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一谈中国问题，德国人就暴露了自己思维的简单和双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

自2019年3月香港出现抗议活动以来，香港局势经常登上德国主流媒体的头条位置，9月初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期间尤其如此。

·德国人过度简化的世界观

在启程赴中国访问之前，默克尔已受到德国社会上一些声音的敦促：一定要跟中国人谈人权问题，可以谈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当然，也可以谈香港问题。德国舆论希望默克尔在北京谈人权问题，这说明德国社会里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过度简化的：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中国有许多人正在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

今年9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应李克强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图/中国政府网）

今天的大多数德国人都对威权主义国家有一种厌恶心理，因为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第三帝国时期、东德共产主义时期，甚至远在这些之前德国还曾拥有过君主政体。因此，德国人表现出今天这样的态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这种过度简化的世界观里，所有事物非黑即白，人们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世界观也许令他们感到十分舒适，不过它却经常是错误的。事实上，历史很少以那么简单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纯粹的好人或纯粹的坏人都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复杂的理想，初衷良好，却经常无法收获好的结果；有时候那些理想能成功变为现实，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在这其中还掺杂着人类的许多难以言说的动机和欲望。

如果当初的冷战变为热战的话，德国便是战场，西德人明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阵营。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与经济落后的东德的统一让大多数西德人深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

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最近由德国Otto-Brenner基金会对1989年两德统一后出生的18-29岁德国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26%的东部人和23%的西部人认为德国需要“一位不必太过在意议会和大选的强势领导人”。此外，有不到一半的人“强烈不赞同这一观点”。19%的东部人和12%的西部人不认为“民主是最佳的国家运行方式”。最近两个州的选举结果以及对普京的普遍同情也支持了上述观点，极端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德国选择党（Af’D）标志

·德国人并不真正关心香港人的诉求

为了探究事物的真相并得出客观的结论，德国人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然而极少有德国人研究过亚洲的历史，在我们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里，东方的历史文化几乎没有位置。有太多德国人坚持一种非常简单的看法：因为中国不实行我们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任何与中国对抗的人都是正义的，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支持。那些处于弱势的香港学生（比如黄之锋）能够以“大卫对抗歌利亚”的形象轻易获得德国舆论的同情，无论其具体目的是什么。

德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公开讨论并不是围绕问题的根源或香港抗议示威者的真正诉求来展开的，他们也不关心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不关心警方更加暴力还是示威者更加暴力或者到底是谁先挑起了暴力冲突。

德国舆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领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站出来对中国政府施压”。如果德国政经领袖们不愿站出来，那么舆论就会谴责他们是懦夫，谴责他们眼里只有经济利益，谴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如果他们果真勇于站出来，那么又会有人指责他们如此不切实际的行为会危及德国的就业机会。当然，德国的舆论目前大多属于前者。

德国政客不得不在各种选项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很清楚公共舆论在香港问题上的情绪将对他们未来的选举造成影响。此外，他们还知道德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比任何单一事件对选举的影响都要大，房价问题、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都要比在国外推动民主进程重要得多。

那些典型的反对派政客在批评默克尔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比如自由民主党领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此人在赴北京前曾到访香港与示威者对话，他还与黄之锋见过面。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肩上还没有责任，他还不需要在诸多问题上做出平衡。这样的人目前关心的只是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在北京期间，默克尔女士用外交语言表示，当前的重点是必须停止暴力、恢复和平局面，这样的表态是四平八稳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国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不过她并没有主动提出会见黄之锋，这也在德国国内引发了一些批评。而黄之锋则表示，自己可以去柏林与德国政界人士见面。就在这时，在德国最具人气的小报《图片报》邀请黄之锋访问柏林。

《图片报》的这个动作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德国舆论最重要的风向标。虽然很多人都看不起《图片报》的编辑质量，可是大多数德国政客都是该报的读者，原因是德国政客们都希望通过这家媒体了解普通德国人对时事的看法。《图片报》在理解和表达德国人的内心世界时具有超凡的能力，无论这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好是坏，它在普通德国人中间的确深受欢迎。

《图片报》的邀请给了黄之锋极大的媒体曝光度，《图片报》甚至还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阳台上举行了一场庆祝会。黄之锋在那里与德国外长和其他几位国会成员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黄之锋与德国外长马斯（图/港媒）

这次非官方的会面是公开进行的，这也招致了中国驻德大使的批评。他指出，那些德国政客会见香港暴乱煽动者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德国政界人士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会见任何人。的确，德国曾款待过达赖喇嘛，还曾给予一些人政治庇护。不过中国驻德大使的话也不无道理。

德国政治家们小心谨慎地在媒体上露面以图获得支持者选票的同时，不应做出损害与中国领导人之间互信关系的事情，哪怕造成极微小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外交，这是电视屏幕上不会出现的内容，也是不会向德国公众展示的内容。

黄之锋甚至还受邀在德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讲话，这是一个官方的正式场合，德国国有电视媒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对黄之锋的专访。不过，在德国，那些媒体所播放的内容以及其中的立场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与政府没有关系。在上述场合，黄之锋要求欧盟在欧中贸易谈判期间对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希望欧洲停止向香港出口警用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在德国享有高度声誉的《明镜周刊》采访时，黄之锋坦言：

