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丑陋的中国人》为何不配与鲁迅相提并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武】
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一直以“斗士”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向来不留情面，这一点也影响到了不少后来人。
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名义，在海峡两岸出版、畅销多年，影响深远，尤其是“点拨”了许多年轻人。
这样一本书在境内一版再版，在一些网站上评分还不低，奇怪的是，对于书中严重的偏见，网上却很难搜索到有人全面地指出和反驳。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出《万历十五年》批判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法律”是大而化之的偏颇之论。因为，健全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到人心，普遍的道德也离不开制度的建设，这两者不可能是对立和替代的关系。今天的许多事实，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育的意义，因为人心的治理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难题。
像香港目前的情况，如果对警察全部顶格处理，对暴徒全部底线处理，那样的法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根本治理不了人心。
相比之下，《丑陋的中国人》存在的问题就不仅是偏颇了。这一点，李敖早已指出：
“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的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懦弱垫背……”
即便不指名道姓，要批判国民劣根性也并非不可以，但首要的条件是态度公允、举证准确，不能有太多的偏见和私货，比如：
“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
又如：
“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
这样的例子，即便对存心要批判中国的人来说，是不是水平也太低了？
而作者似乎也并不是真想要批判，他也算敢于表明心迹：
“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看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看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心态，恐怕连“崇洋媚外”都算不上，是恨殖民者来得晚了啊。
柏杨大力批判的“缠足”，其实，这根本谈不上“中国人的劣根性”，因为在宋代以前并没有“缠足”的记录，到了近现代也渐渐就废止了，显然这种陋习不能上升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层面。
维多利亚时期的欧洲人，将患上肺结核视为女性美丽的标准。为了美白，她们敷含鸦片的面膜，用氨水洗脸，以有毒的朱砂当唇釉，甚至还用砷水沐浴。套用柏杨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
为了迎合细腰的时尚，当时的女性长期佩戴不符人体结构的束腰，以呼吸不畅、娇喘连连的病态为美，压得五脏六腑都漂移了。套用柏杨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
使得裹小脚渐渐消亡的，是高跟鞋在明末清初的传入。一个社会的风尚、陋习，往往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民族劣根性或者文化基因的角度，就完全找错了问题。
而柏杨最重要的一个论断，则是所谓中国人的“酱缸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柏杨明确讲到了“任何一个民族”，但他却又把“酱缸文化”贴作“丑陋的中国人”的标签，实在是令人费解。
柏杨的“酱缸文化”之论，虽然逻辑就有缺陷，可因为据说有伟大的人物——鲁迅曾经也作出过中国人有“染缸文化”的论断，因此就没有人敢驳斥了。但鲁迅的批判有力与否，与柏杨的偏见是否成立，这真的有关系吗？
对鲁迅先生，我同样满怀敬意。鲁迅最高的成就是小说，相比之下，杂文就等而下之了，即便认为应该把鲁迅从神还原为人的夏志清，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辟一章来介绍鲁迅，对鲁迅的小说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而一直流传的那段“染缸文化”的话，则是出自鲁迅给许广平的书信。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段话的上下文背景和写作场合。
在网上搜那段话，得到的结果基本都是片段，下面根据《鲁迅全集》，我给出这封信的全文。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三月十八日。
鲁迅这里所谓“黑色的染缸”、“漆黑”，到底讲得是什么？在这封信里，其实是有所阐述的。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根据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的研究，鲁迅从小就喜欢一个豪侠肩住闸门的传奇故事，他曾经写道：
“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黑色的染缸”这个意象，与其说更接近柏杨的“酱缸”，不如说更接近鲁迅要用肩扛住的“黑暗的闸门”。
这种黑暗，到底有什么内涵？夏济安做了精彩的分析：
“黑暗闸门”的重压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二是他自身不安的内心。鲁迅强烈地感到这两股力量压迫着他，穿透着他，却又无可逃脱。他相信年轻一代可以不受这些重压的烦扰，自在地成长生活。这观点你或许并不同意，但无可否认，鲁迅的确在绝望中发出希望的吶喊。他英雄的姿态暗含着失败，而他选定的立场则更近乎悲剧。鲁迅援引千斤闸压死豪侠的典故，大概也是他自觉无力对抗黑暗，只能自我牺牲吧。正是这种领悟，让他的作品里总萦绕着一种哀情，也成为他天才的标志。
倘若有一种事物，如同黑暗的闸门，神秘迫人，无可挽回，可将光明彻底斩断，那一定是死亡。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甚至全人类，都是难以承受之重。不论是反动派，还是进步人士，都不得逃脱。要获得幸福，唯有像斯宾诺莎一样，不去考虑死亡的命题。然而，尽管鲁迅身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他却明显感到这骇人的重担。
希望与理想被鲁迅作品的阴郁所冲淡。在散文诗和短篇小说中，他熟练地刻画死亡的丑陋，故事里的许多活人也都脸色苍白、眼神冷漠、行动迟缓，与行尸走肉无异；葬礼、墓地、行刑、砍头，和生病，更是鲁迅反复想像、创作的主题。死亡的黑影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蔓延，从《狂人日记》中死亡的隐约威胁，到《祝福》中祥林嫂的悄然消逝，再到真正的死亡的恐怖：如《药》里被砍头的烈士和患痨病的小栓，《白光》中追求虚幻白光，最终溺水而死的老学究，还有《孤独者》中面含冰冷微笑的死尸。不过，反观《阿Q正传》，当死亡降临无知的村民，“大团圆”或许倒也有它可喜的一面。
除死亡以外，还有一样是鲁迅绝对憎恶的，那就是有着“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的旧中国。从他的演讲和作品来看，死亡本身与以死亡为象征的旧时代，他似乎更惧怕后者。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旧中国和死亡，鲁迅更憎恶哪个？作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应当更厌恶前者。但他也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想必死亡才是他更痛恨的东西；况且，凭他对革命的热情，也只足够应付他自己背负着的死魂灵，更不必说整个旧中国了。
总结一下。
1. 鲁迅的作品是黑暗的。他人生观中许多黑暗的看法，在这样一封书信中有所表露。比如，“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2. 这封信的主题是非常深刻的，探讨“过去和将来”，探讨对黑暗的抵抗，探讨的是“世界上无论那一国”都要遇到的根本性的问题，“实有”，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的。鲁迅真正的敌人是虚无主义，是一切价值的“死亡”。鲁迅反抗绝望，反抗的是这种生命深处的绝望。
如果你还不理解这种绝望，对这样的句子你是否有所感受：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阮籍）
“生命就是在礁石丛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礁石，那么最后朝向的就是死亡。”（叔本华）
（这两个例子参见骆玉明的演讲：《鲁迅与魏晋》）
面对这种黑暗和绝望，鲁迅是凭靠什么力量和精神加以反抗的呢？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鲁迅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3. 相比之下，批判旧中国社会，乃至要上升到民族性的问题，在信中根本不是主题，也不够分量。
在鲁迅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并没有用“染缸”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集中论述，鲁迅是一个艺术上的天才，他不是一个愤青（至少相当程度上不是）。
无论如何，只要将鲁迅的原文与柏杨的原文加以比较，都可以得到显而易见的结论：《丑陋的中国人》根本不配和鲁迅的文字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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