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华：上海象棋七十年——我的象棋故事

【7月21日下午，原上海棋院院长，全国著名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先生走进上海图书馆，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上海象棋七十年——我的象棋故事”的讲座。观察者网全文整理****胡大师与上海象棋七十年的往事，以飨读者。】

（整理/ 观察者网 武守哲）

各位书友，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说老实话我讲象棋随便讲几个小时都没事，但是讲故事这是第一次，特别是在上海图书馆。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下棋，非常得益于上海这么一块象棋基础非常雄厚，氛围相当好的城市。老人们还都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当时街头巷尾男少幼下象棋的都很多。我讲几件事情向大家说明当时的上海象棋是多么兴旺。

坊间绰号“胡司令”的胡荣华大师在讲座现场

上海——中国的象棋之城

1950年，杨官璘刚到上海，当时从上海三流棋手开始攻，一关一关过，相当于在少林寺打十八罗汉打出堂的。1951年之后他每年都到上海，是一步步从上海二三流棋手一直打到顶尖棋手，一直到1956年获得了全国冠军。某种程度上，是上海象棋氛围和基础造就了杨官璘这一代棋王。

1951年杨官璘和郭盛安在国际饭店下十番棋，当时现场卖票5毛钱一张，有200个人看。可想而知，当时上海的象棋多么兴旺。

当时在上海大兴公司八楼的露台，每年夏天每天都有象棋表演。出场的棋手有杨官璘、何顺安、朱剑秋等等，还有一些二流棋手。

当时特级大师的出场费是12块，董文源当时是包场地的，包一场是30块。如果两个都是顶级棋手，一个人12块，挂棋、报棋去掉是26块，董文源是包工头，包赚4块。如果是个差一点的二流棋手，董文源只给10块，甚至只给8块。有一次据说一个区级棋手，董文源让他下了一场，结果最后没有给钱。那个人说我怎么没有出场费？董说我让你出场就给你面子了，你怎么还想要钱？所以说当时的象棋确实很兴旺。

同时，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朱剑秋老先生承包了大世界，规格和大兴公司是一样的。后来杨官璘把成绩带回了广州，广州有关领导和中南局宣传局的部长吴南笙是中国象棋谱作者和编写者之一。杨官璘回到广州之后，广东方面要成立《象棋月刊》以及付杨官璘的工资。

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

参照杨官璘在上海的出场费，12×30就是360块。但是冬天杨官璘是要回上海的，工资只能算一半，所以当时杨官璘的工资是180块。上海棋院成立的时候，陈毅老总专门发话，说老棋手要有教授级待遇。当时围棋顶级高手刘棣怀是定了163块，相当于五级副教授。杨官璘很早就享受这个待遇，所以我说上海象棋氛围和象棋基础造就了杨官璘。

后来象棋在广州才有象棋省之称，再后来吴南笙搞了一个“羊城八景”，其中之一叫杨官璘下象棋，被列为了“羊城八景”之一。广东象棋的兴旺其实离不开上海土壤培育。

走上学棋之路

在上海这个氛围的熏陶下，我对象棋也有了兴趣。有一个冬天家里很冷，也没事干，我爸说我教你下象棋。学会以后也没有人和我下了，后来我就进了专业队。

那个时候200块钱就可以买一幅象棋，当时200块等于现在的2分钱。1955年币制改革之前，1万块等于现在1块。当时我花了200块买了一幅象棋，不是那种下的象棋，而是买了一幅纸。

每一张纸上16个字，是圆的，一张方的有16个圆；还有一张是红的，还有一个是黑的，要自己剪下来做纸棋子。当时木头棋子要1200块，但当时我没钱买不起。我还记得当时买一包零食最低是5分钱，可以买一包很小的山楂。

童年的胡荣华

200块钱对于我刚刚初学象棋的人是很小的投资，我母亲看我下棋老是痴痴呆呆的就把我的象棋烧掉了，她烧的是纸头的棋子，木头棋子我母亲舍不得烧，毕竟那还是花了不少钱的。纸头的象棋烧就烧了吧，实际上也只烧了2分钱。

我下棋比较晚，当时在我之前《新民晚报》已经登了“七龄童”李耀芳、“六龄童”沈会灵，“十龄童”郑渭森，“十一龄童”、“十二龄童”都有的。一直到我1957年我学棋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点名气了。他们这些“龄童”对于我有点启发了，所以我空下来就要想棋。

