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耘：牛人只动口，土人才动手？
【本文根据2019年9月2日在北洋电气集团所作的“实践出真知”讲座整理补充而成，分为上下两篇，以下刊发内容为上篇。】
（文/谢耘）
实践是生命活力与价值的核心源泉
（精英意识形态批判之一）
一、话题的由来：精英意识形态带来的严重问题
有些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当你猛然回头时，发现已经大相径庭了。对待“实践”的态度便是这种变化之一。
我是60年代出生，70年代上小学和中学，80时代读大学，90年代初开始工作走上社会。上大学前，在学毛著活动中印象很深的除了老三篇，便是主席的两篇哲学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实践论》。当年，主席的另外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也是经常被提起被引用。它相当于《实践论》的概要。那个时代，对实践的强调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当时许多文艺作品里，常常会有讽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情节。“马尾巴的功能”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它来自电影《决裂》。那时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也被要求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工业劳动实践，未来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是从重视实践起步的。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发令枪。后来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成为了坚持实践第一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表述，引导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
由于从小受的教育，更由于工作伊始碰到了一个敢闯敢干的榜样周博士（见《我的职场十年》一书，“周博士的榜样”一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上社会后我很快就摆脱了多年读书而不自觉形成的重思辨想象，轻实践探索的不良习惯，工作中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毫不犹豫地冲在第一线。最近咱们的电源产品在电磁兼容上有问题，我也是亲自去参加测试，看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仅仅指手画脚给些“指导”，虽然我已经20多年没做过于具体的硬件设计相关的工作了。
到了新世纪后，在我阴差阳错地突然进入了大企业管理高层，我猛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陌生的环境中，基本的沟通都成为了问题。**经过一段认真的观察与思索，我终于意识到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及与之相应的“精英意识形态”。这个阶层普遍存在于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中，他们对实践的看法已经很不同于从前了。**当时我曾与在企业工作的朋友感慨道：现在一些企业高管在理直气壮地蔑视与践踏客观规律。朋友听罢回道：确实如此。
后来我发现，由于精英阶层的示范效应，这种精英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做一线具体工作的人及尚未离校的学生。这种意识形态有两个重要的与实践有关的表现。
一个就是“牛人只动口，土人才动手”。“牛人”大都也是从底层做实事出来的（当然也有人靠投机一路混上来成为了“牛人”），但是当他们成为了“牛人”后，有些就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而可以摆脱原来那样亲自动手地苦干的日子了，觉得终于有资格可以走“更好”的路，开始“脱实入虚”的“华丽转身”。这部分人开始轻视甚至蔑视实践，以自己曾经有限的经验以及看到的表面现象为基础，去推论思辨，以自己的“聪明”去想象这个世界，并以此为准要求别人去落实自己的意志。**在一线做具体工作成为了“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象征。“成功”的标志就是只管指手画脚出“思想”而无需亲自动手去劳作，**连那些必须自己承担完成的工作，常常也只是出“思路”，完整内容交由助理秘书、下属员工或咨询公司代劳。从事具体工作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无奈。
“精英意识形态”与轻视、蔑视实践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用权力或金钱去践踏客观规律，甚至在内心深处就不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当出现不同意见时，常常会说“各有各的看法，无所谓对错”。需要统一意见时，则是以权力或金钱为准绳。探讨不同意见背后的客观合理性，时常被认为是一种荒唐、一种狭隘、不够包容。当客观合理性的探究被排斥后，真理与谬误的差异便消亡了，留下的只是欲望，利益与权力。
我前些年在做智慧城市业务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情。当时我们与一个超大型城市谈智慧城市项目，对方一直态度消极。后来9月中下旬公司最高负责人去见主管副市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副市长在会面时突然下了限期上线的指令。我马上就收到了一个微信：“请谢总组织好资源，务必按照XXX市长的要求保证系统在10月底上线开通。”我没有回复这个微信，因为我不能说做出这个要求根本是在做白日梦。后来我去见市经信委负责人，问他既然在会面现场，为什么却没有向主管副市长如实汇报相关情况，他说领导对工作的具体事情没兴趣。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可以这样随意下工作指令，企业最高负责人又把这样的指令实时发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要求严格执行，只能说明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没有“客观规律”这个概念了，有的只是权力的威风。
