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 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
【文/刘小枫】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将军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年两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何会突然想起这本书并译成英文？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太平洋地缘政治》
如果我们记得，据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曾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提供过战略指导，并因此而曾被美国政治学家视为“伪科学”，那么，这事就更让人觉得蹊跷。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坦布斯教授为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让笔者的感觉从蹊跷变为惊讶：他毫不掩饰地说，翻译此书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据说，如果中国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陆地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海洋国家”，那么，麦金德（1861 - 1947）早就预示过的“海洋国家的噩梦”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将何去何从？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还是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的海洋——太平洋？[1]
麦金德的确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但他预言过中国的“崛起”及其威胁？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心脏地带”漫画
美国政治人何时把中国视为眼中钉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他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据说在美国是权威的大学教科书（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这位研究中东地缘政治的专家在书中对美国学生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看成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
因为，一种控制了枢纽地带的欧亚大陆陆上力量（不管是俄国、德国或者中国，特别是前两者的联盟）将取得对海洋世界的优势。[2]
所谓“或者中国”并非麦金德的说法，而是科恩因应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纪初的欧洲大战（1914 - 1919）结束之际，为了构建世界“和平”秩序，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1919）。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但麦金德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仅仅一带而过地写道：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个国家很复杂，治理虽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3]
1919年初，巴黎和会的准备会议在法国萨隆召开
1943年7月，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态势已经出现逆转，但中国战场仍然前景黯淡，日军即将针对华北的中共军队展开“秋季大扫荡”，而针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战略轰炸已持续了长达5年半之久。这时，麦金德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脏地带”概念的政治地理学含义，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单位。他同样仅仅一带而过地说：一旦海上强国驯服德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位于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的“古老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4]至于中国和印度走向繁荣之后是否会对海上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遑论“最大威胁”，麦金德未置一词。凡此表明，麦金德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好中国。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兰裔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页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因应1930年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变局为美国提供战略应对方案。该书为美国在战后的地缘扩张和打造“美国和平”提供了政治学依据，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显得不过是其续篇。[5]
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到了应该崛起并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时候了。通过继承并修改麦金德的理论，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学转换为美利坚帝国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在这本大著中，中国成了美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最大威胁”，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书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经“控制了远东沿海地区”。[6]看来，斯皮克曼的这部大著收笔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德国也尚未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需普及地缘政治学教育，以动员民众投入战争。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一次题为“和平地理学”的演讲，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症病逝，时年50岁。美国的政治人无不为这位政治学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当然，他们也感到庆幸，斯皮克曼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即为美国在战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战略性指导。
“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依据斯皮克曼的临终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学》（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标题中的“和平”这个语词相当引人注目。在我们的常识意识中，“和平”让人产生盼望甚至激发美丽的想象。因此，我们会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学》通过普及政治地理学知识主要讲战争，以及美国在战后应该如何凭靠军事优势遏制欧亚陆地上的政治体势力，凡此与“和平秩序”有什么相干？难道“和平秩序”的含义是凭靠军事优势遏制其他政治体？无论如何，斯皮克曼最终获得了godfather of containment［遏制（战略）教父］的美誉。
看来，除非我们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欧洲式的国际政治史，我们没可能理解美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实际含义。
