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珠三角——新崛起的未来全球最大城市群-贝恩哈德·桑德
【文/贝恩哈德·桑德，翻译 观察者网/武守哲】
夜幕垂了下来，空中闪烁着的繁星撕裂开厚厚的云层，让它覆盖下的港湾透出橘黄色的暗光。站在桥面上，你会疑惑桥的那一头到底通往何处。海平面上矗立着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700万人口的香港，它的北面不远处却有个1300万人口的深圳，旁边还有800万人口的东莞和1500万人口的广州。
在白天的尘霾中，这座大桥依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晰，远远地探出公开水域之外。它是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和广东珠海的大型跨海通道，名叫港珠澳大桥，全长55千米，蜿蜒覆盖的整个区域就是珠三角——全世界最大的大型城市群。港珠澳大桥的设计寿命有120年，能抗击烈度很大台风，这“钢铁长城”就像一座纪念碑，象征着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崛起。
港珠澳大桥（图源：明镜周刊）
中国长达40年的经济奇迹就肇始于这片区域，当年的小渔村变成了大城市，大城市又进一步连成了城市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珠三角人口规模不过1600万左右，而今则超过了7000万。
珠三角的面积看起来并不大，比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立陶宛还要小，但是输出的经济总量则比整个俄罗斯还要多。如果珠三角区域可以算作一个国家的话，它的经济总量可以排到世界前20。
即便如此，目前的珠三角仍无法匹配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野心。今年二月份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珠三角经济规划时指出，必须要向东京、芝加哥和旧金山这些日美大型城市群吸取经验，打造成全世界最先进、最开放的有中国特色的港粤澳大湾区新型大城市群。美丽的珠江就像一条彩带，把各个城市连在一起。
珠三角——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
陈亚雷（音）来自珠三角的北部城市——广州。他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是1993年，那年他才15岁，当时他和一群天才少年们一起去参加数学竞赛。“现在想起来仍感觉非常魔幻”，他回忆说，“那时的香港是如此发达和先进，连空气都是完全另外一种味道，我感觉自己去了另一个世界。”
今天的陈亚雷已经41岁了，他在香港当一名金融咨询师，每天在珠三角的各个城市中来回穿梭。他说：“今天的香港看起来太小了，而且很老旧，生活成本也很高，再看看深圳和上海，香港已经落后了。”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处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地带，作为“通风口”尝尽了各种政策优惠的甜头。几十年下来，陈亚雷认为香港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再享受以往的增长红利：“整个大湾区的崛起让香港的地位变低了，但是如果从中国经济的整个构架上看，珠三角提供了一个相当经典的经济模版，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中国的领导人们喜欢制定长远的大计划，其中一些计划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有着千万亿投资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比西方的预判要顺利的多。19世纪的巴黎大区，20世纪的纽约都是大城市区发展的成功模版，中国能移植他们的成功经验吗？
如果仔细观察大湾区九个最大的城市和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区，其中的差别相当微妙。深圳已经成长为了中国的硅谷；制造业重心东莞能产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牛仔裤；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电冰箱和空调都产自佛山。而香港则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澳门的博彩业的营业额也早是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六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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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光中的深圳（图源：明镜周刊）
但现在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抗也迫使中国必须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不能再满足于充当世界工厂。企业必须要更有创新能力、效率和竞争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企业必须要在技术上搞清楚产业升级的原发动力，当然也离不开和全球金融圈的融入和操作。
对香港和澳门来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它们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做了主权移交，回归了中国，但是保留的原有的政治、税务和法律制度，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