“精英意识形态”抛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抛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实践成为了可以随意驱使的仆人，用来实现个人意志，证明这种意志的正确。权力与金钱决定了谁的意志是必须被服从、及不可抗拒与改变的。因此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攀附权贵高枝，成为了“成功”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
精英意识形态的这种破坏性，是我这些年工作中一个非常深的感受。所以人力资源前一段要我准备一下给大家做一个讲座。我想了一段时间，决定讲一下“实践出真知”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与具体的工作岗位等都没有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很难讲，很难讲得让大家有共鸣，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几次都想放弃。今天试着讲一下看看对大家是否能有点点启发。
二、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
因为这个话题确实很难讲的让大家有共鸣，所以我下面抛开理论分析，讲几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是为了吹牛，而是为了给大家借鉴。其实理论分析主席与其它几个革命导师已经讲的很透彻了，我也不可能再讲出什么新花样。
1. 世界比你的想象更精彩：周博士的故事
1993年底，我刚刚参加工作大半年的时间，便与同事去美国与TRW公司一起开发有线电视数字加密收费系统。这个技术是基于TRW公司多年前开发的一个军用产品。那个产品有两个皮箱大小。当时TRW的周博士（来自台湾）来中国广电部游说，希望广电部采用这个技术做有线电视的加密收费服务。广电部的总工说我们需要的是民用产品，不是军用的这么大的箱子。周博士就保证说在二月初春节前，就开发出民用产品，拿来做演示测试。广电部就同意了说你回去做吧。广电部有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以为是碰到了国际骗子。因为没有谁会相信在一个月出头的时间内，能开发出这样一个高技术的系统产品，即使你有技术储备。
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先过元旦，然后就开始进入产品开发阶段。当时毫不夸张地说，所有项目成员，包括美国TRW公司参与这个项目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能够在二月初开发出产品。但是周博士是负责人他说了算，我们就开始没日没夜、死马当活马医地干了起来。
这个产品的核心是加密与解密的专用芯片，由TRW负责先用FPGA来做。我们负责产品的其它部分设计实现。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广电部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核心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然而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在中间却莫名其妙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覆盖在屏幕上。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大家都有点傻了。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代表我们中方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最后，除了一位TRW年轻的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我们的解释。到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周博士准备收场：“我也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大多数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是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第二天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非常紧张。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当周博士到北京把样机展示给广电部的时候，对方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这段经历对我的冲击非常非常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
在此之前，我在清华从本科读到博士，加上留学一共接近12年。书读多了，在加上你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还挺聪明，就会不自觉地养成一种习惯，凡事先做理论思辨、逻辑推演，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能完全推论清楚，就会给一个负面的评判。结果就是想的多，做的少，甚至惧怕做事，尤其惧怕承担后果。我当时也是这个状态。
跟着周博士干了一个多月我就大开眼界。原来事情是这么做出来的，可以边想边做，边摸索边前行。关键是这样做竟然创造出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奇迹。
这段极为宝贵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能力，就去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自此，我便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实践派，工作中做的基本都是别人认为做不成的事情，而且每一次都做好了承担失败后果的准备。
所以，牛人应该是亲自动手做别人做不了的事，而不是指手画脚吹别人吹不了的牛。把一个普通的想法变成实在的现实，远比你有100个奇思妙想要了不起。
2. “路”是否已绝，试到最后才知道：芯片漏电
这个产品在美国研发期间我们就与TVB北美卫星频道签了合同。要在95年2月给他们供货。我们很快就进入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芯片由FPGA改为可以大批量低成本供货的ASIC专用芯片，继续由TRW负责设计，三星负责生产。