“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个历史语词非常著名，其含义指凭靠强势权力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说法，“罗马和平”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这听起来似乎是说，“罗马和平”指单一政治体内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即克制政治体自身内部的内乱或内战状态而建立的强制秩序，其实不然。罗马帝国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它凭靠不断征服周边的诸多政治单位而成为一个疆域日益扩大的政治体。因此，“罗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边远地区的广阔空间，这是群雄竞逐的场域”。在罗马人眼中，orbis terrarum［地球］是一个权力场域，“群雄的政略”无不受这个广袤地理空间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要成功克制碎片化的地缘政治势力，就得凭靠imperium[帝国/权力]本身，否则“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7]
由此看来，“罗马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帝国和平”（imperial peace）：
犹太战争提醒我们罗马帝国和平的不稳定性；被征服的民族并没有被完全解除武装，罗马保护下的古老制度和主权国，被帝国秩序覆盖，然而却未被清除。换言之，只有以前独立的政治单元的记忆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带内的个体感到自己不是团结在传统的或者局部的共同体内，而是团结在征服国内，帝国和平才能变成国内和平。[8]
罗马斗兽场遗址
显然，罗马共和国的“和平”与罗马帝国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罗马共和国已经充分显露出自己具有帝国扩张的欲望，它使得这个城邦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随后就开始征服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罗马帝国不得不扩大罗马公民权，以便转化“和平”秩序的性质。
“罗马和平”遇到的麻烦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都会屈服于罗马帝国的“和平”。“罗马和平”出现之前，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 - 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种“帝国和平”，但没有成功。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 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国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与罗马势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夺亚美尼亚控制权的战争，帕提亚帝国最终迫使罗马帝国签订了一个划界而治的“和平”条约（公元63年）。
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边界地图
这时，地球上出现了三个并存的帝国式“和平秩序”。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帕提亚的“和平秩序”和罗马的“和平秩序”先后土崩，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外，从地中海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新的“帝国秩序”此消彼长、相互厮杀。
基督教欧洲的“帝国秩序”最为奇葩，因为这个帝国的内部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反倒经历了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厮杀，最后干脆形成了一种以帝国内部的“国际”战争为常态的“和平秩序”。基督教共同体之间的战争状态就是“和平状态”，战争“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类，这种国际间的“和平”样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与战争》，页148）。
“和平”作为政治秩序离不了基于铁血的强权，但秩序本身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和平”与“正义”（pax et justitia）往往连属。可是，何谓“正义”的秩序以及何谓“正义”的战争，从古至今都让人大伤脑筋。何况，单一政治体内部的正义与政治体之间的“国际”正义还不是一回事儿。基督教欧洲这样的政治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很难区分“国内和平”与“帝国和平”，一旦遇到这样的政治史现象，人们对思考“和平”秩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感到绝望，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非道德”传统
阿隆的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长达700多页，仅仅在附带情形下提到过一次“正义”这个概念（《和平与战争》，页16）。对阿隆以及绝大多数欧洲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讨论国际政治问题不得不采取“非道德”立场，即凭靠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来思考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这样做的理由既简单又明了：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义”，但“17世纪撕裂欧洲的宗教冲突”迫使西欧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弃对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产生了以《利维坦》和《神学政治论》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和平与战争》，页1）。这意味着，政治体中的人们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诉求，政治冲突不仅会因此而无休无止，还会变得愈益残酷，不如在思考如何建构政治秩序这样的问题时干脆放弃道德上的考虑。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还经常提到另一个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基于人口和地域面积都非常小的城邦政治单位，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体与生俱来的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到帝国秩序乃至多帝国秩序的语境中就不再成其为问题。
希腊政治理论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这样一种局势：现有的城邦长期致力于建立新城邦。从选址开始，经过城市规划，再到草拟政制，创建新政治单元的可能性构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构理想国的背景。只有在发现美洲、西方开始殖民定居后，建立各种新政权的视野才被大规模地再次打开。[9]
沃格林依据的例子正是基督教的欧洲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始于查理大帝，但它自分裂以来始终未能建立起“和平秩序”。
只要一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和群体从根本上同意接受一种客观秩序，那么尽管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或许会导致许多严重的冲突，正如我们在“授职权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对于他们全都在那种秩序之下生活，与它有同样的距离，却不存在任何破坏性的疑虑。然而，如果这种共同纽带之情因许多特殊共同体——比如说教会、各民族王国、教派和修道会——日益增长的情感所引发的紧张而遭到破坏，在冲突中谁可以做出最终的决断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一套唯名论的法学理论最感兴趣的问题不是秩序的正常运转，而是秩序瓦解的紧急状况以及能够做出决断来维持秩序的紧急权力。（《中世纪晚期》，页124）
14世纪初，意大利人马西利乌斯（约1275 - 1342）写过一部大书名为《和平的保卫者》（1324）。当时，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正陷入帝国秩序内部三个地缘政治单位争夺帝国领导权的乱世之秋：法国国王、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和意大利的罗马教宗都想问鼎帝位。为了抵制罗马教廷宣称拥有帝国秩序的领导权，马西利乌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但他删除了亚里士多德在看待政治体问题时具有的德性眼界。在马西利乌斯那里，“和平秩序”与其说因为体现了政治性的善即正义而值得追求，不如说是为了夺取帝国秩序领导权所需要的如今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宣称。用唯名论式的表达来说，“和平秩序”不过是强权秩序的一个名称。[10]
