年来国际人道法公约的新发展，《手册》开始新一轮修订。
田士臣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到中国海军未来海上交战行动的重要文件，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中国不能缺位。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常设项目“中国论坛”的资助支持下，田士臣以国际法专家的身份参加此次修订会议。在1988年至1994年第一轮起草《手册》的进程中，中国军队也曾派人参与，国防大学张召忠退役少将当时曾以海军中校的身份参加了部分会议。
由于有严格规定，关于会上讨论细节目前尚无法对外公开，让田士臣印象深刻的是，“海洋大国和弱小海洋国之间的不同立场，体现在《手册》中就是规则的分歧，尤其是新式无人武器系统的海战运用规则以及海战场的划设规则。”
各国都很重视参与此次《手册》修订，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35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派出了两位在国际上非常知名并经常发声的军队律师参加，分别来自海军战争学院和印太总部。其中一名律师和田士臣聊天时谈到，在回去后要召集400多名美国海军律师和相关盟军海军律师一起讨论该会议的成果文件，开启国内层面征求各方意见的协商进程。此外，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派出了中校或上校级别的军队行动律师(日本是海上自卫队和国家防务学院)。
《手册》修订文件成熟以后主办方很有可能会进行非正式国家磋商，就文件征求各国政府特别是海洋大国的意见。田士臣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承办一次国家磋商会议，把中方的关切充分与国际专家组交流，使最终的成果文件充分反映中方的立场。
为了能集思广益参加此次会议，田士臣所在的国观智库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会同大连海事大学海法研究院在9月下旬也专门召开了一次国内圆桌会，会议的重要目的是在新一轮海战法修订会议之前充分吸收国内专业人士的意见。作为唯一的媒体人士，《环球时报》记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战争非常残酷，随着战争形式不断变化，武器不断更新，杀伤力越来越大，唯一能限制和减轻战争影响就是武装冲突法。会上一位要求匿名的海军研究人员表示，海上武装冲突法的立法宗旨是限制海上作战手段和方法以及保护海上遇船难者。“海上武装冲突法要求海上交战各方必须遵循战争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比如限制原则，即交战各方不能毫无限制地使用战争工具，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符合国际公约的规定;又比如目标区分原则，即海上交战各方必须区别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战斗员与平民，只能攻击敌方军事目标和战斗员，不得以平民和民用目标为攻击对象，即使对敌方战斗员也不应为所欲为。
国观智库国际军事行动法中心资深研究员何小东表示，美国在发起一场战争之前，一定是有律师参与行动计划制订的，一场战争某种意义上就是该国家国际形象的定位。“怎么打，有没有滥用武器，有没有使用违禁武器，有没有滥杀无辜…都将决定这支军队是文明之师还是野蛮部队，这个国家是否遭受到国际舆论谴责。” 正如原美军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在1992年4月向国会提交的海湾战争最后报告中指出：“法律因素影响到决策的每一个层级，战争法在决策程序中的作用是无价的。”
恰因为武装冲突法对交战各方的限定性原则和不可测后果，欧美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何小东从1999年起担任意大利圣雷莫国际人道法学院专职教官。据他介绍，该学院的武装冲突法课程开创于1976年，参训人员来自世界各国军队及相关系统，到今年11月份将举办第177期，迄今已经有170余个国家派员参加。该课程分为基础班、高级班以及专项班，基础班培训基础知识，现在设有中文班、俄语班、英文班等，为期两周;高级班的受训学员级别比较高，比如一些国家会派出国防部长参加。专项班则是按照训练计划和目的进行针对性培训，比如空战、海战、拘留和抓俘等等。国观智库国际军事行动法中心的设立，也是为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中国国内为中国军队律师提供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的培训。
何小东观察到一个细节是，美国几十年没有派出一个学员参加基础班，但会派遣教官，以及从不缺席该学院组织的军事院校武装冲突法国际竞赛。何小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军人对战争法知识掌握是必修课，已经充分掌握基础知识的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参加基础班;美国派遣教官以及不缺席竞赛展示出‘我是战争法老师’的姿态。”
相比较，亚洲、非洲等国家对于武装冲突法是近些年才开始认知并越来越普及。何小东介绍，中国对于武装冲突法的重视在不断增强。在2005年之前，由国际红十字会资助，中国每两年一次派员参与武装冲突法的基础班培训。2005年的时候，中国一次性派遣十余名师级干部参加基础班培训。从2007年至今，中国开始常态化派员参与基础班培训，这也是中文班的由来。与此同时，中国一些军事院校也开设了战争法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比较全面。
2002年，田士臣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了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首届军事院校武装冲突法国际竞赛。也是在这次竞赛中，田士臣意识到中国军队在发挥行动律师作用服务作战训练方面存在的差距。
近二十年后，曾在陆军、海军和国防部等不同部门任职的田士臣认为，中国军队对武装冲突法的掌握运用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军队对行动律师的设置还有待完善，相关院校并没有把武装冲突法作为军队学员的必修课，给指挥员参考的战争法资料很少。
这次赴丹麦参加会议，其中有8个国家的军官都随身携带了本国军队使用的战争法手册。平时和战时海上军事行动都涉及到许多国际法问题，为海上指挥官提供一本与调整作战行动国际规则相关的军事手册是各国军队的普遍做法，比如美国国防部出版的最新版《国防部战争法手册》是2015年6月更新的，英国、法国、德国等都会不定期更新自己的武装冲突法军事手册。
田士臣表示，由于长时间处在和平时期，也由于中国军队“走出去”比较晚缺乏国际经验，大家普遍觉得打仗似乎是看起来比较遥远的事情，各方对调整战时规则的武装冲突法并不十分重视。但事实上，中国的统一尚未实现，南海争端以及复杂的周边局势都存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今年7月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白皮书强调，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展开来说，尽管中国主张和平统一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战争不能绝对避免。应对南海仲裁案中国动用了许多国内外资源，也使得国内民众认识到国际海洋法的重要性，发现“法到用时方恨晚”。与南海仲裁案相比，海上武装冲突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个体流血牺牲，如果由于军队对海战法的不掌握而导致不利后果，那将使国家和军队付出巨大代价。
当前，中国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和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田士臣认为，“世界一流海军的标准，除了拥有航母、战略核潜艇等大国重器作为硬件支撑外，中国海军如果不能参与和引导国际海上安全规则的创制进程，将是建设海洋强国和世界一流海军在软件方面的不达标。作为一个对未来海战规则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文件，中国有专家参与其中，了解文件起草进程，参与意见和发挥影响力，发出中国的声音，是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应有之义。中国从被动参与转变为开始主动参与和影响国际法规则的创制，将来更需要在各个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引领和主导某些新疆域国际规则的创制，这个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建立一定是一个随着国家实力增长而实现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环球时报》记者郭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