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印度面临的治理难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8月5日，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发布了总统令，废止宪法赋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得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失去了自治的权利。这个决定立刻遭到巴基斯坦的强烈抗议，引发印巴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

在印度国内，这个决定引起的争议声浪也很强烈，因为它涉及了印度政治中的两大敏感问题：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的不同政策。

2019年2月，克什米尔发生了伊斯兰激进组织袭击印度军人的事件，那时我恰好在印度，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印度人，其中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约占80%，穆斯林约占14%）。我听到他们对恐袭的看法，还有对印度的政党活动、选举制度、治理政策作出的种种分析和评论。他们的很多观点发人深省，为什么会发生恐袭？为什么激进主义会越来越蔓延扩张？为什么温和主义的政策被压抑？政党扮演了什么角色？选举扮演了什么角色？……

克什米尔街头，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穆斯林的焦虑与无奈

在德里老城我拜访了一户穆斯林人家。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老父亲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专业是英国文学，家中有一儿一女。

女儿三十岁左右，是表演艺术专业的博士，她嫁给了一位印度教徒，他们是自由恋爱，得到了双方家庭的认可，现在这位印度教女婿住在这个穆斯林家庭中，男住女家在印度不常见，但他们觉得为了交通、上班等等的便利，不必墨守大多数人的成规。

儿子二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我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刚从外面回来，说刚才是去参加游行示威。我问他示威的主题是什么，他说：“强烈抗议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印度军人。”

他告诉我，每当发生这种伊斯兰激进分子恐袭事件，他们这些温和的穆斯林就得比印度教徒更强烈地去示威、去抗议，否则别人会以为他们也是激进分子。他说，每次听到恐袭的新闻，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祷告，希望恐袭者不是穆斯林；如果真是穆斯林干的，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马上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强烈发声，严厉谴责恐袭，谴责的言辞要比印度教徒的更严厉，否则也会被人误解。

他们深深地感到，印度的政治生态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激进化、极端化，这让他们焦虑忧心。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少数群体，对自己群体的未来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印度整个国家忧虑，激进化极端化会加剧社会撕裂，使整个国家遭殃。

对于造成近年来激进化极端化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一是因为政党看到激进化可以帮助它们拉到更多的选票，因此向激进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因为社交媒体中的激进言论往往可以赚点击、吸流量，因而使得激进思潮广为传播。

他们还看到，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激进化、极端化、民粹化的现象，这又使他们从全球的角度感到忧虑。儿子说：“全球现在面临气候异常等等的问题，这是需要大家通过宽容与合作来解决的，但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网络化，以及政治的极端化，却使这个问题难以解决。”

他的姐姐说：“伴随这种激进化极端化的是原教旨主义盛行。现在原教旨化成为一股潮流，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也出现了原教旨化，有人把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当成原教旨，无论这些观点在现实实践中表现如何，都认为这些观点是不能被批评的，都强迫人们按这些观点去做事情。原教旨化给极端化提供理论观点，为激进化推波助澜。”

当我和他们聊得更深入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印度政治中的很多“黑幕”，尤其是“金钱买选票”。在美国的选举中，金钱也能帮助竞选人拉到很多选票，但那主要是“拉”，还不是赤裸裸的“买”。在印度，则是竞选者直接付钱买选票，譬如1000卢比买一张选票。竞选人如果自己没有很多钱，就得依靠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向其提供。甚至黑社会的集团也向竞选人提供金钱，要竞选人保证以后保护黑社会的活动。

这样的竞选活动，使得印度的政党越来越腐败，广大民众越来越不满。2011年，这种不满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上出现了“印度反腐败”的大型社会运动。在德里，一些反腐败的活动分子于2012年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这个党给了很多人希望，不少人满腔热情地参加它的活动，这家的姐姐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党在竞选中表现不错，尤其在2015年的德里立法议会选举中，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议席。但是伴随着它政治上的成功，许多人却对它渐渐失望，因为它也逐渐卷入了买选票的腐败活动。“如果不这样买选票，它的竞选人就不能当选。”姐姐无奈地说。

