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这部带着“哈佛光环”的中华帝国史，究竟什么水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几年，新编中国通史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国内，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套通史，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又在组织专家编写新通史。本土产量已经不俗，却似乎仍不足用。在国外，不仅《剑桥中国史》尚在继续编修、翻译中，日本《中国的历史》、美国《哈佛中国史》也接踵而来。对于有志收藏中国通史的读者而言，这些年怕是要准备好荷包喽~

数量很多，那么质量如何呢？评判书籍质量，向来是个容易得罪人的事情，特别是外国人写的书。说太好，有“崇洋媚外”之嫌疑；说太差，又难免有“坐井观天”之讥讽，最新出版的《哈佛中国史》尤其如此。

一、《哈佛中国史》的“真名”与由来

《哈佛中国史》是这套书中译本名称，其英文书名是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不难理解，《中华帝国史》才更为贴切。为什么不用这个更准确的名字呢？出版方虽然没有交代，其中原因却并不难猜。首先，自《剑桥中国史》开始，《XX中国史》已经成为读者最熟悉，也最容易接受的名头。其次，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哈佛这两个字，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但事实上，这套书与哈佛大学的关系，仅限于英文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无论是哈佛历史系，还是哈佛东亚系，都没有参与这套丛书的策划与编写。本书的四位作者，也都不是哈佛大学的教工。因此，在评价这套书之前，首先要理清其与哈佛大学的关系，千万不能因为哈佛的名声去买这套书，更不能出于哈佛的学术地位而赞颂这套书。

回到书名本身，从“中华帝国史”的英文直译出发，就很容易理解这套书的编纂逻辑了。帝国、帝制，是这套通史的核心主线，整套书分为六册分别名为“早期中华帝国”、“分裂的帝国”、“世界性的帝国”，以及“挣扎的帝国”。按时间顺序，这六册书覆盖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由四位作者分别完成。第1册秦汉、第2册南北朝、第3册唐朝的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陆威仪，第4册宋朝作者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迪特•库恩，第5册元明作者是全书主编，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卜正民，最后一册清代部分的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

据主编卜正民教授介绍，最初他计划撰写五卷，为了避免合著通史的弊病，拟由五名学者各自完成一卷。在实际编纂过程中，秦汉卷的作者陆威仪教授认为自己的思路能够继续向下贯通，于是又接手了南北朝卷。后来决定新增独立的唐代卷，陆威仪又主动承担，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三册。

2007年，这套书的英文版陆续发行，至2010年全部出版。2016年，中国学者完成了全部的翻译、校对工作，集中发行了六册中文版，并定名为《哈佛中国史》。由此，这套书进入了所有中国读书人的视野。

《哈佛中国史》书影

二、是是非非恐难料

梁启超曾经批评中国传统史书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很少关注普通民众。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自晚清民国以来，绝大多数中国通史，包括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政治史为主线，辅之以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支脉。学者们并非不知梁任公所言，但这种以政治史为纲的写法不仅延绵已久，而且的确最有利于读者掌握“天下大势”，史料也最为齐整。其弊病在于，在传统时代，绝大多数人是远离政治的，故而以政治史为主线，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人的生活，牺牲了社会历史中鲜活的部分。

理解政治史叙事的缺陷并不困难，但想另起炉灶却很不容易。一方面，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要么过于贫乏，要么过于冗杂，完成专题论著尚可，想连贯叙述成通史，则需要强大的能力与高超的技巧。另一方面，社会生活虽然有趣，但能否取代“王侯将相”？是否可以在读者心中建构起完整的历史观，至今仍有争论。

《哈佛中国史》就是一部以颠覆传统政治史为目的，力图展现社会生活之精彩，并由此贯穿出完整的中国通史的著作。而它的是是非非亦由此而起。

卜正民在挑选作者时明确提出，不需要撰写传统的政治史，在此后的编写中，他的想法得到了贯彻。六册书虽然以帝国、帝制为叙事脉络，但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很少直接出现，宫廷事件也并不多见，反而是环境气候、性别医疗、吃穿用度、宗教信仰等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话题占据了主要篇幅。其中许多问题都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的最新突破，既内容新颖，又有据可靠，这在通史作品中是较为难得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中文版译者的文字能力普遍较优，专业水平也可圈可点，为全书增色不少。

卜正民

夸赞的话已无需多言，稍微搜索网络，就可见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而这套书也的确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以丰富多彩而不失严谨的文字，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成功达成了主编卜正民的设想。

然而，作为一套西方学者编著，并且是反传统的著作，其编写必然面临许多困难。实事求是地说，这套书没有完全克服其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与弊病。

