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我最害怕看到别人说特朗普是个商人

2018年年初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战略与经贸两大领域对中国“大打出手”。加上美国副总统彭斯于2018年10月4号的讲话，美国近几年总体罗列了中国“五条罪状”：

第一是经济侵略，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体。

第二是军事扩张，所谓狭义的军事战略问题。

第三，前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造了一个词，即“掠夺性”，这个词立即成为美国政府甚至社会舆论描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标准形容词；这次彭斯又提出一个词，即“中国的债务外交”。

第四，特朗普从来不讲人权，从来不讲民主，但彭斯的讲话里有相当长一段话猛烈抨击所谓中国人权问题。

第五，也是相对比较新的。特朗普曾经在推特上、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预先讲过，为应对特朗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中国不得不比较集中地在特朗普的白人草根选民中，以农业为对象进行必要的贸易报复。彭斯讲话中指责中国最长的段落就是中国大规模地以秘密和公开的手段干预美国社会体制，干预美国社会舆论。总的来看，现在中美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

对此，关于中美贸易对抗给中国的深刻启示以及我们应有的应对之策，以下来谈谈我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对中国而言，优化根本认识与根本战略至关重要。我认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调整首要和次要问题的优先级。

关于中国经贸的六项认知

总的来看，有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在对外经贸方面有六个问题，有些完全是捏造，有些是夸大，有些是误解。这六个问题如下：

第一，中国自由贸易顺差，也就是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第二，中国市场准入不宽，外资投资环境不佳。更具体地说，直到前不久，中国资本市场准入长期停滞，甚至局部有所收缩。

第三，关于中国国内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的批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同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对国内外经济活动控制相对广泛、相对严格，但近些年来，控制范围愈益广泛，控制程度愈益加强。

第四，相对于外国在华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种种优待，包括大量补贴。

第五，贷款透明度问题，这涉及近来炒作得比较热的债务危机问题。

第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或至少有时不能实质性地充分惠及当地的社会就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

除此之外，当前特别紧迫的重要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提倡经济全球化，多年来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积极的努力。我们说世界经贸秩序或全球化对中国有利，相信对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但还需要改革，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如此全球经贸秩序才能公正、合理、可持续。但现在我们明白，这不是维护和改善全球化的首要问题，而只是次要问题，甚至连次要问题都算不上。

在首要的大问题上，中国的反应能力需加强，反应速度需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一些主要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选民对全球化出现了抵制甚至是“愤怒”的态度。中国一直以来倡导的全球化在这种充斥着愤怒的环境下，实则难以为继。

2017年5月27日，反全球化示威者抵达意大利西西里岛，准备参加反G7集会。（图片来自IC photo）

中国所倡导的“共同富裕”观自邓小平时期提出以来，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纵观全球，“共同富裕”的观念尚未完全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打交道时的准则和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几十年来，“共同富裕”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富裕，这才是顺应当下世界各国发展需求和发展形势的理念。

以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共同富裕的问题，发达国家太富裕，发展中国家太不富裕。现在我们要看到这是中国与其余国家共同富裕的问题。其余国家是什么国家？200多个国家（地区），除中国外的就是其余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中国体量这么大，国家规模这么大，经济腾飞这么迅猛，国际上的影响增长这么急剧，我国的行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要考虑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

因此，中国在认识层面应该做出适度调整；在一些大问题上，中国的反应能力需要加强，反应速度需要提高；中国要长期深化和拓展国内改革，需要进一步落实加强对外交流和互相理解的措施。

特朗普是“残忍”的战略家、精明的战术家

我最害怕看到这样的说法，说特朗普是个商人，言下之意是可以与他做交易，并且好像很容易就能做成交易。这种说法错了。特朗普是什么人？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是“残忍”的战略家、精明的战术家。之所以说他是战略家，是因为他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从来不两线作战，更谈不上四面出击，他总是阶段性地集中在一场战役上。除了战略集中之外，战略主动权总是在他手上。至少他想发动什么战役就发动什么战役。他阶段性地发动战役，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战后，又集中在他发动的另一场战役上。他的战略战术是采取空前程度的压力和威胁，间或给对方一个甜枣子吃，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尽可能地榨出更大的利益。