弟弟没有参与这个政党的活动，他热衷的是通过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社会改进的理想。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给公民社会的活动提供了广大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来进行一些社会变革。他和朋友组建了一个小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最初的变革目标是处理他们社区中的塑料垃圾，在回收废弃塑料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之后，他们的目标发展到帮助社区中的无家可归者。目前他们帮助了16个无家可归者，其中13人是印度教徒，3人是穆斯林。

他说，现在他们可以做的都是这些比较小的社会改进工作，如果想做大的社会改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不够了，那需要组织政党、通过政府来进行。但是，印度目前的政治现实是，政党激进化、腐败化，难道要组织一个激进的、腐败的政党吗？他感到了无奈的迷茫。不过，他看不到其它的可行方法，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只能尽力而为。在民主体制中，这是必须走的道路。

克什米尔街头的抗议者中还有孩子，也有穆斯林声称会武力反抗，印度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不得不“划清界限”，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印度教徒的不满与期盼

我的导游翻译是印度教徒，很喜欢谈论政治问题，我和他有过很多次长谈。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村的politician（政治人物、政客），他自己大学本科是主修历史的。他告诉我很多印度农村基层的政治活动，还告诉我印度政党的一些历史变化。

印度的腐败问题有悠久的历史。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大小封建领主有腐败、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腐败、殖民地官员有腐败。印度独立之后腐败依然，在新的体制中又有了新的表现，竞选中的腐败就是新表现。还有一些新的法律，也成为了腐败的新温床，譬如各种执照法、税收法。为了获取执照、税收方面的利益，贿赂大行其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导游强调他父亲不腐败，不过他说的一些事情，却让我看到利用法律来谋取基层权力的某种“印度特色”，这种事情是否算“腐败”，那就见仁见智了。

譬如印度有很多“保留法”，规定某些机构的席位中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给妇女或者其它“弱势群体”成员，导游的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来竞选这些保留席位，他的声望和经验使妻子很容易当选。导游说，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完全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她当选之后就是一架“签字机”，丈夫让她签什么决定她就签什么决定，让她签什么支票就签什么支票。

导游是支持印人党的，但他对印人党近年来的激进化很不满，深怀忧虑。对于印人党、对于印度教、对于印度文化，他有着复杂的内心纠结。导游对印度文化有着强烈的热爱和自豪，他说他选择做导游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印度文化，这种文化热忱在听他作旅游讲解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对于印度的政治人物，他最崇拜甘地，因为甘地体现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尽管甘地属于国大党，导游却选择了印人党，而不是国大党（印人党和国大党是印度两大全国性的政党）。印人党对印度文化的热忱是非常高的，这投合了导游的偏好。

不过，现在他却觉得，印人党的文化热忱近年来演变成了政治激进。他特别提到阿约提亚事件，阿约提亚是印度教的一位主神罗摩的传说诞生地，当印度被穆斯林统治的时候，那里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之后，那里发生了很多纷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争持不下，印度教的激进分子要求在那里修建罗摩庙。

导游是印度教徒，深爱印度文化，但他反对在阿约提亚修建罗摩庙。他说这将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恶化，撕裂印度社会。他认为“宽容”才是印度文化的重要元素，才是印度人应该发扬的。他说，印度教有很多神，印度教徒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特别信仰的神，选择了不同神的人互相宽容，这是印度的文化传统。甘地主张“非暴力”，也是具有宽容精神的，甘地就是从印度文化中汲取了这种精神。

他说，近年来印人党中出现了激进势力，宣传要建罗摩庙，这种主张对于缺乏文化修养的人很有吸引力，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现在是大多数，所以这种势力现在发展得很大。激进化抛弃了印度文化的精髓，他很痛心遗憾。

虽然对印人党的激进化深感遗憾，导游现在仍然投票给印人党，而不是国大党。他说，这是因为印人党比国大党有更强的deliver能力。所谓deliver，是指完成项目，使项目能够兑现交付。