马西利乌斯出生于威尼斯南面的一座小城帕多瓦（Padua），作为有学养的高级教士曾出任巴黎大学校长，但他却为试图夺取帝国领导权的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四世效力，而非为罗马教宗效力。[11]用今天的话来说，马西利乌斯要保卫的“和平”究竟属于国内秩序还是帝国秩序殊难说清。
《和平的保卫者》初版
（被炸毁于 1807-1814 年英国-丹麦战争早期）
史称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学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先声，记住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值得充分意识到：无论阿隆还是沃格林的理由都不足以证明，放弃对“正义”的古典政治哲学式关切是对的。苏格拉底或孔子追求德性的政治，显然并非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很小，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宗教–道德分歧很小。“正义”秩序的标准很难找到或难以确立，不等于应该放弃寻求正义的智识努力。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与古典政治哲学式的思考的根本差异在于智识的伦理品质，而非仅仅是知识类型的不同。因此，沃格林的如下说法的理由并不充分，除非它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的那些政治思想者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任何非希腊的环境中都会引起的基本问题是：完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中世纪（至阿奎那）》，页78）
事实上，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并非没有自己的“完美社会的标准”。阿隆在说到以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时，随后就提到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及卢梭所捍卫和发展的“公民自由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民主政府”理想：通过权力平衡制约的代议制政府和“诉诸人民意志却拒绝一切受制于人民主权的所谓民主政府”（《和平与战争》，页1）。[12]
《自由引导人民》，欧仁·德拉克罗瓦
20世纪以来的诸多战争就发生在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国家”之间，而阿隆实际上想说，“人民民主”是实质上的专制政体。只不过，按照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方式，阿隆认为可以搁置这类真假民主政体之争，仅仅凭靠类似于自然科学式的政治知识——比如地缘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来看待国际间的冲突或致力于建构某种“和平秩序”。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就是这样的尝试，即致力于凭靠政治地理学打造“美国和平”。
前现代的中国式“和平秩序”
关注现代之前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史学家告诉我们，“东亚的四个主要儒学国家彼此拥有着稳定、和平、持久的关系”，从中世纪晚期的1368年至现代初期的1894年的500年间，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之间仅发生过两次战争，分别是明朝的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平定内乱后试图取代安南国而引发的20年战争（1407 - 1428），再就是日本的丰臣秀吉（1537 -1598）入侵朝鲜的6年战争（1592 - 1598）。
“儒家秩序带来了高度的稳定”，即便“朝贡”制度实际上要求的也仅是“承认中国皇帝的文化优越性，而不是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国家的政治权威”。的确，“东亚有很多暴力冲突，但是主要发生在中国化国家和其他通常是非国家的行为体之间，比如北方的半游牧民族。”[13]
清朝《万国来朝图》（局部）
古代中国的帝国式“和平秩序”的具体细节会有很多争议，但有两点没有争议。首先，即便北方异族入主中华帝国，最终也得穿上中华“和平秩序”的制服。针对那些否认中华帝国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点，史学家史华慈（1916 - 1999）以充分的史学理由问道，难道“我们能说元朝没有最终接受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吗？我们能说清朝没有在保留满族独特制度的情况下最终完全接受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吗？” [14]
第二，中华帝国的“和平秩序”以“德”唯尚，以“礼”规范各种关系。今天的史学家感到惊诧：“重申儒家关于皇权统治学说的价值的，是统治华北的拓跋王朝的各位继承人。”
隋朝和唐朝皇帝成功统一全国后，所有的官方史学家都被要求对数世纪的分裂做出解释。他们要论述下列问题：汉代的思想遗产是如何经受入侵和征服的；怎样造就伟大的帝王和出色的政府；中国应该怎样与外国打交道。史学家们认真阅读了《尚书》，一致认为出色的政府是通过“德”来证明的。他们继而说明，正是“德”这种东西，使帝国内外的人民真心臣服并接受了天子的统治。这种观点对儒生们而言并不新奇。新奇的是史学家们开始把“德”当成了帝制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15]
中华帝国式的“和平秩序”“一直很强大很持久”，这让欧洲学人迄今感到好奇，并希望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首先会被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所触动，被一个不是由中国人造成的残酷的偶然性所触动。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中国没有遭到周边任何一个普天大国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张让中国感到有必要在文化方面给予严肃对待。（史华慈文，页298）
不少西方汉学家都持有这个观点，在笔者看来，这的确符合古代中国的经历。但史华慈还认为：
除历史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外，中国的普天王权观和世界秩序观也许比其他文化中的类似观念具有更坚实的宗教-宇宙论基础。……在中国的周朝，出现了与自然秩序观类似的观念：“道”，这是一种宇宙-社会秩序，君王在其中拥有崇高、永久和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儒家学说中，普天王权当然与道德体系有关，且受到道德体系的支持，该体系是宇宙终极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华慈文，页299 - 300）
19世纪末以来，大英帝国一直试图在东亚建立一种欧洲帝国式的“和平秩序”，与模仿欧洲的方式崛起的日本帝国联手压制俄罗斯。从鸦片战争（1840 - 1842）到甲午战争（1894），“天朝”式的东亚“和平秩序”迅速瓦解。
1884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福泽谕吉（1835 - 1901）甚至授意自己的侄子绘作了一幅木版画“北京梦枕”，展示中国人如何因吸食鸦片上瘾而导致外国人入侵。福泽谕吉由此推动日本制定出与西方列强结盟瓜分中国的规划，甚至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为文透露了这一计划。
福泽谕吉1884年出版的《北京梦枕》木版画
与瓜分波兰分三次完成（1773，1793，1795）一样，瓜分中国同样分三步走。福泽谕吉在文中画了一幅地图题为“支那帝国分割之图”：清室仅剩下自己的发祥地东三省，德国控制山东和河南，俄国占据朝鲜、陕西和山西，英国分走江苏、安徽、浙江、河北和江西，法国夺得安南、越南、湖南、广西、广东和福建西部，日本占领台湾和福建东部，“汉族僭王”仅分得西部的甘肃、四川和贵州。福泽谕吉依据西方的国际法推论说，若一国独吞中国必然招致多国谴责甚至干涉，而多国瓜分一国则不会引起麻烦，所有国家共同承担责任，每个国家的道德过错就微不足道了。[16]
按此瓜分，英国和法国所得份额最大，古老的汉民族仅分得西部腹地。福泽谕吉号称明治时期最了不起的哲学家，但他这样想时没有想到，如此瓜分后可能有两种后果：第一，欧洲式的战争状态会随之而来，第二，汉民族最终是否认输很难说。总之，整个东亚陆地将出现灾难性的战乱——比如今叙利亚的战乱更为可怕的战乱，因为东亚陆地的人口密度远大于古老的两河流域及以西地带。