“我并不认为示威者们做得太过分。即便我不是100%赞同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不过我理解他们内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了街头，如果这发生在德国，德国总理恐怕已经下台三次了。这说明，仅仅靠和平示威是不够的”。

黄之锋这是在公开表示：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明镜周刊》把这一点放在了访谈的标题里，不过整个报道的基调对黄之锋还是非常友好的。

德国媒体在报道香港局势时的确对两方面进行了兼顾：警方用水炮车、警棍、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来对付示威者，而示威者用铁棍、石块和汽油弹来对付警方，他们还破坏了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并点燃了路障。不过德国媒体的报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香港警方使用了过度的暴力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而一小部分示威者也做得有些过头。

德国媒体将黄之锋等领导人称为“活动家”，这是一个带有褒义色彩的词：“活动家”们的行为也许会引发一些不满，但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却是正义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或瑞典环保少女斗士桑伯格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不过他们都是带着正义的目的去做的。

德国媒体对香港示威者的行为动机是带有“敬意”的，他们把香港问题简化成了《逃犯条例》修订和“双普选”。这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德国读者关心的范围。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知道香港年轻人是在“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这就足够了。至于香港年轻人的其他想法，德国人大多是不太关心的。

德国人不了解香港年轻人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不了解他们在面对难以承受的房价时内心的绝望（在德国我们也有此类问题，不过就德国人的购买力来说，德国普通人的收入与房租或房价之比还没有香港那么夸张。我记得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也把“购买力”问题确立为他们的核心诉求）。德国人从未听过香港人沮丧地诉说，由于中国内地的不断崛起，香港在中国曾经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些年一路下滑。其实，考虑到（相对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西方停滞的经济局面，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一点。

·自称开放民主，其实并不尊重其他国家做出不同选择的权利

中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对香港局势进行干预，可是我们德国社会对此并没有表达出任何敬意。德国舆论从未关注香港的历史。在德国，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香港是如何落入英国人之手的？英国是在鸦片战争中通过军事占领获得香港岛的，此后又逼迫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新界地区的租约。中国遵守了那份被迫签订的99年租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又为何愿意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承诺50年不变？

西德“拿回”了东德，两者并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合并在一起的，东德不过是以东部一些州的身份加入了西德。德国并未起草新的宪法，而制定新宪法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德国人的愿望。我们也从未讨论过两德统一之后50年过渡期是什么样子（如果过渡期有50年的话，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当初东德一夜之间并入西德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吗？

如果说一个德国人希望生活在一个西方式的开放民主社会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之下的愿望。我们这些自称开放民主的西方国家，其实并不尊重其他国家做出不同选择的权利。

比如说，我们为“阿拉伯之春”进行庆祝，因为那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那样的埃及暴君。可是在随后进行的选举中，令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埃及人通过民主方式选出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穆尔西做总统。德国《图片报》为自己的报道取了这样一个标题：埃及人是否已足够成熟到接受民主制度呢？

我们是支持埃及人民获得自由的，可是看起来这种自由仅限于我们所希望他们获得的那种自由。这很虚伪，而且这种虚伪不仅限于《图片报》及其读者——当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埃及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时，西方却对这一政变持欢迎的态度。

“阿拉伯之春”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讨论过的问题：对于香港来说，除了“一国两制”，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若是在其他国家的问题上，我们马上便会脱口而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容破坏”。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独立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此外我们也不支持克里米亚人的独立公投。我们把科西嘉或巴克斯地区的独立派人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如果环保主义活动分子试图瘫痪伦敦希思罗机场，他们还没到达机场在半路就应该已经被逮捕了。可是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所讨论不是是否应该支持黄之锋，而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以及怎样支持他。原因何在？我想唯一的解释就在于中国所施行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所不接纳的。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去迎合700万香港人，中国也不可能放弃香港这片领土。如果我们德国人希望全世界尊重我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接受中国人有选择自己社会制度的权利呢？

出于某种原因，西方人一直以来都坚信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观念是优越的，无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正如同北美印第安人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在德国宣传自己的理想，德国社会不会提供任何平台。相反，我们会把与德国体制相冲突的任何政治宣传视为非法。

即便大多数德国人强烈相信民主制度是所有的坏制度里面相对来说最不坏的，他们也应该永远保持警惕。铁托的离去给前南斯拉夫带来了可怕的内战甚至是种族清洗；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并没有如美国人想象的那样为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利比亚和叙利亚是两个正在发生的例子，政权更迭也并没有让两个国家变得更好。

德国人大多对中国的历史不甚了解，他们并不明白稳定对当代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居一战和二战之间，德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更不必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政治、经济或宗教叛乱和内战了，那些事件都给中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苦难。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将给中国带来严重风险，这是不应被低估或遗忘的。

如今，德国人和他们的代表大都呼吁香港能停止暴力，这一呼吁是指向双方的：他们希望香港抗议者停止暴力，他们也敦促中国能尊重1997年香港回归时与英国签订的协议。任何一个严肃的德国时事评论家都不会认为除了做出和平呼吁，德国人还能做任何其他能产生正面意义的事情。

高举美国国旗也好，向特朗普总统发出呼吁也好，发动革命谋求独立也好，这些在德国都是不会获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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