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真理诞生于血泊之中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的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为什么说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会议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而促成大家接受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的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
秋收起义木刻画（图片来源：网络）
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了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不经过渡就被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
共产党从城市转到农村，建立了根据地。环境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4]，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课题费，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莫斯科，前排右一为王明
欧洲地形图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家王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中国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高山峻岭中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5]。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6]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家是“博导”，还是“教授”，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7]。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8]，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9]。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第三、第四反“围剿”失败后，又来了一个湘江之战，我们中央红军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王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辩。在一次次，特别获得湘江之战的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0]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行渡过大渡河、占领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反映湘江战役的油画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长征对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泽东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2]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3]同年7月1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纪念党的生日集会时说：“中国革命21年来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14]1943年，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明白：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5]
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6]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7]。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18]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到真理。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19]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齐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张文木老师在毛主席旧居前的留影（作者供图）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20]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21]，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22]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3]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相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这又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流民冲垮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而人民却成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我们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失去公有制，人民就将变为可以动摇政权基础的流民——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正是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要铭记的。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 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5] 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6]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7]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的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进再次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8]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共代表。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9] “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1]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16]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7]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8]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1]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2]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3]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者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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