学了一两年以后，我的棋明显有进步了。一开始和小孩下，小孩下不过我，没劲了，就找大人下。我们弄堂里有一个最高水平的人，后来他去了兰州，得了兰州市第一名。据说这个人到过“象棋的少林寺”——凌云阁。我很崇拜他，小时候一直下不过他。一开始他让我两个马，还要十步先。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差，但是我进步很快。后来我到了棋社。一个弄堂里或者一个客堂里摆几幅棋，游客或者进去的人都可以进去下。输的人付两分钱，和棋的话就不付钱，赢的人不用给钱。当时有一张照片，电视台记者来问我，有一张照片有贴签，有一个圈套进去，输一盘套一格。我当时到棋摊下多了之后就能赢多输少，棋摊的老伯伯看见我来很开心，我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帮他赢了23盘，一下子赚了4毛6，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小孩子要明天再来呀”，之后我放学就往那里跑。

到那里去的人是一般爱好者，还有一个地方是复兴路顺昌路口，也就是在太平洋菜场附近，那里有一个棋摊水平高一点。我刚去下的时候下不过，因为有几个相当于上海的三流棋手在那里，水平是很高的。当时我心里非常崇拜这些名手，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和三流名手较劲，心向往之。

民国年间的上海复兴路顺昌路路口

下了一路棋摊之后我感觉自己进步很大。后来我幸运遇到了朱汉章，他解放之前当过法文翻译，有点才能。但当时他有点潦倒落魄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他跟我爸爸介绍，说我棋不错，要给我找个师傅。于是后来就有了我接下来一系列的恩师。首先找到的是当时“扬州三剑客”之一的窦国柱。当时他住在肇嘉浜路，那里的房子当时还很矮。

我去的时候是中午，他还在睡午觉。朱汉章不敢敲门就在门口等，后来带我进去，跟窦老介绍说这个小孩不错。窦老说“我陪这个小孩玩玩”。我先手，下成了和棋。窦老就说“这个小孩不错，我今天用了五成功力，他居然能和了”。

我认识窦老以后，就发现他经常出去表演，当时上海的象棋确实非常兴旺。我印象中他往往是晚上表演，当时大的公司、企业、政府单位联欢会都要有象棋表演。他摆上大棋盘和人下，下完之后把我叫上了场，说“观众有谁愿意下的就和这个小孩下”，他就再去另外跑场。

窦老也是我们文史馆的馆员，作为“扬州三剑客”之一，建国以前他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关系不错，特别是和李济深渊源颇深，李济深当时是国家副主席，据说窦老这个文史馆馆员的身份也是李济深推荐的。窦老对社会主义非常热爱。

有一天我去找他，他兴奋的不得了，居然唱了起来，打着节拍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连续在我眼前唱了好几遍。

文史馆还有一位老人是谢老，他是百岁棋王，对我也帮助很大。我1957年得上海市小学赛冠军的时候，谢老当时给我辅导。当时让我先走两步，下成了和棋。

我现在体会到下象棋最关键的还是要快乐，要从中获得乐趣。如果你感觉到你下象棋没有那么快乐的话，那还不如玩别的。

我参加上海少年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十龄童”叫郑渭森，现在看他的水平不比我差，甚至比我好一点。我记得当时下的是循环赛，前面大概下了八场，他全是赢，我输了一场，他分数比我高。最后一场我对他，赢了我就是冠军，平了他就是冠军。

当时我赢了，他爸爸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个郑渭森后来就不下象棋了，很遗憾。后来进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一个三好学生，后来还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就因为他老爸这一巴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假如他得了冠军，说不定拿十连冠的就是他了。当时他的棋不比我差，但是因为他老爸给他的压力太大，让他实在受不了。所以说，孩子再喜欢下象棋，也不要给他太大压力，让他玩得开心就行。非要让他要走独木桥，一定要拿世界冠军云云，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郑渭森给我的印象确实太深了，我们学校只有成绩很好的人才能去少年宫，我去比赛下完棋他还带我走过“勇敢者道路”。    

还有个“七龄童”，但是为什么他的棋下的比较差？因为他下棋纯粹就是家长想让他下。他对象棋热爱的程度实际上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他下棋的时候喜欢吃糖。我后来想，他对糖果的喜欢超过了象棋，如果没有吃糖的话他下棋就没有心情。

我刚才跟上图一位女士讲，琴棋书画包括下棋，有的时候是带有气功的。因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必然是思想高度集中。比如说你画一幅画，写一个字等等，三心二意开小差是不行的，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下棋的时候，要做到旁边不管什么声音你都听不见，物我两忘，全身心的投入。

崭露头角

1957年我得了小学生冠军以后，少年宫有奖励，奖品是个三角形的旗子，木头做的，而不是纸做的，还有一个日记本。拿了冠军增加了我下棋上进的决心。有朋友和棋友介绍我认识了徐大庆老师。

徐大庆老师每个礼拜天都会在淮海公园喝茶，那是一个像会所一样的茶座。每个礼拜他都会介绍名手和我下。在各路名手那里我也小有名气了，他们都会让我先走两步。

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把自己的棋比作丝瓜藤，像攀藤的植物，竹竿多高我就能爬多高，给我一个平台我就能爬上去。

