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中国扶贫成就这么大，为什么诺奖看不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当我们早已习惯了与诺贝尔奖绝缘的体质之后，2019年的经济学奖不禁让很多国人感到疑惑。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减贫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反贫困成就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作为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竟然也无缘这次因减贫研究而获荣誉的经济学奖，岂不谬乎？此种疑虑使得今年的诺贝经济学奖获得了极大的话题性和关注度。

尽管诺贝尔奖在各种获奖荣誉中备受推崇，但是其含金量却存在较大差异。关于诺贝尔奖，一直存在着这种看法，如果将其分为两类：作为奖励给对人类自然科学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引起的争议很小，被认为含金量最高。相比之下，和平奖、文学奖以及后来设置的经济学奖却富有话题性和争议性，尤其是意识形态等因素总是萦绕其中，以至于和平奖获得者时不时能够让人大跌眼镜，文学奖让人尴尬，经济学奖被调侃为诺贝尔政治经济学奖。

这也难怪，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鸿沟一样，前者因为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性或可被验证性，很容易超越国界而获得同行认可。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总是饱受代表性、价值倾向性的质疑，尽管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倡导价值无涉，但是受研究对象、研究者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用一把客观的标尺丈量复杂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三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照片显示在屏幕上。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回归到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为减贫事业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客观地讲，如果以中国的减贫研究和经验为参照的话，几位获奖者的观点或者方法有何新颖或者独到之处，确实乏善可陈。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远比其中两位获奖者《贫穷的本质》一书呈现的更为丰富和有启发意义。

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贫困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温饱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转向了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所以在新时期，随着贫困治理任务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为了完成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在吸纳以往反贫困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反贫困政策进行了深度整合。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代反贫困战略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精确瞄准，其核心目的在于“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在贫困治理对策方面，本轮贫困治理将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住房保障、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纳入反贫困战略，形成了大扶贫体系，进一步弥合以往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两套相对独立运行的政策系统之间的裂隙，从更深层次提升贫困治理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精准扶贫不仅是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也是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政策。

中国的政治体制便于通过动员各界力量来集中精力办大事，精准扶贫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一，国家通过分解贫困治理任务、签署责任状确保将各项任务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其二，通过政治动员，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成对口帮扶单位，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输入力度；其三，通过行政动员等手段，让体制内干部下沉到基层，参与一线反贫困工作，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其四，通过广泛社会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等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农村反贫困……

这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的重要经验，国家通过一系列动员手段及政策组合迅速强化了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让精准扶贫政策落地有了一定基础。在政策实践中，由于精准扶贫是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不仅能够集中较多的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办、优先解决问题的权利，这些都保障了政策贯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同时也便于政策灵活调整以适应复杂的基层实践。让最先进的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落地，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政治体制的充分动员而变得可能，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些反贫困政策举措在减贫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一些社会科学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几位获奖者的贡献和努力，我们承认并认可他们的研究，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拿奖就妄自菲薄，抑或失去自信。受制于评奖规则，比如有资格进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以及语言、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认可，因此在评奖中往往面临各种傲慢和偏见，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就不值一提，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作为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座超级理论富矿。而几位获奖者所从事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研究，研究对象、国情等和我们差异很大，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意义。所以，面对这些，我们还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很难找到所谓的普世标准。而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存在着话语霸权的问题，而话语霸权本身又是世界霸权的一种映射。由于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处于落后的地位，在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信有些不足。

事实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正是因此，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才有了如此广阔的应用空间。比如最早尝试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进行解释的是讷克斯，他提出了经典命题——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资本都形成了恶性循环，两个方面的恶性循环又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的贫困陷阱，即“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揭示了贫困自我维系的另一种循环机制，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者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莱宾斯坦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临界最小值”，认为欠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低收入的稳定均衡，要打破这种均衡、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由刺激带来的提高收入的动力要比降低人均收入的阻力要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大规模投资是必要的，是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前提。

这些理论在研究上似乎成为了后来者不可逾越的大山，获得了非常高的引用和认可。这些理论更多聚焦欠发达国家发展困境中的资本要素。资本当然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殖民掠夺、对外扩张以及对内压榨剥削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这条道路不仅走不通，而且在发达国家塑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迫采用资源换资本，抑或是主权依附换投资等发展路径，最终还是受制于人。

从实际效用来看的话，尽管发展经济学一些研究者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和荣誉，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但是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诸多药方却鲜有成功。也正是因此，国内一些经济研究者时常感慨，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看起来逻辑完美，但是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屡屡失败。社会科学更应该坚持扎根于本土经验，而这才是最有生命力和价值的研究。

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村民吕有金家察看《扶贫手册》，了解扶贫措施落实情况。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反贫困道路。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税收制度上废除了农业税费，强化了对“三农”的反哺力度；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以及义务教育体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线和安全阀。在外部市场机会方面，国家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劳动力也提供了更多样化就业岗位供给，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择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通过代际接力方式进城的方式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道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贫民窟”和政治社会动荡等问题。

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应该关注本土经验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而非盲目的膜拜西方，被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牵着鼻子走。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拥有国际视野的比较与借鉴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假思索的奉行拿来主义则未免轻率，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的声音，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岂能跪倒在拿来主义面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能否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充满挑战。中国十三亿人口、拥有七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很难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减贫和福利理念来建设国家。

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还是要警惕拿来主义，实事求是，扎根于本土经验，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大计！回归到诺贝尔奖的话题，面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奖项，还是要正视差距，不断努力。而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即便拿到了也并不代表着什么，即便没有拿也应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踏踏实实做好研究，佛系心态以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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