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生|从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谈重新认识中国

【文/郑鸿生】

七十年代初发生在台湾各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参与者基本上都怀抱着中国身份。就年龄而言，如果包括研究生的话，他们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属于所谓的战后婴儿潮世代，或就称作战后新生代。就台湾人而言，这个战后新生代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是接受现代中国身份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是台湾在回归祖国之后，第一次正面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代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必须从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长辈说起。

一、没有国家观念的乙未世代

台湾战后新生代的长一辈，也就是我的父母亲那一代，都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出生，权且称之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只是他们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而不是现代中国教育。

乙未世代与他们的再上一代，即前清遗老的我的祖父母辈相比，他们是现代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是具有国家观念，以中国大陆为例，它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逐步进逼的压力下，经过变法、辛亥、五四、北伐、抗战与解放，以自己的步伐与方式，自主地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就在如此奋斗了数十年之后，到了抗战时期才达到高峰。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湾人，相较而言却很遗憾地没能参加到这个历史过程，以至于没能养成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他们会有很强的现代文明观念，但不会有日本殖民教育里的国家观念，因为作为次等国民是不可能有的。后来日本在一九三○年代发动侵华战争时，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日本皇民的资格来诱使台民为帝国而战，然而已经太迟，却也留下了祸根。

所以说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留下有着现代文明观念，却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一整代台湾社会菁英。接着又发生“二二八”事变，更无助于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国国家观念了。因此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的思想成长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我们并没能够在家里从上一代学习到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

1971年4月10日，保钓队伍在美国国务院前抗议示威

二、台湾战后新生代重新认识中国的三次转折

台湾战后出生的几代人的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主要是从学校学习来的，这是他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们在这方面历经了三次转折，学习到认识中国的三种思想框架，简单说就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三套西方传来的现代思想；在时序上也分别开始于五十、六十与七十年代，直到现在也基本被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就来简单叙述这三种思想及其相应的历史时期：

台湾战后新生代首先是从五十年代起国民党的反共民族主义来认识中国。虽然国民党的这一套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五十年之久的台湾，是很不接地气的，但是对于当年生活在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却是生命成长中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恋，是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决运动与1971年的保钓运动的基础动力。然而后来在七十年代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代表性之后，这套思想却吊诡地经过改头换面，也成为分离运动的内在驱力。

接着而来的是六十年代起美国思潮开始向台湾社会传布而形成的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可以概括为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视野来认识中国。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而言，这是在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之后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启蒙，追求的不再是国族这种大集体，而是个人的发展，就是所谓的个体解放、自由民主、反国家、反威权、全盘西化等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柏杨批判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说、李敖的个性解放与青年崇拜，以及美国新闻处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图书，用来宣传美式民主自由、现代化理论与前卫艺术。这些话语是与国民党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对着干的，特别投合当时进入青春叛逆期，在苦闷的联考教育体制下寻求解脱的第一批台湾战后新生代。这套可以笼统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强大指引，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随着台湾对美国的开放，欧美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各种思潮，也透过各种管道渗入台湾。虽然这些东西在少数的进步知识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发对中国认识的反思，但是提供给六十年代战后新生代的整个思想氛围，基本上还是亲美反共的。

台湾战后新生代一直要到七十年代，才在保钓运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开启了从社会主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视野。保钓运动所开启的重新认识的中国，却是“文革”高潮时的中国，有很多遮蔽与扭曲，但即便如此，却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权的眼光，所谓的帝国之眼，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先祖了。

虽说这是战后台湾青年的第三次启蒙，但是这视野在当时戒严的环境下却必须以十分隐讳与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现，不像美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公然宣扬。由于社会主义观点只能局限在少数圈子内，因此就一直没能在台湾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然而作为广义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苏联垮台后欧美流行的各色各样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严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流行开来，并且影响到如何看待当代中国。

保钓爱国人士致尼克松的信

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是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几百年来的三大思想支柱，在战后藉由各种政治或社会载体，影响着台湾战后几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今天台湾对中国认识的纷纷扰扰，不管“统独蓝绿”，也无论政治或社会运动，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三种西方启蒙思想的主导、纠结与局限。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是从自身社会产生的思想（甚至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不论互相如何争论，都在共同制造对当代的以及历史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并进而在生活与感觉层次上形成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与成见。

当然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还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的一些人物与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贯道与“人间佛教”的各种教团等。他们与国府的关系，除了早期的一贯道外，大致相安无事。同时台湾的乡间邻里也还保存着日据五十年劫后余生的地方传统文化与习俗，虽然这一部分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忽略与压抑。然而这些属于传统的东西在当年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中却比较缺乏吸引力，也没能形成具有改变社会的政治动能，因而在社会上一直有着保守的形象，被进步知青视为落后中国的苟延残喘。

三、五十年后的再一次重新认识中国

可以说，今天台湾人认识中国不脱以上这些学自西方的思想框架，及其各色各样的变种。这些互相纠结、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让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时显得捉襟见肘，何况这些思想框架面对当下的西方本身的困局，也已经力不从心。说到底这几种思想框架本来就是西方世界因应其自身问题而产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被夸张成普世价值。这些东西被拿到中国来，确实在特定时空下提供中国解决了不少与西方现代世界碰撞的问题。且让我们用“体用”关系做比喻，这些思想毕竟只是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要拿这些东西来当成可以让人安身立命的“体”，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顿。

如今保钓运动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当这些属于用的层次的思想框架占据了体的位置，就会变成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要求我们要再一次的“重新认识中国”，这即意味着必须超克这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从中国自身这个“体”来认识自我。多年来两岸都有不少人开始反思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道路，我们显然迎来了再一次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而是能真正地寻回自我。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次横跨海峡两岸、具有真正自由与创造精神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