福泽谕吉1884年出版的《支那帝国分割之图》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题为“脱亚论”的社论。日本国当然不可能在地理上“脱亚”，所谓“脱亚论”的实际含义是脱离中华帝国年逾千年所造就的东亚“和平秩序”，引入欧洲式的“和平秩序”，于是就有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第一次欧洲大战之后，“凡尔赛和约”建立的欧洲“和平秩序”并不稳定，日本趁机蚕食中国，试图以日本为主导重建东亚的“和平秩序”，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强力干预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趁欧洲爆发战争之机，日本帝国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试图获得对西太平洋的控制权，同时迅速夺取英法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紧接着日本帝国就抛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和平秩序”理念。
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感觉
斯皮克曼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几乎与日本军国政治人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出笼，而这个观念相当于“日本和平”秩序。在“结语”部分，斯皮克曼就东亚的未来提出了如下预见：
远东是最后一个实现自治的力量地区，在政治力量方面远不如欧洲和美国。然而过不了多久，先进的技术便能将亚洲本身的力量潜能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实力，而且等这一日到来时，亚洲的军事重要性比起欧美将有大幅度提高。届时，亚洲的权力平衡将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原材料供应，也因为如果权力不均将会给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
……然而，战后亚洲的主要难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朝大国”拥有的力量潜能比“樱花之国”绝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这些潜能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力量，亚洲大陆附近的这个战败岛国的位置就会十分尴尬。当远程轰炸机可从山东半岛或海参崴发动攻击时，日本“纸城”的火灾发生率就要骤涨了。（《美国战略》，页444）
斯皮克曼接下来还有更为深谋远虑的预断，即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迎面相撞：
一个拥有4.5亿人口的现代的、有活力而且军事化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一大威胁，也挑战着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中国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国土广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线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对于美洲地中海的位置相似。中国一旦崛起，它现在对亚洲的经济渗透肯定会表现到政治方面。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出未来有一天控制亚洲地中海的不是英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的舰队，而是中国的空军力量。
这些话出自1941年的斯皮克曼之笔，听起来像是198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首席“智囊”安德鲁·马歇尔（1921-）为白宫写的策论报告。[17]
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斯皮克曼仍然认为，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来自中国而非日本。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美国人不得不佩服斯皮克曼的敏锐观察力。一年多后发表“和平地理学”演讲时，日本在南太平洋与美军争夺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的战役才刚刚开打（7月），但仅仅半年后就已显败绩。[18]这意味着日本帝国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南部防线被撕裂，而斯皮克曼已经提前明确提出了“遏制中国”的方案。
中国是一个体积庞大的政治体，似乎对于任何一个相邻的政治体来说，考虑“遏制中国”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不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要理解美国政治人的思维方式，恐怕还得从马汉入手。因为，马汉是美国地缘政治学的开山祖，他已经勾画过“一幅耸人听闻的图景”：如果有四万万之众的中国人被现代化装备起来，西方文明“被窥视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及其著作《海权论》（同心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全面崩溃”，八国联军有如旅游一般劫掠北京，让马汉把警惕的目光转向了日本。起初他以为，“日本的国土面积、人口和孤岛的位置限制了它的‘发展远景’，其对亚洲大陆的领土野心将受到约束，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消失了。”[19]
东亚与美国隔着偌大一个太平洋，美国政治人的头脑为何担心中国或者日本被现代化装备起来后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与我国学界的业内人士更看重马汉的“海上强权论”不同，斯皮克曼更看重麦金德提出的“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的历史冲突论，并由此发展出他所谓的“海上强国与边缘地带”的历史冲突论。
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地图
我们必须问：斯皮克曼的道理何在？
斯皮克曼对马汉提出的“海上强权论”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大异其趣。在他看来，马汉的核心论点在于，“海上强权的发展使西欧各国政治力量的影响能够到达最远大陆的沿岸”，以至于“一个大陆上的实力状况会从另一个大陆的实力分布状况中反映出来”。[20]换言之，马汉让斯皮克曼得到的重大启发是：美国不能因为与自古以来战火不断的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洋就可以高枕无忧。
在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实力资源的分布，为旧大陆提供了比新大陆更多的施展武力的可能性。（《和平地理学》，页79）
美国“被包围”的感觉是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意识的核心，坦布斯在为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缘政治》所写的英译本导言中强烈表达的正是这种“被包围”的感觉。
尽管目前新大陆的工业生产力几乎与旧大陆匹敌，但只要美国面对的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它就会发现自身无法摆脱被一个更胜一筹的力量所包围。因此，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美国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必须防止旧大陆的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其利益。（《和平地理学》，页62）
翻看一下美国的历史地图就知道，美国的政治地缘位置好得不能再好。[21] 我们中国人有理由觉得不可思议：斯皮克曼一再强调“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及非洲和澳洲包围”（《和平地理学》，页44），这种感觉从何说起？斯皮克曼的政治感觉与其说来自新大陆的地缘政治位置，倒不如说来自除英伦三岛和北欧诸岛之外的欧洲人的历史生存感觉。“被包围”的感觉难道不是一个荷兰人、法兰西人更不用说德意志人的生存感觉吗？毕竟，斯皮克曼20岁时才移居美国。
被包围的西半球
（载《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无论如何，斯皮克曼有理由更看重麦金德。麦金德年轻的时候，大英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已经独霸全球，正是凭靠英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历史，马汉总结出一套甚至让英国的政治头脑也如梦初醒一般的所谓“海权论”。尽管如此，凭靠欧亚大陆的历史经验，麦金德显得比马汉更有远见，即他更看重边缘岛国如何防御来自欧亚大陆的攻击，以及如何凭靠海上优势对欧亚大陆实施“反包围”。[22]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意识的立足点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从英伦三岛经好望角延伸到日本，并沿长江深入中国内陆，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海上强权。马汉的地缘政治意识的重点仍在美国如何追仿大英帝国的足迹，斯皮克曼则追随麦金德警惕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势力打破海上帝国的包围圈。