我们在印度中部旅行的时候，经过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导游说这条公路对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国大党主政的时候说要修建，经过十几年也没有修，尽是扯皮空谈，后来印人党主政了，这条公路才开始修建，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快要修好了。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很多，我们在那条公路附近停留时，听到不少人说，在印人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修好这公路，所以他们投票给印人党，不给国大党。

那条公路并不很长，环境也不复杂，我觉得这样的公路在中国大概不用一年就能够修好。于是我问他们，如果共产党只用一年就能把公路修好，就能够deliver，他们会投票给共产党吗？他们说，共产党不可能有这样的deliver能力，在共产党当政的那些邦，deliver都很差。

他们观察到的共产党deliver能力，是印度共产党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2006年我去过西孟加拉邦，共产党在那里主政过很多年，的确那里并没有很好的deliver成绩。在印度民主体制的框架中，共产党要想当选主政，必须走竞选拉票那样的路数，这就使它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进行治理，作出中国式的deliver。

个人vs共同体，从众vs从贤

和很多印度人交谈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们对“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所感到的自豪。他们说，虽然印度在治理方面有很多缺陷，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搞垮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印度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这样的不同是很容易引起分裂的，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国家能够保持统一。

民主制是英国给印度留下的治理模式、文化遗产，在印度传统文化中，缺少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路。印度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路，这些思路展现出辉煌夺目的色彩。

印度朋友曾经很自豪地对我说，佛教源于印度文化，从印度传播到很多国家，这是印度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他问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也有这样的例子？我想到了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只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比佛教的影响力小得多。

为什么呢？我和印度朋友进行了讨论，虽然不是全面深入的，也让我颇有感悟。我们谈论到佛教和儒家的不同思路。佛教关注生老病死，这是个人要面对的人生问题，佛教提供了个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思路。儒家的思路则更偏重于人际之间的和谐，是关注一个共同体，是侧重于思考如何把共同体治理得和谐。在社会生产相对简单的时代，如何协调、如何治理共同体，显得不似社会生产复杂时代重要；而个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则是每人都要天天面对的，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路，被大多数人关心，很容易传播开来。

当世界进入了社会生产复杂的时代，当社会必须应对各种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时，如何协调、如何治理共同体就成为当务之急。西方提出了“民主制”的解决方法，用“多数决”的原则来进行治理。这种“从多数”是“从众”的思路，使用“计数”的方法，相对简单易行，因为主要是计算“数”。而中国的传统治理方法则是“从贤”，而不是“从众”，钱穆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参阅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众”是“数”的思路，“从贤”是“质”的思路，鉴别质量要比计算数目更为复杂。

从众是民主政治的原则，从贤是优主政治的原则。民主政治在选择领导者时是根据“众”的数字来决定的，优主政治选择领导者是根据“贤”的质量来决定的。决定“质”要比决定“数”复杂得多，首先需要决定什么是“贤”的质量，然后还要制定出鉴别、选拔具有这种质量的人才的具体方法，这就不像计算人数那样简单。

汉朝先是实行了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魏晋时代改为了九品中正制，后来也出现了问题；到了唐朝才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科举制。科举制是一种相当成熟的选择优者的方法，为优主政治打造了择优的框架，此后这个框架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

不过，框架虽然被延续使用，框架中的内涵、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却是经历了很多次的变革。因为当历史发展了，当社会变化了，那些旧的科举考试内容变得无法选拔出新形势下的优者，因此必须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是复杂而艰难的，需要对新形势有深刻的认识，非如此才能够把内容修改得有助于选拔新形势中的优者，使优主政治的治理能够可持续。

中华文明持续了数千年没有中断，其它很多文明虽然有过非常灿烂辉煌的年代，但当遭遇危机挑战的时候，往往在治理方面不能作出有效的应对，因而衰败。中华文明中的优主政治治理元素为可持续作出了贡献。当社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当国家治理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化中的优主治理思路将会吸引更多人关注，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有更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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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优主政治的理论以及本文中述及的一些问题，请参阅“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幸福与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联精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