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传统医学面对5000年大变局，要感谢新中国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里的佼佼者，不断演变革新，为亿万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然而自现代医学崛起，它也和各地的传统医学一样，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可谓是“五千年大变局”。

1879年，清代还陶醉在“同光中兴”里，学者俞樾就写出了《废医论》，后来又写了《医药说》，主要观点即是“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俞樾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当时接近60岁的俞樾，痛失配偶，而之后几年长子、次女相继病逝，令其进一步反思传统医学的局限性。

不要以为他只是个老愤青，作为大学者，他对《黄帝内经》“探赜索隐”、“辨讹正误”，据称自己也能“处方治病”。

同时，他的命运也是许多国人的一个缩影：众多亲友病故，令人对传统医学产生怀疑，“西医”不仅提供了新的希望，也提供了众多立竿见影的药物与疗法。

虽然当时的现代医学也不是尽善尽美，甚至距大名鼎鼎的青霉素发现还有正好50年，但科学家早已提取出了吗啡、奎宁，1859年水杨酸盐类镇痛药也合成成功。

在生理方面，哈维1628年就发表了《心脏运动论》，到1846年已经有了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1865年，巴斯德用了石碳酸（苯酚）消毒法成功进行骨折手术。

另外在细胞学、细菌学等方面，现代医学也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任何中国人只要看得懂相关介绍，不可能不留下颠覆性的印象。

更何况还有大量实例，图为清末佛山医院的白内障手术

之后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有忽视“中医”，或废止“中医”的政策，但同时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弹。

传统医学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废除传统医学，以民国的教育水平，一时间也不可能培训出多少靠谱的“西医”来填补空白；以民国的经济水平，即使培训了这些“西医”，普通老百姓也根本没有多少钱去看病。

当然，换个角度看，民国的基层治理能力极为低下，即使真想做，也根本无力真正“禁绝”传统医学。

1929年，抗议废止中医的代表合影留念

因此，如果中国保持在民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传统医学也不会完全消亡。

既然不会消亡，为何又说“要感谢新中国”呢？

不消亡只是底线，各地的传统医学也没有真正消亡，在落后地区原样保留的并不少，在发达地区则转型成“替代疗法”。中国传统医学能够摆脱这两条“歧路”，还是要感谢新中国的。

首先，是指导思想的确立。“废医”的思路在建国初的短短几年内，就完全被废止。1950年，在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中列入“团结中西医”。1952年，又加入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成为四大方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与民众的实际需要。

任何“中医粉”“中医黑”都应该好好看看“团结中西医”这五个字，它也是后来中西医结合的先声。大量中医在新中国的进修中受益匪浅，补上了很多生理学、流行病学的基础知识。部分“西医”也开始学习了解传统医学。

1958年，毛泽东主席对卫生部《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与指导思想的变革相应，一建国便成立的卫生部里面就设有中医科，1953年5月升为中医处，11月更是升为中医司。

其次，是传统医学的正规化。

我之前曾经写过：

过去的医学教育是学徒式的，非常粗放，学的时间有长有短，“带教”或者说让其帮工的内容也各有侧重，比如有的人带徒弟可能多给点临床实践机会，有的可能是抄、看病历更多，有的可能草药认得多些、炮制学的多些。

……

甚至有些地方的行医者没有什么传承，就是“民间爱好者”，比如自己看医书琢磨的，或者从各路游医那里零零散散学的。像自己泡药酒的，自己尝试配药的，也大有人在。

但他们也可能“出道”，在乡间积攒起名声，开过的方子也可能在当地流传开来，甚至被收录到某本书籍中。

有些积极实践的“爱好者”自己有其他营生，未必会正式开业，但在非正式的传授后，“徒弟”也有可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开业，成为新的医术起点。

另一方面，即使老师傅带出来的徒弟，也可能有传承不好，成为医术终点的。

总体上讲，不管是师父，还是培养出的徒弟，水平都参差不齐。现在流传下来的知名流派、名字号，只是凤毛麟角，全中国的大部分医生，要是放到现在某些“中医粉”的严苛标准和美好想象之下，最好的评价大概都只能是庸医。

新中国要发展传统医学，无疑要改变这种“生态”。从上层来讲，1950年设立了中国药典委员会，1955年设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建立了“老四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新校内还有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图片来源：博物馆官网）