好些地缘政治学的教科书类史书说，斯皮克曼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决定论。其实，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麦金德自己已经将边缘地带看得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斯皮克曼完全赞同麦金德的观点：如今“大陆心脏地带变得没有边缘地带那么重要”（《和平地理学》，页60）。
固然，斯皮克曼批评了麦金德的理论：
从来未曾真正存在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历史上所形成的对立阵营经常是：一些边缘地带国家和英国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国家和俄国，或英国和俄国一起对抗一个主导性的边缘地带国家。（《和平地理学》，页57 - 58）
斯皮克曼凭此修改了麦金德的名言，即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才能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掌控全球。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看重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著名修改，那么，我们就会忽视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之间决定性的承继关系。毕竟，斯皮克曼并没有改变麦金德的如下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地缘政治学论断：自海上军事力量出现以来，地缘政治冲突的疆场不仅已经超逾欧亚大陆，而且海上强国已经基本形成对欧亚大陆的包围。
换言之，就担忧边缘岛国会被欧亚大陆势力包围而言，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一脉相承。如果说“麦金德用大陆心脏地带的陆上势力与英国海上势力之间的关系来界定东半球上的势力集群”，并凭靠“阻止欧洲大陆上出现任何势力的联合”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和平地理学》，页49），那么，斯皮克曼不过让自己的美国视角取代了麦金德的英国视角，进而提出这样的防御性战略：想方设法遏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任何势力的联合。
从这个方面来看，美国和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站在同一个位置。如果没有大陆盟国提供可供军队活动的基地，美国和英国都无法充分施展其武装力量。（《和平地理学》，页77）
可见，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一样，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插足并扰乱欧亚大陆的政治局势，即关切海上强国如何维持自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对欧亚陆地的包围态势。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rimland，即西起波罗的海，穿过东欧、中东、印度，直达南中国海和日本海的广大海岸地带），实际上与麦金德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或所谓Marginal Crescent[边缘新月形地带]重叠。
麦金德“世界岛”示意图
前文已经指出，斯皮克曼的“遏制”论的基本观点来自麦金德，即欧亚大陆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能把陆上势力联合起来的政治体。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因此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在远东，能够起到类似作用的是日本。斯皮克曼把麦金德的视角挪到了美利坚大陆，因此，他对日本另眼看待：即便战胜日本也不能摧毁日本，以便让它在美国操控下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我们能够遏制日本对亚洲的再一次征战，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歼灭日本军队，将西太平洋让与中国或苏联。（《美国战略》，页436）
战后的美国不正是按这种战略在行事吗？
美国在二战后如何打造“和平秩序”
日本虽然战败，日本的右翼政治人和史学家却从不承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种“和平秩序”构想在观念上失败，其理由在于，这一构想所包含的政治诉求具有正义性质，即让东亚摆脱西方帝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这种论说显而易见是明目张胆的欺人之谈，因为它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自19世纪末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日本模仿欧洲式的政治恶习，儒家文明圈的传统东亚国家要么已经亡国（朝鲜和越南），要么正在亡国途中挣扎（中国）。
美国凭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绝灭性武器克制日本的霸权之后，是否会给东亚带来正义的“和平秩序”秩序呢？东亚人民有这样的期待并非没有根据，毕竟，美国的立国实际基于“独立自主”的正义原则。否则，脱离远隔大洋的宗主国的“独立战争”算什么呢？东亚人民有理由期待，美国会主持公道，在克制日本模仿欧洲式的霸道之后会让东亚实现独立自主的“和平”秩序。
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公园的中心广场举行的40多万人集会上，胡志明发表了越南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的演讲。今天的我们难以设想，胡志明以美国《独立宣言》起头的词句开始他的演讲。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帕蒂少将当时正在河内，他受命前往越南看望刚刚获释的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战俘。在演讲之前，胡志明曾给这位美国将军看过演讲稿。帕蒂回忆说，他对胡志明引用《独立宣言》开头的句子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这段话属于美国人民，其他人都不应引用”。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发表演讲
胡志明的演讲开篇引用的《独立宣言》中关于“人权”的著名宣称其实来自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但胡志明把“人权”诉求转换成了政治体的“独立自主”诉求。这并非不可理解：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的支撑，所谓“人权”不过是一句空话。由此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一条正义原则，而且是古老的政治原则：在希罗多德的《原史》中，“自由”这个语词共71见，主要指政治体不受别的政治体支配的“独立自主”（autonomiē）。
接下来发生了让人惊诧的事情。英军率先进入日本投降后的西贡，但“在释放被日军关押的法国战俘的同时，却强行压制越南人的独立运动”。英军指挥官甚至“命令尚未被遣返的日本士兵向越南人开枪”，以“恢复秩序”。在动乱中，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年轻中校被越南独立同盟的战士误当英国人开枪打死，胡志明得知消息后“明显在颤抖”，他担心美国政府会因此收回答应越南获得独立的承诺。他没有想到，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支持越南人从法国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自由的诉求，不是为了一个年轻中校的死，而是为了与法国结盟，美国政治人觉得“以牺牲越南的独立权为代价似乎微不足道”。[23]
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所谓“门罗主义”，拒斥域外势力插足美洲的“和平秩序”；193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重申美国抵抗跨洋干涉的决心”（《美国战略》，页88）。胡志明以为美国帮助越南成为基于《独立宣言》精神的国家，却不知道斯皮克曼早在1942年就已经致力于打造美国“跨洋干涉”的决心。
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
无论麦金德还是斯皮克曼都没有预见到，二战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与俄国就走向兵戎相见的边缘，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形式下的战争。[24] 1945年年底，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1904 - 2005）在莫斯科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伯林（1909 - 1997），两人与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从吃晚饭“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钟”。伯林让凯南相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美国在制定对苏政策时，应该以此为基础。[25]