如果珠三角算成一个国家，它的经济规模目前可以进入世界前20，陈亚雷说：“香港本土的年轻人目前比较郁闷，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大陆相比要少。”
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珠三角可否能做到无缝衔接式的社会一体化？香港和澳门可否一方面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又可以和其他十一个珠三角城市展开有力有序的竞争？
在欧洲，某些城市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人口增长就停滞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在城镇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有了反城镇化现象。总人口已经达到7000万的珠三角，即便是有一整套强有力的顶层规划，它的发展潜力还有多大？
世界四大大型城市群对比：大湾区GDP总量1.6万亿美元，面积5.6万平方千米，人口7100万；旧金山湾区GDP总量0.8万亿美元，面积1.79万平方千米，人口770万；纽约城市群GDP总量1.7万亿美元，面积2.15万平方千米，人口2020万人；东京城市群GDP总量1.8万亿美元，面积3.69万平方千米，人口4400万人。
我亲自到深圳和东莞走了一圈
深圳某一天早上9点30分，气温23.4度，pm2.5数值为34，稍稍超出了空气被定义为“优良”的底线，我乘坐的列车是每小时293公里，这是每日通勤车的正常车速。
深圳市龙岗区的居民约有430万人，早上10点30分人口密度达到最高，这时城市电子地图上该地区自动标注成了红色，而邻近的区则是黄色和绿色，这是标识人口流动的不同颜色区间。
本文作者桑德坐上了广州去深圳的高铁，体验了一把中国速度
以上所有数据，都会在龙岗区智慧中心的中央控制大厅中显示出来。智慧中心可以和市民的手机联网，在中心的大屏上可以清楚看到城区内的警情集中区域以及高发时间点，据此可以真正实现案件的提前预警和即时反应。自从实施智慧警务以来，在深圳居住人口最多的龙岗区全区的刑事治安总警情下降了29%。
2017年，龙岗区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人是一对夫妇，说一名叫轩轩的三岁孩子丢失了，疑似被人拐走。警局通过大数据中心的人脸识别和监控镜头，几十秒的时间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火车上抓住了罪犯。
在智慧中心的支撑下，龙岗区各行业业务系统实现了全面联动，涵盖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加速了政府职能的服务化进程，不断减少社会矛盾，持续降低恶性事件比例，为城市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超大型的网络企业腾讯，通讯巨头华为和汽车业的领军品牌比亚迪联合力图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的智慧城市样本。在未来，像龙岗区的城市生态群会越来越多。
深圳是伴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型经济城市，如今它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邻近的香港。深圳可以说是近40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模版城市，而且相比上海和北京，深圳的城市发展路线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比如说几年前深圳市政府打算把22000多辆出租车都逐步换成电力驱动，到2019年初，这个计划基本已经完成，深圳正在变得更加干净和安静。
36岁的Eric Pan是“创客潮”柴火空间的负责人，为各行各业提供原型开发的专业设备和开放的协作环境，在美国硅谷和东京以及最近在柏林都开了分部。Eric Pan说：“如今我们已经度过了创业那段最痛苦的时期。如今深圳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它利用了资源整合的优势，在街的这一头你在冥思苦想创业理念，街的另外一头就是一系列工厂，正在把理念变成源源不断的实物产品。”
他15年前刚到深圳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像是个冒险家的乐园。“看起来市政建设还比较糟糕，但发展潜力巨大。”如今这座城市变得越来也规整，产业发展也更有效率，地价的租金也跟着在不停地上涨。
去年10月，Pan决定在东莞再开一家分部。十年前的东莞名声并不佳，以制造山寨名牌服装和鞋子闻名，而且工人薪水相对深圳和香港都要低。几十年前这些代工厂从香港蜂拥转移到此市，如今它们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了缅甸和孟加拉国。今日东莞的平均租金仍是深圳的五分之一，这也就是为何众多小微企业选择入驻此地的一大原因。
Eric Pan非常看重深圳的生活质量，这里有每天直通美国西海岸的航班，而且毗邻香港。但是珠三角未来的核心城市或许是东莞，这是一座去中心化的扁平管理的中型城市，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未定性，好像一切都在计划之外。如果要给大湾区的政策制定者们建言献策，Eric Pan说：“不要把任何既定计划做夸大延伸，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广东省的省会广州距离深圳有140千米，开车过去需要两个小时，如果坐上通城市地铁的高铁线，则只需要36分钟。有太多像陈亚雷这样的新型金融从业者行事匆匆，对往返于广州深圳的交通线不是很满意。主要是高铁站距离城市腹地太远，出城坐上高铁需要的时间比坐高铁驶出珠三角所花费的时间还多。
珠三角地区的四条重要的交通干线：1 广深港高铁 2 虎门大桥 3 深圳中山大桥（在建） 4 港珠澳大桥
