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将鲁迅置于当世，他仍然会举起投枪
【近年来，鲁迅文章是否会继续留在教科书中，颇受坊间关注。8月27日教育部召开的金秋系列发布会明确指出，鲁迅的《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等5篇文章将会入选新教材。
鲁迅的作品究竟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如何理解鲁迅？观察者网特刊载著名学者汪晖教授此前的文章，以飨读者。】
（文/汪晖）
鲁迅竟然还时时被人记起，这也许竟是不幸？
坐在灯下，想着要为这本辑录了鲁迅和他的论敌的论战文字的书写序，却久久不能着笔。我知道鲁迅生前是希望有人编出这样的书的，因为只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他才觉得活在人间。
为什么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毕生心力倾注在这样的斗争中？
我枯坐着，回忆鲁迅的文字所构造的世界，而眼前首先浮现的竟是“女吊”。就在死前的一个月，鲁迅写下了生前最后的文字之一的《女吊》，说的是“报仇雪耻之乡”的孤魂厉鬼的复仇故事：
⋯⋯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接近⋯⋯
在静静的沉默中，鲁迅的白描活现在我眼前。我似乎也看见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而后是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执着如怨鬼，死终于还是和报复联系在一起的，纵使到了阴间，也仍穿着大红的衫子，不肯放过生着的敌人。
这些描写多少是有些自况的，因为那时的鲁迅已经病入膏肓。在写作《女吊》之前，他已经写有一篇题为《死》的文字，那里面引了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所作的序文，并录有他的遗嘱，那末尾的一条是：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不过是凶手及其帮闲的策略，所以他也说过“一个都不宽恕！”的话。
我们于是知道，鲁迅把宽恕当作权力者及其帮闲的工具，因此他绝不宽恕。然而，这仍然不足以解释他的那些在今人看来近于病态的复仇愿望和决绝咒语。
对于鲁迅的不肯费厄泼赖，对于鲁迅的刻薄多疑，对于鲁迅的不合常情，这十年来谈得真是不少了。比如说罢，对于友人和师长，即使已经故世的，鲁迅竟也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就在他逝世前几天，鲁迅连着写了两篇文章纪念他昔日的老师章太炎，其中一篇未完，他即告别人世。
他批评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对于章氏手定的《章氏丛书》刊落“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文字深为不满，他认为那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那样的文字能“使先生与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
时代是过于久远了。这是平和中正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个相隔绝的时代，即使像我这样研究鲁迅的人也已退居为宁静的学者。在这宁静的幻象背后，延伸着据说是永世长存的、告别了历史的世界。倘若将鲁迅置于这样的平安的时代，他怕是一定要像“这样的战士”一样的无可措手的罢，虽然他仍然会举起投枪！“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我想像着鲁迅复生于当世的形象：
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颤动，彷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在这个“市场时代”里，在我所熟悉的宁静的生活中，鲁迅竟然还时时被人记起，鲁迅的那些战斗的文字还会有人愿意辑出，这真是出乎预料。这就如同在喧腾着繁华的烟尘的都市的夜中，我却记起了女吊和她的唱腔一样，都有些怪异。对于希望这些文字“早日与时弊同时灭亡”的鲁迅而言，这也许竟是不幸？
我相信，读者读了这本文选之后，会有不同的感想。正人君子、宁静的学者、文化名人、民族主义文学者、义形于色的道德家，当然也有昔日的朋友、一时的同志，也一一展现他们的论点和态度，从而使我们这些后来者知道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别一面。对于鲁迅，对于他的论敌，对于他们置身的社会，这都是公允的罢。
这里面藏着时代的辩证法。
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
鲁迅的世界中也隐含着女吊、无常的民间世界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性、复杂性和深度性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产生了反思的文化。他所体验到的痛苦和罪恶感，把一种深刻的忧郁和绝望的气质注入了他创造的民间性的世界。
鲁迅抑制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作眼下的事情来体验，以至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面前的人与事似乎不过是一段早该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过去而已。他不信任事物表面的、外在的形态，总要去追究隐藏在表像下的真实，那些洞若观火的杂感中荡漾着的幽默、机智、讽刺的笑声撕开了生活中的假面。
鲁迅拒绝任何形式、任何范围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也许这本书告诉读者的更是：鲁迅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他毕生从事的就是撕破这些“折中公允”的言辞铸成的帷幕。
但是，鲁迅不是空想主义者，不是如叶遂宁、梭波里那样对变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诗人。在他对论敌及其言论的批判中，包含了对这些论敌及其言论的产生条件的追问和分析。鲁迅对隐藏在“自然秩序”中的不平等关系及其社会条件的不懈揭示，不仅让一切自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感到不安，也为那些致力于批判事业的人昭示了未来社会的并不美妙的图景。
但是，那种由精神的创伤和阴暗记忆所形成的不信任感：那种总是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图式，也常常会导致鲁迅内心的分裂。“挖祖坟”、“翻老帐”的历史方法赋予他深沉的历史感，但他对阴暗经验的独特的、异常的敏感，也使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无保留地沉浸于某一价值理想之中，而总是以自己独立的思考不无怀疑地献身于时代的运动。“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伤逝》）