94年11月芯片样片送到了中国我们在惠州的研发生产基地。经过几天的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大家非常高兴。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总负责的工程师来悄悄地告诉我芯片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当时集成电路技术还不像现在，要想在芯片上保留可更改的信息，只能用极低漏电的静态RAM内存，然后用纽扣电池来维持信息不丢失。这部分内存的设计要求漏电电流在微安量级，工程师开始没有测这个指标，后来发现漏电多了三个零高达毫安量级，完全无法正常使用。而按照合同我们已经没时间更改设计再次流片了。第一个合同眼看要飞了，大家沮丧到了极点。
在产品中，这个存储器是用来存用户付费的频道信息的。我随后想到，我们有100个正常按时间周期付费的频道，还有4个按每次播放的节目付费的频道。我问工程师，测没测这四个频道，大家都认为再测也没意义了，那100个是逐个测了，都不能用。我坚持再测一下这四个频道。结果奇迹发生了，这四个频道漏电满足要求在微安级。而TVB开始只上一个频道，在技术上我们能够用这四个按照每次播放的节目收费的频道通过软件来实现两个按时间周期付费的频道。这样我们就可以按时先供货，支撑TVB先开通的一个频道。以后对方上多个频道的话，到时我们改好的芯片也早就出来了，我们可以把这批机器换回来。这样做虽然会有经济损失，但是非常宝贵的第一个合同就能保住了。
我们总说天无绝人之路，但是那条出路在哪里？是等来的吗？是算命算出来的？这个经历告诉我，出路是你不断地实践探索出来的。不去实践，你就不会知道命运给了你什么样的可能。
3. 没有实践的支撑，再“圆”的“故事”在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
小平同志领导的引入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从深圳开始的。深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倍遭非议。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深圳主要是做着倒买倒卖的事情，生产性企业很少。大家就说，中央给了你个好政策，少交税不交税，然后把全国的钱都吸引过去了做倒买倒卖的生意，你当然富了。可是你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你生产了什么像样的产品？我那时也非常认同这种看法，觉得深圳比较扯淡，对国家的发展没啥正面贡献。这种看法—直保持到我做神州数码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2002年神州数码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出事几乎崩盘，我“临危受命”（神州数码最高负责人的原话）出任总经理。在此之前，我只管理过最大50人规模的研发团队，没有做过业务，更没管过这样400人规模的企业。
做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你大权在握，你号令千军。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你做不了，也做不成。不是大家阳奉阴违，不是大家努力不够，而是一个组织，是有它的惯性的，有它的习惯，每个人对同样的话的理解也都不同。这个道理好像每个人都懂，但是在做具体的工作中，你知道如何面对吗？你知道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有效的变革吗？至少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搞砸了。这种体验让我很快就理解了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个小渔村去做市场经济的样板试点了。
改变一个大国的体制，是一个难度极大，风险也极大的事情。在一个小渔村做先行实验，风险好控制，做法也可以更灵活大胆，因为它的历史负担与惯性很小。这就是小平同志的智慧。如果我没有管理一个上规模的企业的经验，我可能至死也不理解深圳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深圳的价值在于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了市场经济的样板，让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市场经济的经验。“倒买倒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技能之一，而我们曾经与此隔绝。假使深圳没有完成后来的转型成为今天这样充满生机的创新城市，它的历史贡献也不可否定。
03年的时候，我去美国开会，同行的有上海市党校的同志。那位同志那时还在耿耿于怀地对我说：“如果当初中央选择上海而不是深圳做改革试点，给我们那样的政策，我们一定会做的比深圳好的多”。就我的经验来看，这话很难讲。大概率上，上海会被传统的做法与自身的体量束缚而起不到深圳那样的作用。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假设历史也没有意义。我们只能回顾历史去认识客观规律。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看，小平同志选择深圳的做法充满智慧。
所以，没有充分的实践基础，你自己在脑袋里编的故事再圆，再天衣无缝，哪怕你都把自己感动的痛哭流涕，一旦放到现实中去，都极有可能一触即溃。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来了全世界的赞誉，许多中国人也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而对小平同志嗤之以鼻，甚至攻击谩骂。但现实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今天再看，就更无需争论了。苏联解体后，李肇星外长碰到他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在当代的政治家中，我最钦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见《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著，中信出版社）。
4. 真本事是实战打出来
前些年带团队，我经常对员工，特别是年轻的员工讲，一个人的本事不是培训出来的，不是思辨出来的，而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打出来的，百炼才能成钢。你不去做有挑战的事情，遇到困难就退缩，怎么可能有真本事？满足于指手画脚你最后就只能是一个混混。
7、8年前我在神州数码开始进入智慧城市这个领域，随后提出了一个与当时业界非常不同的思路与做法——以主体虚拟映像为基础的面向主体的融合服务。就是靠着这个原创的智慧城市架构，神州数码在两年内就成为了当时业界公认的智慧城市领军企业。当时在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深圳著名大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的负责人，他说他认真学习过我做演讲的PPT，很认可我的思路。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吗？不是的。是因为我有亲身一线的实践。因为这种亲身的实践，让我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本质及其发展有了完全不同于业界流行的主流看法。