自2008年起，中国开始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建设，如今高铁里程已经突破三万千米，高铁很多都建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交通线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辐射。这项规划造福后代，却要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当代人的便利度。
广东省首席城市规划师马向明说：“将高铁建在市中心看起来确实能让一部人感到便利，但我去了一趟法兰克福，发现那里的市政街道和交通线的距离感很值得借鉴。”
但是有着广袤土地的中国不是一个小小的法兰克福能比的。马向明拿出纸和笔，在中国地图上划了几条线：“这是中国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也标识着穷、较富和富三个地带。”大湾区所在就是中国最富的地区之一，在未来此地还会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虹吸效应，变得更加富有。
理论上讲，珠三角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按照自身特色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未来规划。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这样，马向明告诉记者：“中央政府会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这个规划的高明之处短时间内看不出来，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我们的城市规划不是为了眼前的个人，是着眼于未来全民大众。”
不仅如此，中国还为世界人民做长远规划。64岁的经济学家陈冠翰（音）每天往返于东京和新加坡之间，几十年来游历全世界，见多识广。他对珠三角的发展颇有感慨，认为中央政府整合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大块的雄心很值得钦佩，因为这几个地方的税务、司法和进出口模式都不同，相当复杂，这和英国的脱欧模式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因为脱欧的本质是“分”，而珠三角现在则是“聚”。
陈冠翰认为，欧盟各国能深刻体会到这样一种困境，即看似自由贸易和顺畅的人口流通之下的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欧盟整合之路还远远未完成。陈说：“澳门的个税起征比是12%，香港是15%，我生活的国家是45%。”而且香港和大陆的汽车驾驶规则还不同，一个靠左行驶一个靠右行驶，但珠三角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局面下从不缺少整合的希望。
陈预测，在未来十年珠三角的GDP增长率每年还能保持在7%以上，高于中国内地和澳门的增长率，并且是香港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早就慢下来了，而澳门有太狭小，增长潜力也很有限。”
珠三角九大城市+两个特区的人口（黑色数字）和GDP规模（圆圈内是GDP总量）
40年前，20岁的Low Hon Man劝说新婚的妻子一起从内地的小渔村投奔到了澳门。
珠三角九大城+两个特区
当时澳门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对比足以让人震撼。而今澳门大多数人仍居住在狭小的房子内。方圆3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了67万人。逼仄高耸的建筑群上空只能看到小小一片天。但Low Hon Man却并不后悔来到澳门。如今他已经退休，儿子在一家赌场工作。他坐出租车路过澳门永利皇宫酒店的时候，他兴奋地大声说：“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儿子工作的地方。”
永利皇宫酒店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是一家有美资背景的大型赌场酒店。
博彩业非常发达的时候，把澳门的人均GDP推到了全球前几名的程度，而且市政府每年都会给市民发福利金，相当于Low Hon Man一个月工资的水平。
Nuno Santos是生活在澳门的三代葡萄牙移民，是少数一些依然能说流利葡萄牙的殖民者后代，他现在在政府反贪部门当警察，他亮出自己的一张工作卡，显示他之前在赌场当过保安：“政府的市民福利金基本都来自赌场，而这笔钱80%来自大陆的游客。”去澳门赌场的大陆游客有严格的资金限定，每人每年只能投入五万美元。随着整个大经济环境的起伏，澳门的博彩业并不稳定，所以中央政府刺激澳门往旅游业方面转型。
澳门回归之后，Low Hon Man找了个机会驾车回内地探亲，他回忆道，当他回到故地的时候惊掉了下巴：“没想到村里的人都变得很富裕了，盖起了三四层的小洋楼。”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澳门变得不像以往那么光鲜和神秘，Low说：“我们也习惯了安于现状，毕竟澳门人和香港人是不同的。”
香港并不是没有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刺激点，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完全可以让香港重拾“金融窗口”的地位，而且香港依然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关节点上，但是很多本土派香港人看起来并不像抓住这些难得的机遇，目前香港依然可以依靠“特区”这个招牌作为珠三角的金融中心而存在，但整个城市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在急速衰减。
（本文翻译自德国《明镜周刊》，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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