当时上海象棋没有专业队，只有一个表演队，隶属于上海文化局。徐大庆老师当时是上海象棋表演队队长。象棋表演的场地在城隍庙豫园得意楼、在楼上泡一壶茶就可以看象棋，大概是1毛5，旁边可以吃到水晶大包，5分钱一只。

老上海黄浦区的得意楼，曾经是众多民间象棋爱好者打擂台的地方

我去得意楼也是应战来宾，以名手大棋盘表演的形式下棋。表演完之后，名手休息了，广播里会喊“接下来由胡荣华小朋友应战来宾”。有的人自己感觉不错的人也跳上来，当时都被我打败了。

有一次有个名手叫陈昌龙，他说“我陪你玩一会儿”。结果我真的赢了他，这个老棋手是拿过上海市第六名的。一般来说很多名手输了都生气，但这个人非常厚道，非但不生气，还摸摸我的头说“小鬼，不错不错”。

我能够在新中国以后逐步成长，确实是要得益于上海好的氛围、好的老师和好的环境。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56年当时有四个国手来我们上海，是全国第二三四五名，第一名杨官璘没有来。在得意楼我见到了名将王嘉良，他当时24岁。

著名象棋前辈王嘉良

我印象中名手应该不会买棋书，但是王嘉良自己掏钱买了几本棋书，有一本名叫《步觉精良》。这个书是精装版，还是比较贵的，当时我买不起。后来我翻过别人买下来的这本书，确实不错，主要是讲开局的。所以说尽管王嘉良当时是全国亚军，但是他还是很好学。

1958年冬天，我当时初一还没有念完，还在乡下劳动。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海市成立了象棋集训队。华东外语学院的助教徐天利在体工队担任集训队的队长，他带来了命令，说是1959年1月6号去上海体工报道。

我一听到学校有调令，可以专门去下棋，又有高手和老师，我马上就去报道了。当时训练就是当正式比赛的，之前我下棋名手都会让我两步，这次不一样了，是平下，也就是互相不再让步子。

当时我接连输了几个月，算了算一共输了有100多盘。但是我对象棋知识的渴望就像海绵一样，进了上海队之后拼命地吸，终于有一天感觉吸了有起色，突破了瓶颈。

1959年5月，我参加了上海市运动会，那时我赢了很多区一级的选手，最终得了第七名。我的队友陈其练习的时候总赢我，但是这次我第一次能赢他了。从此以后，他就被我甩在了后面。

1959年8月份，上海市秋季运动会我已经拿了第三。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爬藤的植物，渐渐能爬到高的地方了；1960年2月份我拿了上海市比赛的亚军，那一年的冠军是何顺安。当时我已经具备了和顶级棋手抗衡的能力。

渐入高峰

1960年5月，杭州举办五省市象棋邀请赛，参加的名手很多，有全国亚军王嘉良，全国第三刘忆慈，还有孟艺国等其他省市的高手。当时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我七胜三和，得了冠军，其中我还赢了王嘉良。某种程度上，那次比赛是为参加下半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赛预热。

1960年11月，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全国象棋团体赛，当时我们领导也很重视。本来团体赛有三个人，应该何顺安和我，另外一个也应该是同一个层级的队员。但是领导为了拿冠军，不让陈其出场，调来了“扬州三剑客”之一的朱剑秋。

从现在来看，当时的领导决策还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朱剑秋是前国民党党员，身份有些敏感。当时领导下决心敢用朱剑秋，是要担一定风险的。幸亏最后得了冠军，否则的话这个领导有可能会被开除。朱剑秋上了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排序是何顺安第一，我第二，朱剑秋第三。当时和广州打擂台竞争，结果我们得了冠军。

得了冠军以后，第一台取10个，第二台取6个，第三台取4个人参加个人决赛。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开始三场两胜一和，成绩蛮好。去之前领导还问我比赛有什么打算，五省市你得了冠军应该有些雄心壮志了。我说没什么打算，能够进前六蛮好了，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取得什么好成绩。

当时上来先下了三盘，两胜一和，第三盘赢了杨官璘。第四盘对王嘉良是先手。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年轻气盛，还是太得意了。王嘉良下的很快，我也跟着下得快。其实本应该小心一点的，因为对手步步都有陷阱。当时我刚刚赢过杨官璘，结果碰到王嘉良不到20步就输了，中了他的圈套。输了之后我被浇了一盆冷水，可以让我清醒清醒。

最后一场何顺安12分，我12分，杨官璘12分，朱剑秋13分。当时《北京晚报》写了一个预测文章，说朱剑秋肯定是百分比最高，只要赢了就是冠军。接下来的夺冠概率就是何顺安，何顺安和杨官璘都赢的话，还是何顺安希望大，就是没把我算进去。

