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中苏建交并结盟是新中国第一大外交成果

【文/中国论坛专家 于洪君，本文为新中国外交七十年重大事件回顾与评析系列文章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下午，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将毛泽东宣读的公告函送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翌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将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一事告知周恩来。苏联是当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影响力超乎寻常。新中国刚一诞生便得到苏联承认，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一）中苏两党志同道合，为两国顺利建交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即与苏联共产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同志式关系。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数以千计的中共党员和革命者纷纷前往苏联学习进修，或者工作疗养。中共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李立三等，都曾在苏联学习或工作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红色政权，最初也是以苏联为楷模的，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苏联党介入中国革命给中国党造成许多伤害，不少中共党员甚至在苏联遭到镇压，但中苏两党关系总体上还是相当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苏联当成了自己的大后方，当成了国外根据地。

1948年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时，苏联出于自身国际战略需要，不断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支持力度。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方组织，与苏联占领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年4月，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宁曾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正式建议中共尽快建立全解放区政府，以便苏联和东欧各国更多更好地提供进援助。此后，斯大林派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带队到中国东北，帮助修复解放区铁路。当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致信斯大林，要求苏联派顾问和专家到东北帮助恢复国民经济。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即开始考虑访问苏联，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就某些重大问题征求苏方意见，进一步协调两党关系。虽然毛泽东的访问未能成行，但他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直接进行频繁的电报联系，使两党关系更加密切。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重磅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文中明确宣告：中国新政权建立后，外交上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苏两党经纬万端的特殊关系，成为新中国后中苏两国立即建交的政治前提。

（二）两党高层领导人秘密互访为两国迅速建交做了最后准备

毛泽东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访问苏联的计划，因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双方最后商定，改由苏方秘密派人来华，商讨中国革命和未来两国关系问题。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五大书记秘密讨论了中共建立新政权、中苏关系未来、苏联对华经援等问题。会谈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新中国希望苏联早点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你们肯伸手援助，那就更好。周恩来会谈时也表示，希望苏方日后能为中方提供4亿美元贷款，并派专家来华帮助经济建设。米高扬承诺，苏联可以提供3亿美元援助，也可派专家来华工作。米高扬此访实际上是为苏联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协定文本上签字

1949年初夏，由于毛泽东不便成行，中共中央决定派党内二号领导人刘少奇秘密访苏，以便就筹建新政权、中苏关系未来发展等事与苏方进一步磋商。赴苏前，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示中说：中国转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苏两国人民的密切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6月下旬，已经秘密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陪同刘少奇前往苏联。代表团成员包括邓力群和已经内定为新中国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另外还有戈宝权和翻译师哲。高岗作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沈阳与刘少奇汇合，参加了此次访问。

刘少奇一行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会谈。为了使会谈更有成效，经请示毛泽东批准，刘少奇向苏共领导层提交了书面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其中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领导人在新政权中的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新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中苏两党关系的性质与定位、共同解决中苏条灼问题、苏方为新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帮助中国组建海岸防御体系和空军、建立军事工业和海空军学校、合办航空公司、解决两国通车通邮通电通海运通航空、帮助中方开办干部大学，以及帮助解放新疆、实现东北币制统一、开展文化交流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成立新中国，同时承诺实施一系列合作项目，譬如为新中国提供年利率只有1%的5年期3亿美元货款、派专家帮助中国党建立外宣机构，以及苏联专家在华待遇、新中国在苏联建立大使馆等相关事宜。

8月14日，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回到中国，随行人员包括220名苏联派来的专家，其中绝大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王稼祥等人留在苏联，继续商谈双方合作事宜。此后，双方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大国迅速建交系水到渠成之举

1949年10月3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建交问题的报告，正式任命曾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的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同日，周恩来致电葛罗米柯，对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表示无限欣慰。中方当天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

10月10日，周恩来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各方面负责人及各界群众三千余人前往车站，迎接苏联驻新中国大使罗申到京。他在欢迎仪式上表示：“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1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刊物《中苏友好》创刊并发表毛泽东题词：“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次日，毛泽东接受罗申大使递交国书，高度评价苏联首先与新中国建交，认为中苏友谊“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