这个实践始于2008年，我45岁。当时我做企业高管多年，觉得这样下去混到退休没有意义。所以决定做一个自己认为有价值有前途的产品。就是慧影个人智能信息管理系统（Cydow系统，见微信“慧影Cydow”订阅号里相关信息）。我是从重新读数据结构的教科书开始的。当时有同事看到我在看数学书，就好奇地问我是不是拿数学书做消遣。我说我准备亲自设计一个产品，同事干脆的说：不可能，你别开玩笑了。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已经挺有名气的45岁的企业高管会回头再去从事具体工作，做一个产品的具体设计。
随后我又学习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前理事长钟义信老师的信息科学专著，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做个人信息管理的数学结构与信息结构的模型，然后做产品设计，把界面一个个都画出来，把操作过程写清楚。后来又做了核心的系统架构设计。可以说除了编码之外最难的工作都是我亲自做的。因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的原创产品，无处模仿，这些设计别人做不了。为慧影这个产品我自己前后写了30万字左右的文档。
做慧影这个产品让我深入地思考了如何理解看待信息/数据。因为信息/数据是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所以我由此对整个产业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有了完全不同于业界的看法。钟义信老师后来看了我的相关文章后，说我对信息技术产业本质的看法“非常深刻”。神州数码的智慧城市的架构与理念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后来写的《智能化未来—暴力计算开创的奇迹》就是这些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这些年经常有朋友邀请我在不同场合讲我的这些见解，北京邮电大学还请我做兼职教授，我也入选首都科技人才培养工程。他们邀请我不是因为我工作的公司多有名，而是因为我的见解对大家有启发。而这些见解是源于我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是靠看网上流行的观点加上自己的想象而编织出来的故事。
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在2008年，在45岁做了8年大企业的高管之后，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重新回到具体的技术工作实践中来。它决定了我的后半生走向，能够为社会不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5. 文字永远无法表达现实的丰富
为什么必须自己去实践而只看文字不够？因为文字的表达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我今天讲的也是挂一漏万，没办法把真实的精彩用文字让大家感受完整。而且，现实中很多东西也根本就不是文字能够表达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可能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在中文里有一个说法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大家知道佛教经典非常多，长篇大论，连篇累牍。但是那些文字能把佛教的本意说清楚吗？如果能，大家把经书看完就都修成佛了。事实上不能，所以禅宗干脆“不立文字”，要你自己在现实生活的摸爬滚打中去感悟佛教想传达的本质。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文字，文字无法完整描述这个世界，更何况很多文字还暗藏了各种其它的目的，在有意扭曲真实。没有自己亲身的实践，别人的文字你也很难真正理解，很难鉴别文字内容的真假。
6. 克服组织中的“气球”现象
刚才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实践的问题。放到组织中来看，有一个“气球”现象，就是能干的人，有成绩的人会不断地向上升。而且大家也常常把向上升当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志。
人升上去后，便离一线实践越来越远。结果就是有能力的人，越来越脱离一线实践，做事的人都是能力不强的。因为能力强就升上去了。这对一个组织的发展是有很大负面作用的。
记得好像是去年中央四台“国家记忆”的节目里，讲了50年代后期解放军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的事情，我看了很有感触。毛泽东觉得解放后高级将领高高在上，脱离一线实际，所以要求将军下连队当兵，连续几个月作为普通一兵与普通士兵一样出操训练，不是走几天过场做做样子。当时许世友这些人都下去了。他们下去不是仅仅为了体现官兵一致，联络感情。将军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军队的训练等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把基层的许多好的经验完善提炼后加以推广。将军们毕竟见识与能力要高一筹，在一线实践中能够对问题、规律看的更清楚，做更出色的总结。
许世友（右）下连当兵时出岗
所以我对管理有两个设想，来面对“气球”现象。一个就是有多个下属部门的管理者，自己必须亲自兼任一个下属部门的主管。不能授权给别人自己只做做样子，而是要实在地管。这样避免只听汇报没有自己的实践体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组织的高层主管，定期要直接负责一个一线的实际项目，带领一线员工去做一件完整的事情。让高管能够不脱离底层一线，底层员工也有直接与高层共事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两个措施对于避免“气球”现象对组织的伤害会有比较实质性的帮助。当然对精英意识有强烈认同的人可能会找各种理由反对我的这种做法。当年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也是遭到了精英阶层的强烈反对。
7. 实践——思考——再实践如此循环