最容易发现，也最为致命的是史实硬伤。并非笔者逞能，已有不少贤能人士指摘出这套书的各类谬误，几乎每册都有。客观地说，史实错误并非外国学者的“专利”，若严挑细选，中国学者的著作也未必能够幸免。然而这套书的不少问题却超出了正常的范畴。最为突出的是南北朝一册，一些源自《三国志》、《晋书》的史料并非引自原著，而是从前人研究中摘取，明显不合常理。正因如此，网络上有读者不怀好意地猜测，独力完成了秦汉、南北朝、唐代三册的陆威仪恐怕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认真读过这些基础史料。

细细品读史料来源，《哈佛中国史》还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这套书刻意轻视主流历史文献，似乎是尽可能避免引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四位作者更乐于从文学作品、神话传说、诗词歌赋，甚至山水画作中获得资料，发现证据。如此写作固然提高了文学性与艺术性，让历史变得更有趣、更好看，却难免失掉了真实性与严肃性。主编卜正明编写的元明卷，就被不留情面的读者批评为“志怪小说大集合”。

更深一步，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通过探讨百姓生活、精神文化得出历史线条、形成帝国脉络的叙事思路，恐怕很难让所有人信服。这些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故事虽然精彩，但它们能够承担起数千年的帝国历史吗？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因，真的能够脱离朝堂、抛开王侯将相吗？传统政治史的叙事需要改变，但不重视政治而谈“帝国”、“帝制”，似乎仍然难以服人。

读者翻览此书，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文笔精良、内容有趣。这是新历史叙事带来的成效，但矫枉过正，就难免出现问题。即便是为全书作序、推荐的葛兆光教授，也委婉地批评主编卜正民通过明代雪景画的数量来论证“小冰期”天气变化的做法。把历史变得太过花哨，有时也未必是好事。

三、学界的盛宴，还是出版社的狂欢？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缺点，特别是学术界的批评意见,诸君或许以为，这本书会遭遇和《万历十五年》相似的待遇：民间叫好、学界唱衰。然而恰恰相反，这本书叫好又叫座。在国外，丛书得到了一大批汉学家的推荐，西方学者盛赞这套书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真正做到了跨学科研究。在国内，每一册封底都有数位顶尖教授寄语推荐，可谓群星荟萃。

曾经我们有一种印象，历史学家是中国学术界最“死硬”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对西方汉学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外国同行的论著，多多少少总要被中国学者批判几句。这套《哈佛中国史》同样挨了批，却为什么还能得到众多的推荐呢？葛兆光教授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葛先生说：“虽然这套书还不能说已经是‘复线’的中国史，但它多少也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其内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瑕疵，甚至是硬伤，但蕴含的思路和视野却非常宝贵，极具启发价值。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历史学者不断尝试革新历史书写，迄今仍未停止，多一份思路、多一种选择自然是好事。

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朱维铮教授有过很好的描述：如果中国历史是一间房子，那么中国学者就是置身于房间中的人，屋里的一切都在目光之中，可以看清每一个细节。但是，要想知道到这间房子、房子里的每个物件在更广阔天地间的定位，就必须走出屋子看一看。而外国学者，天然的具有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优势。

朱维铮先生说出这段话，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十多年过去，中国学者底气更加充实、心态也更加平和。该批评的批评，该推荐的推荐，这套书在学术界享受的“待遇”实属正常。某种意义上，这是学术进步带来的自信、开放的表现。

学者们的意见各有不同，但总归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在大众出版层面，情势就截然不同了。据说，这套书自面世以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文学评论》盛赞这套书：“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国。”更有舆论称：“《哈佛中国史》是代表世界中国史研究较高水准的21世纪全新中国通史。”

在货架上，这套书的表现更是不凡。据报道，预售没几天就轻松过万册，销售排名直指前列。各种“必买”、“必读”的软文充斥朋友圈。更有甚者，也不想想洋人有没有这等风俗，就将这套书称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镇社之宝”。

更有一些说法，让人看了难免发笑，比如说这套书已被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且不说大学的参考书目与教材有多大的差别，真把这么厚重的书作为教材，不嫌书包太沉吗？

其实，卜正民早已将这套中国通史求“新”的写作目的阐述清楚。以此而言，这套书的确是成功的。虽然其中有不少我们难以认同的叙事逻辑、历史解释，但正如豆腐脑都可以有咸甜之分，故事为什么不能换种方式讲呢？可是，如果以出版狂欢为目的，强行拔高这套书的价值，那么各种问题就会显得格外扎眼，反而连累了书本的学术地位。

总结而言，笔者认为，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套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换个眼界读一读、想一想。若是非要以崇拜的眼光去看，或是用挑刺的目光去审，怕是都会得不偿失。说句玩笑话，太过较真，反而对不起付出的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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