后来各地陆续有一些中医院校建立，院校下面也设立附属医院。到1960年，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至少超过300所，虽然不可能都达到“老四校”附属医院的水准，但对众多城市居民来说，提供了适当的医疗服务。

但此时，中国农村医疗在人力、物力方面有更多不足之处，搞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就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探索。

“赤脚医生”一般从当地的医学世家中，或从有一定文化、略懂医术的人，或者就从一些文化青年中挑选，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各地时间长短不一，“中西医”比重也没有定数，但一般都有涉及，因为要提供基础服务。

现在有些人提起“赤脚医生”就充满鄙夷，甚至连有些“中医粉”也认为中医内容是瞎学，但结合旧中国原有的糟糕的传统医学生态来看，其实是一种在客观条件限制下的正规化努力。

赤脚医生邮票，图片来源：中国邮票目录

再者是医疗医药机构的公私合营、国有化与改革。

1954年，同仁堂的乐松生带头公私合营，1966年完全成为国企。50年代，全国各地的中医药机构大多都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

我的曾祖父过去在上海卢湾区开了“济生堂”，堂曾祖父名字里有个“良”字，开了“岑良心堂”。两家都在现在的新天地附近。

朋友找到网上曾有人售卖岑良心堂的标志，不过未及时买到

在公私合营的浪潮里，两家也不能例外，虽然家族无疑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放在全国来看，公私合营与国有化，对整个传统医学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自古以来，所谓“医药不分家”，这也是全球各地传统医学固有的特色。医生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有可靠的帮工，就能建立医药兼顾的机构。

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成熟，医药在管理、应用、研究上，不可避免地需要大合小分。

“大合”是要在财力、物力、人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才能有效推动传统医学的发展。一堆私营医药机构，是难以与较大规模的教学、研究有效结合的；而最终国有化后，就可以统筹管理。

还有一点很关键：相比过去而言，不同流派、不同山头也可以在一个相对公正中立的平台上，在一定程度上合作起来，共同总结经验，阐释现象，推动传统医学的进步。

“小分”是要在分领域专职学习实践，才能提高专业性。大量的中医药机构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也强化了这方面的改革。医学人才可以进入医学院，药学人才则可以帮助培养药剂师。

据我父亲说，他那会儿碰到医生或中药店店员，对方看见岑姓，有时还会问是不是“济生堂”或“岑良心堂”的人，甚至还有曾祖父直接带过的人，会说些他的故事。这也算是公私合营与进一步国有化后，家族继续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体现吧。

另外，私营机构抗风险能力不能和国有机构比，除了市场因素，还会因为人事、家事的变化而受到冲击，未必就能坚持下去，甚至试图偷药方这种事，据长辈说家里也发生过。国有化后，这些干扰也会大为减少。

有了这些纵贯上下，涵盖城乡的根本性改革后，整个传统医学的“生态”才有了巨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举措，也就得以推行了。

很多“中医黑”津津乐道于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各种古籍来，有大量不靠谱、甚至令人恶心的方子。比如《本草纲目》的“金陵本”里有大段人屎入药的内容，但在目前很多通行的版本里，只剩人中黄一例。

类似的大量修订“洁版”古籍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在新中国，组织专家团队完成的。

毕竟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有余力做这事；也只有政府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简单地一味褒贬，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在传统医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学术期刊的创立，学术研究的开展，教学资源的编订等无不如此。屠呦呦获奖，归根结底还是党和国家组织大团队攻坚的结果。

而且，传统医学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间也会有波折反复，需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才能稳步推行，遇到像“中药注射剂”这样的新问题，也能及时纠偏调整。

到了新时代，《中医药法》的制定与施行，更是在调和传统与现代、稳步发展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比如既“支持应用传统工艺炮制中药饮片”，又“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研究”等等。

放眼海外，世卫组织在全球医学纲要中纳入“传统医学”，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疑有重大影响，如果仍旧停留在传统医学过去的生态，面对5000年大变局走上“歧路”，会有现在的结果吗？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中医粉”“中医黑”经常在网上大战。有些“中医粉”反对传统医学现代化的道路，认为新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体系、科研体系都是错误的；而有些“中医黑”也反对新中国的传统医学政策，认为应该尽快“废医”。

好在传统医学界的主流始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前行，不大可能受到这些网络口水的影响。虽然现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传统医学的未来依然是光明的，如果在去芜存菁、解读机理的过程中，形成重大突破，甚至有可能产生全新的“中国现代医学”，这将是真正的为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