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很多人指责我将右翼民粹崛起的责任推给左翼，但我并没有-弗朗西斯·福山
【文/ 福山】
我曾提出，左翼是极右翼身份政治的先驱，这一观点被人批评是在推卸责任。然而，这种解读是片面的。我对此的反驳是，身份政治内在于民主精神，扎根于现代性本身。理解极右翼对身份政治的利用能够让我们有效作出回应。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扩展民主的领域，如何从威权政府走向民主政府。但是，2016年，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公民投票支持脱欧。这两个事件都出现在全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1989年或者1991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日益发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及其在欧洲、北约和远东的盟友促成的。该秩序有其经济上的组成部分，即自由贸易体系：商品、人员、服务、观念和投资跨越国际边界的自由流通。它也有其政治上的组成部分，即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这的确是一整套非常成功的倡议。
在这个时期，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35个上升到最高峰的115个或者120个，这主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民主国家。到了200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的全球产量翻了两番。在几乎每个方面，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不仅体现为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收入的增加和中产阶层的崛起，而且表现在生活质量方面，例如儿童的健康程度——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所有这些都在2000年代中后期的某个时刻翻转了过来。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民粹主义在老牌民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内部兴起。在我看来，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至关重要，因为整个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正在被摧毁。
一、定义
现在，人们对民粹主义有着多种理解。本文只简要谈及其中的三种，因为能够区分这三种理解非常重要。
第一种定义是经济层面的：民粹主义者是那种鼓吹在短期内深受大众欢迎、但是从长期来看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政策的领导人。比如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免费开办眼科诊所和发放食物；汽油价格每加仑不到一毛钱。但是，这些措施都是不可持续的：2014年石油价格暴跌。
第二种定义关注政治风格胜过其他任何东西：民粹主义领袖试图展现个人魅力，喜欢说“我和你们——人民——有着直接联系”。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民粹主义者成为事实上的反建制派。民粹主义者宣称：我代表你们，现有的所有其他组织机构，如法院、媒体、立法机构、官僚系统等统统都在阻挠我把你们想让我给予你们的东西交给你们。民粹主义者与所有这些机构为敌。它导致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民主的部分攻击其自由的部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自由的部分都是制度性结构，是试图限制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民主制不仅仅是大众选举，它也是对少数派权利的保护，还包括真正反映民众意志的温和政府。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威权主义政治，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有组织机构碍事。当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党提名时，他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引人注目的话：“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挽救它。”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1940年代可能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第三种定义是，当民粹主义者宣称“我支持人民”时，他们所指的通常不是全体人民。他们所说的人民是某一特定类别的人民，通常以种族或民族来定义，并且常常依照传统文化价值观或者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来划分。这通常与该国的实际人口并不完全对应。匈牙利的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án）曾露骨地说，匈牙利的民族身份就是匈牙利族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是匈牙利族人，你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生活在匈牙利之外的匈牙利族人——有很多这样的人，你就是该国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匈牙利总统维克多·奥班
所以，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查韦斯是典型的第一种民粹主义者：经济民粹主义者和左翼民粹主义者。根据第二种定义，他也是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但是，第三种定义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并没有对“谁是委内瑞拉人”持有一种种族层面的理解。奥班持有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他还试图成为一个鼓动者，一个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当然，他对谁有资格成为匈牙利人有着非常严格的看法。有一大串新近崛起的领袖们都属于这一类别，我们都对他们很熟悉。他们就是匈牙利的奥班、波兰的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gan）。意大利也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联盟，拉美则推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个北欧风格的民粹主义者领袖——巴西新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拉美大部分民粹主义者一直与南欧的民粹主义者相似：有左翼色彩，在民族观念上没有排他性，更多是经济民粹主义者。但是，巴西已经决定随波逐流，选出了一位拥有种族偏见的领袖，他对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似乎有一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认识。这是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民粹主义者）的方式。