两个月后（1946年2月22日），凯南写下了那篇促使美国对苏采取“遏制政策”的著名“长电报”，据说写得“措辞优雅、情绪激昂”。随后，“凯南急于想唤醒更多的［美国］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出任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了给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官员讲解国际形势，凯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恶补“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其中肯定少不了斯皮克曼的大著（《凯南日记》，页186）。
1950年元月，美国政府宣布了自己在远东的防御线：日本和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远东基地。半年后，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事发当天（6月25日），一切情况都还不明朗，凯南在白宫对国务卿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迫切，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凯南日记》，页231）
凯南在日记中接下来写到，总统随即下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北上，并授权海军从太平洋海岸调动部队向西推进以加强兵力”，“授权麦克阿瑟负责空中掩护”。看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美国首先采取的是针对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逼中朝边界，遭到共产党的中国军队的毁灭性打击。1950年12月3日，凯南在白宫见证了美国面临的恐慌：“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36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当时，美国军方高层甚至打算放弃整个朝鲜半岛，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则出于政治常识坚持认为，“为了声誉和士气，必须执着地坚持下去。”（《凯南日记》，页251 - 253）
1950年9月，朝鲜民众在被轰炸后的废墟中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结尾”时写下的那些论断，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凯南看似凭靠自己的天赋政治直觉做出决断，其实很可能得归功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恶补“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凯南后来被称为“遏制政策”之父，这指的是他制定了遏制苏俄的政策。现在我们知道，在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时刻，凯南也发挥过关键作用，而斯皮克曼则是当之无愧的“遏制中国”政策的“教父”。[26]
二战之后，英国与德国两败俱伤，在凯南看来，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在远东地区同样如此。凯南在1950年代的巡回演讲后来结集为《美国大外交》，这部文集为美国人的国际政治意识教育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其中有专文讲到亚洲尤其中国。[27]
1990年，苏俄瓦解之后，欧亚大陆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体足以联合大陆势力。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米尔斯海默在为《美国大外交》重版写的序言中说，即便“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从欧洲撤军“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28]
因此，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如下建议：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美国大外交》，页14）
我们知道，美国自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长期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并把中国视为苏俄帝国的附庸。二战以后，苏俄崛起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政治单位，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成了美国与苏俄战略争夺的场所，或者说置身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争夺地带。然而，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突破美苏夹击之后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和平”与“中国和平”迎面相撞
在例外状态下，美国不得不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进攻”——米尔斯海默提到的例子是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尽管这次“尝试导致了灾难”（《美国大外交》，页22）。
“仁川登陆”战役之前（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直接授权麦克阿瑟把战争延伸到半岛北部”。
尽管美国军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杜鲁门总统还是担心，一旦联合国军在没有完全打败对方的情况下停止进攻，会在国内造成“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政治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会把任何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停止进攻的计划视为对共产党的“绥靖”。[29]
直到今天，美国的政治战略家米尔斯海默仍然说：
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30]
这一观点让笔者想起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一致性：警惕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势力的包围具有道义优势，即麦金德所谓的捍卫“民主的理想”。斯皮克曼同样宣称，英国和美国抵御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是在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标准”，因为这两个“霸权国家在原则和理念上的发展与整个西方文明进程背道而驰”（《和平》，页61）。
这样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但实际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却未必耳熟能详。斯皮克曼清楚地知道，美国能够击败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势力，凭靠的是自己在“军备上的成功”和善于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非凭靠“民主的理想”，因此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对许多武器和战术进行重新评估。”
何况，斯皮克曼与麦金德都很清楚，在这次战争中，与美英结盟的苏俄帝国并非持有英美式的“民主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表明，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标准”而干预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西欧和进逼英国，也没有干预日本帝国公然对中国全面入侵。斯皮克曼有理由说美国是反法西斯的伟大的国际武士吗？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米尔斯海默在重温凯南的“遏制思想”时忘了提醒美国人，凯南认为美国的“致命弱点”是信奉“自由民主”观念。在凯南看来，“自由民主”有如“一种史前动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因此，凯南最为担忧的事情是，美国人成了“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31]