前面一直在讲实践的重要性，但是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没有思考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低水平重复的实践。实践之所以能够出“真知”，在于在实践中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当年联想创世人柳传志给我做了很好的表率。当年柳总大学同学曹之江老师曾经问柳总：当时在大学没觉得与你有那么大的差距，怎么现在越来越跟不上你了？柳总说：可能因为我总是在不断总结。
柳总对总结已经到了有点极端的程度。90年代的时候，他带高管出国访问，每天回到酒店，都要开会总结一天下来的收获。联想拆分前，有一次他主持会议我也在场。会议结束后他觉得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便把大家都留下来总结这次会为什么没有开好。现在网络上对柳总有很多议论，但是对我而言在个人作风上他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帮助。除了总结，还有他曾严厉地批评我：说到就要做到。后来我就特别注意，答应了的事情，有困难也一定要做到。
那么应该怎么做总结？
总**结有三个层次：就是论事，举一反三与触类旁通。**就是哲学上讲的要从具体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不断地深入去认识客观规律与事物的本质。“就是论事”的总结只是能够做到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这远远不够。情况变了，问题也会变化，你能不犯类似的错误吗？这就要“举一反三”，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展开去分析与之相关的类似的问题。比如，研发的文档没有做好而导致研发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不仅需要改进研发，而且要看看生产等其它环节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改进。然后还要“触类旁通”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文档做不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否还导致了其它的问题？是不是在整个管理系统上出现了漏洞，如何在制度上作风上考核激励上系统地、更加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在实践中总结，才能不断从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提升自己与组织。
在做总结的时候，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问题。做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做的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以后怎么才能做的更好。要抛开面子、自尊心直面问题，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实事求是。讲好也罢不好也罢，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奖惩。奖惩是手段，不要不知不觉中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总结是为了以后能做的更好，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把握住这个终极目的，总结的时候大家就容易抛开个人眼前的得失来看问题。
再具体地讲，分析思考的时候，需要从六个维度来找原因：能力/知识/经验/心态/方法/习惯，看哪个方面在起主要作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看着很全面，实际上流于表面没有抓住关键，面面俱到最后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这六个维度我就不具体展开了。
就“总结”而言，我想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总结要持之以恒，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要时常回头再看看。因为你的经历变了，情况变了，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也会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去回顾反思，可能会看到更本质的东西。就像前面讲的我对小平同志用深圳做改革试点的问题，就是随着自己阅历的丰富，再去看判断就非常不同了。做总结开始会不知所措，但是持续坚持，就会入门，脑袋就会有开窍的感觉。这个过程与感受我在《成长—从校园到职场》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我们做总结也不仅仅是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去从别人的经验中去学习总结。遵循的原则与上面讲的一样。不同的地方是，别人做的好的，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能做的同样好或更好吗？如何才能这样？别上来就牛哄哄地说：我肯定做的比他好。别人做的不好的，我们要问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犯同样的错误？看别人，最难的就是隔岸观火的自以为是。要有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能力，才能从别人的经历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讲到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上面讲的能力等六个维度，哪一个对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起最直接的作用？
**我的经验是：习惯。**大家可能很奇怪，怎么不是能力、知识等呢？大家可以用心体会一下，我们平时做事，绝大多数时间，是不是按照习惯在做？运动员长年累月地训练那些动作是为什么？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习惯，变成自己下意识的本能。这样在比赛中才能有好的成绩。我们做事也是一样，习惯是直接决定我们的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的第一因素。有良好的习惯，你的知识与能力等才能发挥出它们应用的价值。
所以大家要把总结思考变成自己的本能，一种下意识，自然而然地不断反思思考，不用别人提醒，不用自己强迫。
把前面这部分讲的总结成为一句话，那就是：亲身实践是生命活力与价值的核心源泉。
（上篇完结，敬请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