鲁迅曾经是进化论历史观的热情的宣传者，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真正惊心动魄、令人难以平静的，恰恰是他那种对于历史经验的悲剧性的重复感与循环感：历史的演进彷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身所从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灯下漫笔》）
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诅咒。
（《过客》）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他在论战中的偏执：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他所面对的人，而且是他所面对、是他所背负的历史——那个著名的黑暗的闸门。
日本的竹内好曾经是首先提出“近代的超克”命题的卓越思想家，他把鲁迅看作是代表了亚洲超越近代性的努力的伟大先驱。在分析鲁迅与政治的关系时，他认为鲁迅的一系列杂文中贯注着关于“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的思想。竹内好发挥鲁迅的看法说，“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纠缠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之类的人。”（竹内好：《鲁迅》）
对于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
这是鲁迅的慨叹，我每次记起都感到深入骨髓的震撼和沉痛：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个与那个》）
这慨叹其实与他对“中国的脊梁”的称颂异曲同工：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一面“前仆后继的战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永远的革命者。对于这些永远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
然而，“永远革命”的动力并不是超人的英雄梦想，毋宁是对自己的悲观绝望。在鲁迅的内心里始终纠缠着那种近乎宿命的罪恶感，他从未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里无辜的、清白的一员，他相信自己早已镶嵌于历史的秩序之中，并且就是这个他所憎恶的世界的同谋。“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他不能克制地“举起投枪”，不是为了创造英雄业绩，而是因为倘不如此，他就会沦为“无物之阵”的主人：“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这样的战士》）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鲁迅的思想遗产为何在今天仍有意义？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从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间文化边缘化的时代。大学和媒体有效地生产着适应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产品，并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进这个庞大的、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机械运动之中。
没有人否认：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日渐有人发现：新的社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和限制人的生活——这种干预和限制的方式经常像是“自然的事件”，以至任何一个对其合法性进行质疑的人，都被视为没有理性的人。鲁迅的思想遗产在今天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揭示了历史和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的联系，他的思想遗产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
鲁迅的文化实践为置身于职业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照系，促使我们思考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限度及其社会含义。我不是一般地反对体制化的和职业化的知识生产，在现代化的逻辑中，没有人也没有单一的社会能够简单地反对这一过程，那等于自取灭亡。
然而，鲁迅揭示了一切有关世界的唯一性、永恒性和无可争议性的陈说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从而也暗示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详尽地讨论作为文化再生产场所的学院体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着重考察的是这种知识生产与批判思想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轴心反思我们身处其间的知识活动。
我的问题仅仅是：当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分科类型及其知识生产明显地与职业教育和职业知识相关，批判的知识分子难以在这样的知识活动中反思他们的知识前提，以及他们的知识活动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复杂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读鲁迅及其论敌的论战文字，我经常像是一位战史研究者，推敲攻守双方的战略战术。读完之后，我则更像一位心理分析学者，想像着鲁迅的内心世界。这篇文字也许本该写成更像序文那样的东西，至少不该离题千里。这实在是应该抱歉的。相信明智的读者不会为我的文字所蛊惑，因为鲁迅和他论敌的文字俱在，那是昨日的林中响箭。对于置身太平的圣哲们，那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梦呓，没有是非的胡闹，不值得关心的。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至于我自己，是有些困倦了，在这深的夜中。看着窗外的高楼，我心里却有些想念鲁迅后院的两棵枣树：它们如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不知何故，我竟有些怀念那夜游的恶鸟了，或者还是女吊有些暖意？
1996年9月11日夜于北京寓所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