二、解释
为何这一现象出现在2010年代的中期？我认为，这主要有三大类原因。首先，就像关于这一议题的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其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如果在大学里选修过贸易课程，你可能学到的是，自由贸易提高了所有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人人都变得更富有。如上文所说，在30年时间里，世界经济产量翻了两番。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事实上，如果你是富裕国家里技术水平低、受教育少的工人，你很可能被贫穷国家中具有类似技术的工人挤掉饭碗。
这种事一直在发生。由于外包和国际竞争，在1990年代东欧剧变之后真正开始强化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导致很多工作从富裕国家流向了其他地方。这也导致原有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变差。比如，在美国，从1990年代后期到2015年，在收入分配中90%的民众的平均收入实际上稍微有所下降。如下情况是非常显著的：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收入减少了。对男性而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倍的，因为在收入减少的同时，我们也正在从一种工业经济转向一种服务型经济，而女性在服务型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男性工人丢掉了在工厂的工作，只好到快餐店烤制汉堡，挣的钱可能比他父亲甚至比他祖父还少，而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却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男人遭遇收入和地位的双重丧失。我想说，这是解释民粹主义现象的传统观点。
第二个解释与政治有关。从一开始，民主就被指责为它会产生弱势政府，民主体制难以高效地作出决策。民主中充斥着辩论不休的议会、各种结盟和利益团体以及游说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主社会很难具有决策力。因此，很多普通人强烈渴望出现一位强人领袖，他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快速作出决定，把事情办好。
在美国，我们认为有钱的企业家就是这样的领袖。所以，美国一直存在从商人中挑选出领袖的趋势。而对于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而言，企业首席执行官的经历往往是其受过的最糟糕的培训，因为企业实际上带有相当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尤其是家族企业。但是，很多人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将成为真正强悍的领袖，如日本的安培、印度的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
第三个原因是文化上的，这与身份认同有关。我认为，一直存在一种过多强调经济动机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意义的趋势，因为事实是，这最终是关于身份认同的斗争。
三、源头
那么，身份认同是什么?“identity”（身份认同）这个词一直到了195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是最先使用这个词的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正如我在自己最新出版的书中所说，该词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使用的词“血气”（thymos）。它是灵魂中渴望得到尊重和承认的那一部分。我们不仅仅渴望拥有食物、饮料或者房子等物质，还渴望他人对我们作出应有的评价。苏格拉底说道，难道不存在根本不关心物质利益而是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的灵魂的第三个部分？因为尊敬与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在很多方面难道不能战胜对物质利益的欲望吗？如果你没有得到自己觉得应该得到的那种尊重，你会感到生气，这会驱使你采取暴力行动，让你参与政治活动，让你去做很多别的事。
现在，人们对身份认同的理解稍微有些不同，因为血气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有血气，而且它存在于每个历史阶段。但是，身份认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代版本，在我看来，它是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里真正开始形成的。路德说，在上帝的眼中，真正重要的是你内心的信仰和信念。上帝并不在乎天主教教会的所有这些礼仪形式，也不在乎你念经时是否数了念珠，是否去参加了弥撒，或者你是否遵循了天主教教会的教规，因为上帝关心的是人们的内心信念。那才是真正能够拯救你的东西，才是基督教的信仰。你周围的整个社会可能是虚假的、错误的或压迫性的，因为它否认了作为信徒的内在自我的真实性。除了你之外，唯一能看到这一点的是上帝。在一定程度上，这建立起了对身份认同的现代理解，即我们自身的内在价值比周围社会对我们的评价更重要。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可能说，虽然很难，但你必须遵守规则。社会既然确立了这些规则，那我们就边成长边认识到必须遵循这些社会规则。现代的人们可能这样说：“不，那不对，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自我，社会的其他方面是错误的和虚假的，那正是需要变革之处。”
身份认同后来又有了新的版本，尤其是卢梭的版本，他认为整个历史过程实际上让我们成为了一群不诚实的人，它制造出这些外在规则来压制内在的自我。而我们的目标（自我实现）是真实的内心自我的出现。