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10月20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偕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招待罗申。当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周恩来亲到机场送别。王稼祥赴任时，除了携带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第一号国书外，同时还携带了毛泽东致斯大林亲笔信，说明王稼祥除担任中国驻苏大使外，同时还以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中国对东欧的外交事务，此外还是中共中央驻苏共中央的全权代表，负责处理两党关系，请苏方予以关照。新中国驻苏首任大使的这种双重身份，是国际社会绝无仅有的。

中苏建交后，两国关系呈现“同志”“战友”“兄弟”“邻国”多种情感密切叠加的良好态势，彼此交往与合作几无障碍。譬如，张家口以北地区当时发生严重鼠疫，毛泽东10月28日致电斯大林，请他考虑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此时，苏联派到中国东北的防治鼠疫工作队已完成任务，正在返国途中，毛泽东请斯大林再派一支同样的防疫队到张家口帮助防治鼠疫。斯大林非常迅速地满足了中方请求。因此，时隔一天，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此时，苏联来华工作的专家和顾问越来越多，中国赴苏联参观学习、考察休养的代表团也与日俱增。有些参观学习或考察休假团组，人数动以百计，有的甚至超过两百人，在苏逗留数十天，致使中方不得不下发通知，严格控制。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是在苏联帮助下全面展开的。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月，中方就从苏联成功地购买了首批20架雅克-12型军用飞机。11月，又做出了从苏联进口高炮的决定。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四）中苏两国结成战略同盟关系为新中国带来重大红利

1949年12月，毛泽东以新中国领袖身份出访苏联。双方当时高度重视此访，但由于双方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视角不同，方式不同，最初的沟通并不顺畅。后来，为解决中苏缔结新条约等重大问题，苏联同意周恩来总理率团到莫斯科参与谈判，双方最终缔结了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举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

1949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

毛泽东访苏期间，苏联再次承诺对华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同意将苏联在中国东北自日本人手中获得的财产全部无偿移交中国，将原由苏联经营的中长铁路改为中苏共管，1952年后全部无偿移交中方。另将苏联在中国大连的行政管理权以及苏方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完全交给中方。双方决定共同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造船四个合资公司。关于苏联为中国提供一定范围的空军保护等事，也有条件地达成了协议。至于苏联在旅顺驻军以及大连港口、中长铁路归还问题，双方决定留待对日和约签署后再做处理。毛泽东成功访苏与中苏结成友好同盟，是新中国外交第一大成果。他本人当时对此评价甚高，认为中苏双方“充分了解与浓厚友谊，是难以有语言来形容的。”两国结盟“不但必然要影响到中苏两大国家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事实的确如此。1950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第一批大型项目50个。1952年中国编制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斯大林不仅提出相关建议，同时还承诺提供长期的全面援助。1953—1954年间，双方签署新的合作协议，苏联承诺帮助中国新建改建106大型项目。这些项目为新中国日后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苏同盟建立后，中国军事现代化大大加快。依靠苏联装备，1950年下半年，中国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和第一个海军海岸炮兵营，同时建成10个坦克团。1951年7月至1954年10月，中方以贷款形式采购苏联装备，完成整编60个现代化师。这些装备有的用于朝鲜战争，有的还支援了朝鲜。虽然苏联提供的大都是苏军二战剩余装备，但对中方来说仍属先进装备，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来华，双方军事合作全面展开。中国向苏联派出大批军事与国防科技留学生，建立国防工业体系的步伐大大加快。自1951年起，双方签订多份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武器技术协议。中方通过学习仿制，初步实现武器装备完整配套与现代化。中国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研发，最初也得到了苏联帮助。

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同盟的战略意义得到充分体现。1950年6月战争打响不久，斯大林即表示：苏联将尽全力为即将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战争期间，苏联某些做法令中方不满，但总体看，苏联还是履行了互助条约规定的义务，其军事援助规模巨大，是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在外交层面，双方为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从未中断立场协调与相互配合。

1950年，周恩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议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孤立并封锁新中国，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并形成友好同盟，不仅对中苏两国，同时对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也有重大意义。1955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苏联领导人，赞扬苏方“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强调“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立即建交并结成友好同盟，无论对新中国自身还是对亚太局势乃至整个国际关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这是不容否定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出现问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双方由激烈争吵转向全面对峙，几乎断绝全部联系。世界格局和战略态势由此发生重大改变，中苏两国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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