1968年7月，一名美国第九步兵师的士兵使用M79榴弹发射器引导直升机进入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部边缘的行动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的中译本出版于1965年，当时，美国干涉越南内政的战争已经全面升级，或者说美国正积极推行斯皮克曼制定的“遏制”战略方案。如今的美国人自己也不认为，插手越南内战是正义的战争，何况美军还使用了种种非人道的战术手段。[32]所谓“遏制”不过是“干涉”的代名词，毫无正义可言。
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的兵力已经达到20万，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再度面临“美国和平”的战争威胁。毕竟，由于美国在1950年6月重新介入中国内战，阻止新中国建立自己的国内和平秩序，这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内战状态。美国人不可能告诉中国人：美国南北战争时，大英帝国曾试图阻扰美国的统一，北方的政府军如何凭靠武力排除外部势力的干预。
不难理解，在1965年，很少有中国读书人会在意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因为，当时的我们都清楚何谓“美国和平”。1970年秋天，笔者正上初中，学校组织学生看了一部关于越南战场的纪录片：片头以静默的画面首先纪念为拍摄此片而牺牲的27位中国战地摄影师。随后，笔者看到美军轰炸越南北方的实况记录，其战况之惨烈让笔者迄今难忘。
北越小朋友在露天唱歌
50年后的今天，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突然之间有了两个新译本，其中一个属于“地缘战略经典译丛”。[33] 在这个新译本中，斯皮克曼的一段话被删掉了。斯皮克曼在1943年时说，如果日本战败，那么，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远东地区的支配性强国，前提是它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并且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而能够平衡中国大陆强国的只有北部的俄罗斯。如果西方各大强国还想在这一地区保持影响力，它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海空力量寻求岛屿基地。考虑到中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毫无疑问地是有限的，上述基地足以遏制中国完全统治远东的图谋。[34]
这让笔者感到非常奇怪：难道有人要为罔顾国际正义的“美国和平”打掩护？
斯皮克曼随后再次说道，
随着日本在这场大战中战败，中国大陆沿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将不再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国将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和平地理学》，页79）
这句话没有被删掉，是否因为斯皮克曼在这里没有提到必须“遏制中国”？
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如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脑筋有一个自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定见：美国的所有行为都出于正义。
1999年，美国毫无顾忌地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表明，直到这个时候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正眼看待的地缘政治单位。仅仅两三年后，坦布斯就在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导言中几乎是以惊呼的语调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战略是毛泽东的“延安道路”的延续，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35]他发出警告说，即便美国在战略空军和导弹技术方面占优势，抢先实施了极地战略（Polar Strategy），并致力确保核均势以及限制核扩散，仍然需要“恢复麦金德的战略视野”（《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页160）。
遭到轰炸后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自19世纪末崛起以来的地缘政治意识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一直非常模糊，而且显得游移不定。二战结束之际，幸好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体，即便在内战状态中，中国人仍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入侵。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共内战持续时间不长。否则，随着域外势力插足，中国自身也难免会成为一大破碎地带。
余论
二战之后，美国帮助英国逐步收复失地，如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所说：英国国旗覆盖的地方，现在应该覆盖美国国旗。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该轮到美国来建立东亚的“和平秩序”了。冥府中的斯皮克曼会自豪地认为，他的观点富有预见性。第一，由于美国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迄今没有“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只要美国能够永久阻止中国的统一，中国就毫无疑问地不可能成为远东地区的强国。
第二，美国在战后强制战败国日本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1951年9月），为自己的海空军事力量找到了天然的“永久性”岛屿基地，接替了大英帝国对心脏地带形成包围的战略前沿东端的防务。换言之，凭靠并不道义的绝灭性武器，美国的确彻底摧毁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可是，美国又重新扶起倒地的日本法西斯政客，让他们重整日本军事和军工力量，使整个日本岛成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沿。
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D.D.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
第三，朝鲜半岛停战之后，美国随即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8月），进一步巩固了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端的军事占领。
斯皮克曼唯一看走眼的是，他以为东亚北部的俄罗斯可以平衡中国这个边缘地带大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与俄国联手压制中国（《和平》，页77 - 78）。斯皮克曼没有想到，美国在战后独霸日本，除了凭靠并不道义的绝灭性武器，与苏俄化友为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并不难理解。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感到俄国人的威胁，而欧洲人自己则不应该忘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曾实施“向斯拉夫人进军”的行动。可以说，俄国人与欧洲人的地缘政治角力长达数百年之久。[36]
美国就这样建立起了延续迄今的东亚“和平”秩序，但这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吗？美国的政治家或政治学家会说：美国只承认Status Quo State［基于现状的状态］，不会承认Status Quo ante［在此之前的状态］，即实际上主张Status Quo Power［基于强权的现状］。为了让这种没有道义可言的政治原则得以成立，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必须发扬马基雅维利式的非道德化的政治思维传统，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免在政治辩论中被论敌攻击的机会。
基于美国式的“东亚和平”秩序，当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大谈“中国威胁”论，并无正义可言，只能说有他的道理而已。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是一种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就只能被迫在“美国和平”的前提下谈论地缘政治博弈，除非我们的脑子已经把“美国和平”视为正义的秩序。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与防卫政策的重要分析家，艾利森（1940 - ）教授曾任里根政府国防特别顾问，参与过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国对外决策的制定以及危机处理。他的《核恐怖主义》（2004）一书曾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图书100部之一，而他提出的著名问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迄今人们仍在热议。[37]