如果我们思考这一点，这就与很多现代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在很多方面，“我也是”（Me Too）运动就有同样的结构，也就是与对内在自我的尊重有关。与性骚扰联系在一起的议题是什么?它与男性没有把女性作为完整的人来尊重这一事实有关。女性具备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但是男性只关心其性属性，这是对女性的贬低。但是，这是一种现代的观点，因为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女人应该学会如何与人相处，而是内心自我是有价值的，社会必须做出改变。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男性正在经历一种文化上的再学习过程，他们正在认识到自己的法则并不等于正确的法则，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男女关系法则，这种法则要尊重完整的人的尊严。这是对身份认同的现代理解，它已经为过去200年或300年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动力。
如果认可我对身份认同的理解，那么身份政治的最初表现就是民主本身。2011年，你可能听说过突尼斯一个卖菜的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他的手推车被女警没收了，他就到主管官员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手推车在哪里？为什么把我赖以生存的家伙拿走了？”没有人给他答复。这个女警还啐了他一口，他对于不能得到政府的答复感到如此绝望，以至于采取了自焚的举动。这件事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很多人从布阿齐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突尼斯政府，也就是本·阿里（Ben Ali）的政府没有给予布阿齐兹一个人应有的尊重。这就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有数百万人take to the streets的原因。
阿拉伯之春中，游行示威者在解放广场附近的街道两边抗议并掀翻了烧毁的汽车。图片来源：Julian Simmonds
像新加坡这样的温和的威权主义政府把公民当孩子一样对待：政府认为它更清楚公民的利益所在。在糟糕的Dictator，那里，情况则要糟糕得多：你根本不是一个人，而只是政府可以用来达成自己目的的历史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自由主义民主实际上通过赋予我们权利而承认我们，承认我们的尊严。我们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因为政府充分尊重我们，从而给予我们选举权这类的权利。
普遍承认公民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是我认为所有人都珍视的民主的核心。公民是平等的行为主体，就像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不过，还存在其他不平等的承认形式（form of recognition）。事实上，这种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承认形式从一开始就与其他重要的政治承认形式（即民族主义）展开着竞争。这两种思想趋势同时直接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一方面，法国革命与世界上所有人的权利的扩展有关。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国民族主义的体现。这是第一次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渴望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将外国人赶出去，拥有一个他们能自己掌控的国家。在整个19世纪，对承认的自由主义解释都在与民族主义的解释展开争斗。在1848年的德国，出现了一场自由主义革命，但这也是德国人的民族革命。从那以后，对承认的这两种解释定义了德国的历史。最终，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不宽容的民族主义形式在很多国家扎根，导致了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对身份认同的这种民族主义理解如今在很多国家开始死灰复燃。
我要说的是，伊斯兰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在追求承认。我认为，对很多为伊斯兰国而战的欧洲年轻的穆斯林来说，情况尤其是如此。他们面临真正的身份认同冲突。他们出身于移民到法国、荷兰或德国的家庭，对父母的宗教热忱感到不舒服，认为这些过于老旧和传统，但是他们也没有感觉到很好地融入了所生活的社会。在回答“我到底是谁？”这一问题上，他们遭遇了一种使其与社会疏离的无能为力。伊斯兰教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宣称：“我将告诉你你是谁：你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穆斯林，你是大乌玛（ummah）的组成部分，我们正在全世界受到迫害和蔑视，你能为此做些什么，你能加入进来回击他们，让伊斯兰再次成为令人自豪的文明。”这种断言是复杂的，因为我认为，有些伊斯兰教主义者的确是由真正的宗教热忱和虔诚所驱动的。但是，其中很多人也是受到如下渴望所驱使的，渴望知道自己是谁，渴望接受一种身份认同的形式，它能使自己与某个共同体融合起来，给自己一个家和一种归属感。这些都是争取承认的斗争的不同变体。
四、转变
在20世纪的进程中，自由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身份政治，这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现在发生的情况。这就是人们在抱怨身份政治时所指的那种身份政治。但是，它真正出现是在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发生了若干重要的社会运动：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代表残疾人的运动以及LGBT运动等。所有这些群体都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1960年代早期，社会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因此出现了争取社会正义和承认的斗争，旨在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以及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所有这些运动针对的都是现实的社会弊端，它们对于纠正这些弊端（比如种族隔离）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的现有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就是左翼政党思考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20世纪，人们常常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不平等，在欧洲尤其是如此，在这一视角中，重大的斗争是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展开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是白人，准确地说，是白人男性。这是左翼想要给予帮助的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族群。很多左翼政党开始与白人工人阶级脱离联系，而在20世纪，他们曾经一直是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比如，在1930年代的美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时期，大约80%的南方农村白人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他们支持更具左翼色彩的候选人，因为这种候选人将采取再分配政策，从而帮助他们改变经济困境。