同样，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特朗普的战略战术是对中国同时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威胁，从而尽可能地榨取最大利益。在对华经贸关系，甚至是战略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特朗普都采用了此种逻辑。

不管暂时的输赢情况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针锋相对，中国必须适时在中美贸易上做一些让步，但前提是两国谈判必须是平等的且体现相互尊重，而且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要的让步是大幅增加中国对美进口和大幅度扩大美资准入。否则，这场战役结束不了或者争取不到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战。我们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战，准确地说是局部休战。大概只有双方轮番向对方出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才可能暂停这场战役。从过去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总是推行较短时间的休战。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中美贸易战之后，我认为，中国需要适时在中美贸易上做出调整，争取贸易战的局部休战，为优化经济、金融技术格局争取有利环境。

中国需要针对贸易战既“治标”又“治本”的对策

“治标”层面，我个人认为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对策。针对美国的高压和不讲道理的关税政策，我们既要有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及贸易报复威胁，也要有谈判妥协的意愿。中国政府的立场很清楚：中国是愿意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平等对待中国，并且讲诚信、守信用。愿意谈判不能代表最后的谈判结果，谈判立场、谈判战略是另外一回事。

“治本”层面，我认为首先要有对“治本”性质的深刻认识，以此来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决心。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做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用比过去更明确、更具体的语言宣告中国政府在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现在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都在看执行得如何，以及执行多长时间。中国确实需要做适当调整，并且这种调整必须是真正能得到贯彻的，这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当前国际国内局势显示，中国要通过大力度和持久的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开发。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内资源方面，中国的潜能依然巨大。同时，应相应地降低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培养我国的技术独立性和创新性。总体来看，中国要通过长周期的调结构来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的更深维度的开放。

中国需要新形态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回顾过去的五六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2016年9月份杭州峰会召开开始，特别是从2017年年初开始，到2018年3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中国实现了十多年来没有实现的事情。从小布什第二届政府开始，我们周边的困难越来越多，吵架的邻居越来越多。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全面显著改善。这非常好。我们的外交是以协调、和解、共商或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和中立者为主题的外交。这种外交必将继续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优化，我国与邻国关系的全方位改善必将持续下去。

中国今后应实行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即用未来五六年时间实行适度战略收缩和贸易政策调整，使得世界主要国家回到对中国深层误解与敌视之前的相对松垮的状态，进而谋求新的进取。

2018年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开始隐约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dichotomy）的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双边谈判，显著缓解了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矛盾，与其他经济体结成紧密伙伴，进而可能与它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准自由贸易安排。而且美国迟早要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废弃WTO体制。现在回过头来看，WTO体制最大的好处是它具有全球性，尽管它管不了现在的服务贸易和劳工条件。当全球性体制被事实上或名义上废弃以后，全球贸易总是要有规则体系的，美国有可能谋求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及其紧密伙伴构建一个新的经贸规则体系，但这个新的经贸规则体系很可能不具全球性，大致只涵盖发达世界及其紧密伙伴。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而且美国政府可能实行美加墨谈判中的否定性条款，即其中一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自由贸易协定，另外两国可以否决。而中国在美国看来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美国政府实行上述“集团经贸”方针，有可能迫使中国的选择越来越少。中国未来只能越来越依靠与中国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来开展主要的对外经贸活动。

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降低甚至杜绝这种世界经济二分的可能性，以求保证中国的长远发展前景。中国要有大决心、大耐力，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的《强国与富民：人大重阳名家解读中国发展》一书，书中包含了16位著名学者对中美贸易战、中国周边安全、中国环境治理、政企关系等涉及国计民生重要话题的解读，他们的解读深入并且极富深情，既有严谨的学术思考，又有激情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