对此我们值得提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和韩国，还不断出售武器给中国的台湾，艾利森提出这一问题的正义理据何在？如果俄国军队驻扎在古巴，并在那里部署了大量导弹和先进战机，然后俄国政治家问美国人：“俄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难道美国政治学家不会觉得这个问题荒唐？
注释：
[1] 坦布斯，《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2002），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178，亦见页174，177。比较吉原恒淑、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2010），钟飞腾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2] 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2009），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2017，页16。比较S. B. Cohen，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London：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3]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20。
[4] 麦金德，《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摘译），见麦金德，《图解大国陆权》，何黎萍编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页212。
[5]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006 / 2012。
[6] 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王姗、郭鑫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425（以下简称《美国战略》，随文注页码）。
[7]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基督教》，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53。
[8] 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页147（以下简称《和平与战争》，随文注页码）。
[9]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中世纪晚期》，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237（以下简称《中世纪晚期》，随文注页码）。
[10] 施特劳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见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叶然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236 - 257。
[11] 参见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小卷］》，殷冬水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英译本“编者导言”，页50 - 60。
[12] 施拉特，《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娄林主编，《拉伯雷与赫耳墨斯秘学》（“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页140 -158 。
[13] 康灿雄，《中国影响下的文明与国家的形成》，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37。
[14] 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页295（以下简称“史华慈文”，随文注页码）。
[15] 王庚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前揭，页37。
[16] 若林正，《从身处危险到从中获利：江户晚期到明治时代的鸦片》，见卜正民/若林正编，《鸦片政权》，弘侠译，合肥：黄山书社，2009，页81 - 83。
[17] 克雷佩尼维奇、沃茨，《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张露、王迎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页264 - 285。
[18] 乔丹、威斯特，《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穆强、金存惠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页117 - 121。
[19]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朱任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页16 - 17。
[20]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48。（以下简称《和平地理学》，随文注码。）
[21] 比较吉尔伯特，《美国历史地图》，王玉菡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2] 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页196 - 198。
[23] 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寅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5 – 7；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与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詹涓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页129 - 157。
[24] 比较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王振西、钱俊德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25] 凯南，《凯南日记》，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董昱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页179（以下随文注页码）。
[26]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7] 凯南，《美国与东方》，见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页53 – 68。
[28] 凯南，《美国大外交》，前揭，米尔斯海默“序言”，页13 - 14。
[29] 艾泽曼，《美国人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67。
[30] 凯南，《美国大外交》，前揭，米尔斯海默“序言”，页23。
[31] 凯南，《美国大外交》，前揭，页31。
[32] 卡普托，《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蒋小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33]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以下简称《和平》，随文注码）。
[34]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林爽喆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页74。1965年的中译本中也有这句话，比较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论》，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100。
[35] 坦布斯，《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前揭，页171。
[36] 爱伦·丘，《俄国历史地图解说：一千一百年俄国疆界的变动》，郭圣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7] 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