但是，随着不平等概念在身份指向方面开始发生转变，民主党开始与传统白人工人阶级脱离联系。所以，他们开始倒戈，转而投向了共和党。
现在我想明确地表明：很多人指责我将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责任推给了左翼，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试图呈现如下一段历史，即在我们看待左翼和右翼的方式发生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很多原因，经济原因当然也在其中。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右翼借用了左翼的身份认同概念。50年前，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白人，你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白人。你可能只是想，我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那些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宣称：“我是正在受到精英歧视的多数人中的一员，我属于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特权的群体。这一切都是真正享受特权的人，即大学、媒体等机构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身份认同——身份塑造的过程——已经从左翼转向右翼。造成这一点的不是左翼，而是对受害者情结的共同理解从左翼转向了右翼。
我想强调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认为自己遭到了忽略或蔑视的认识是准确的。存在一种倾向认为，民粹主义选民是一帮种族主义者和排外分子。的确，他们是曾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现在正在失去某种主导地位的白人。他们对这种地位的丧失感到怨愤，试图恢复从前享有的那种社会地位。但是，我认为，了解他们确实有其原因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他们的确受到了精英群体的忽略和蔑视。很大一部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实际上追随着黑人工人阶级陷入了一种社会动荡中，如果我们看到了白人工人阶级身上发生的这类事情，他们的怨愤就显得更加合理了。今天，在低技能白人工人阶级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高速增长，贫穷白人社区的犯罪率在上升。近年来，最近这些年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导致7万多美国人死于非命，事实上降低了美国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很难说这些人没有做极端糟糕的事。
但是，身份政治的文化方面特别令人感到恼火。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自己领土上的陌生人》。她采访了路易斯安那州农村地区的很多茶党选民，她提出了如下隐喻——该书中的核心隐喻——这些人将自己看作是在排队，远处有一扇门，门上写着“美国梦”。他们要养家糊口，每天出去工作。突然之间，他们看到有人插队。有些人是黑人，有些是女性，有些是HOMO者，有些是叙利亚难民。而帮助这些人插队的人竟然是你我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人，艺术界、媒体和老牌政党中的人，从来没怎么注意过他们的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居住在都市、见过世面的人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精英，我认为这些精英在那些教育程度低、居住在中小城镇、持有更加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人面前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后者对于这种蔑视感到怨愤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本文将在此处得出结论。对移民正在夺走我们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一点的担忧是真正将所有新民粹主义运动统一起来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移民成为重大政策问题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曾经定义了国家身份认同，而现在情况不再是如此;现在，国家身份认同不仅遭到移民的破坏，而且受到支持移民和希望移民进入的精英的破坏。这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严峻的政治考验。
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我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不过，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分析，带着某种同情去尝试理解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投票支持这些政党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实际上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有关。这些政党并不是民主的威胁，但是它们的确代表了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威胁，即对法治的威胁。这就是在匈牙利、波兰和美国日益恶化的现状。这样的发展真的让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本文为弗朗西斯·福山2019年3月7日在埃斯特基金会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讲稿。翻译/吴万伟、罗亮（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