1964年全国象棋个人赛胡荣华执红胜杨官璘

最后一盘我对的是刘忆慈，可能当时写稿的时候他们没有算到，我赢了刘忆慈的话，算小分是我排在前面。第二天，领导为了要确保冠军，在上海下了一个指示，让何顺安和朱剑秋不和棋，要分出胜负。现在回想，只要朱剑秋赢的话他肯定是冠军了，但是领导又不希望一个前国民党党员夺冠，最后朱剑秋输给了何顺安。

比赛完了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走廊里，赢了棋的何顺安碰到刚刚拿到国际象棋冠军的徐天利，他说“我拿了冠军”。我说最后的冠军其实是我，当时我就跟何顺安算了一下大小分，结果算下来我第一，他第二，杨官璘第三，他肯定没有想到我最后夺冠的是我。

何顺安后来感叹一番，说这就是命啊。再往上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如果用1959年的规则那他就夺冠了。1958年他和黎亭同分，当时不是看历届比赛得分，而是看用时谁少，结果黎亭夺冠了。他的运气是差一些。

杨官璘——真正的一代宗师

1960年拿了冠军以后，《人民画报》撰写一篇报道，说我是祖国的花朵云云。我心里自己知道，我的真实水平明显要比杨官璘差。但是为什么后面我能十连冠呢？其实还是有点运气。

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期”，全国个人赛暂停了一年，就多给了我一年的练习时间。

所以1961年没有比赛，而是参加了很多友谊赛。1962年恢复了比赛，全国个人赛是26个人大循环，我和杨官璘下和了，总分比下来又是同分。当时是并列，这个就要讲到运气了。从现在和当时的规则看，算小分我是赢杨官璘的，因为他是和得多。现在规则都讲胜局，印象当中我是17胜，他是15胜，他和的多。

当时杨官璘还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说上海其他棋手除了下棋还要玩别的，比如打牌。何顺安还会“挖花”，也是玩牌的一种。杨官璘没有别的爱好，他就是下棋。有时候半夜想到一招棋，他都不睡觉，起来复盘做棋。所以他的水平比我们高背后是下了苦功夫的。

1964年在杭州举办了全国个人赛，我又碰到了杨官璘，那一年我赢了他。从这一年开始，和同时代棋手比，我感觉到自己有一点优势了，得冠军的概率也比较高一点。

杨官璘输了以后到食堂吃饭，吃饭的地点是杭州的华侨饭店。饭前开胃菜有一盆尖椒，特别辣，当时饭还没上来。杨官磷居然一边想棋一边就把尖椒吃掉了，吃完辣椒马上叫了两瓶广东凉茶，但是沉浸在棋局复盘中，凉茶也没喝。像杨官璘这样投入的棋手并不多，他确实非常令人尊敬。

还有一件事他给我印象很深。80年代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广州棋坛60年》，讲的是广州棋坛60年的故事。作者让杨官璘帮他写序言，杨不肯。作者找到了当时的广东省体育局局长，中国象棋协会主席陈远高。陈远高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很有名。作者找到了陈局长让杨官璘签名写序言，结果杨还是拒绝了，他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真实。我问他什么地方不真实？他说其中书中讲到广东“四大天王”之一在绍兴跟一个人下棋，书中描写不符合事实。

《广州棋坛六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四大天王”之一的儿子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相当于现在的体委主任，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隶属市港澳工委管。他当时就向作者提了意见：你怎么写我父亲输了？作者迫于压力，就改写了他父亲的比赛记录。

杨官璘认为作者篡改了事实，拒绝做序。说实话，陈远高如果找我，我是不敢不写的。但杨官璘性格非常耿直，说不写就不写。

人生如棋

后来我年龄越来越长，逐渐对象棋的感悟也越来越深。越来越体会到象棋是整盘棋的配合，要考虑每一个子的功能发挥。棋如人生，人生如棋，好比现在每个人在一个公司、社会、单位的定位，你要找准自己定位，那么这件事就顺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象棋中有一手叫“马后炮”，“马后炮”怎么会这么厉害？炮要承认马在前面，自己架在后面。马是二把手，炮是三把手，炮如果走到马前面那就没有威力了。双方的位置一定要清楚。

讲座之后胡荣华大师为现场听众签名

小时候下棋，有一些俗语比如“河界三分宽，技谋万丈深”、“落棋无悔大丈夫”、“旁观不语真君子”，实际说的不是具体的事，是说大家每个人要守规矩，讲规则。小小棋盘有大道理。

60年代中国经常用“全国一盘棋”这个比喻，如果大家能把象棋的道理搞清楚，把自己角色定位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该担当的角色尽量做好，那么整盘棋、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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