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佳：美国干涉香港始末——多年来的那些涉港法案
【按：笔者杜佳的上篇文章，关注CIA在香港的部署，它其实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美国数十年来，投入了许多精力持续在“经营”香港。】
（文/ 杜佳）
冷战时期，美国把香港作为远东的桥头堡和情报基地，向中国大陆、东南亚渗透；香港回归后，美国则希望香港变成中国大陆的头痛顽疾，以便不断撩拨，获得相与争锋的砝码。
因此，在暗地里，有美国安排情报机构进驻；而在明面上，美国表达“关注”的重要方式，就是：国会立法。
在香港回归前的布局：从《展望1997》到《香港政策法》
八十年代，中英双方就香港的命运逐渐达成了一致。
根据解密的CIA档案《香港：展望1997》（Hong Kong: Looking Toward 1997，发布于1988年12月），美方当时判断香港回归中国已不可逆转。
（CIA：《香港：展望1997》）
但同时CIA也认为，香港的未来还有些许“不确定因素”。例如香港 “自治”到何种程度？中国政府是否会维持香港的“自由”？若香港本地人士对此感到不确定，就会或移民“出逃”，或打起“民主”的旗帜组织抗议；若外国资本对此感到不确定，就会将在香港的投资集中于短期赢利的项目，如金融、房地产，而不是诸如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类需要长期经营的项目。
CIA的判读，最终影响了美国的对港政策。
1991年10月28日，《1992财年和1993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公法102-138）生效。对于“香港政策”，该法律规定美国应该鼓励英国政府，在香港建立完全的民主制度，以便香港在回归之前发展出“功能完整的民主自治”。
1992年10月5日，《美国-香港政策法》（公法102-383）生效。和《与台湾关系法》（公法96-8）一样，该法律是美国处理与香港关系的纲领文件。
（美国国会：《美国-香港政策法》）
虽然照理来讲，这种法律不应该存在，因为美国不需要直接同香港打交道。就涉港问题而言，香港回归之前，华府应该咨询唐宁街；回归后，华府应该找北京。
但美国对自己全球干涉的能力一定非常自信，以致其敢于直接立法，光明正大地干涉他国内政。
该法律直接反应了上述CIA对香港局势的判读，即美方首先确认了中英双方的谈判结果，但是关于香港的未来，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不确定性”，美方却有自己的说法。
美方认为，香港的走向关乎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必须让香港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在1997年7月1日之前以及之后发挥积极作用”。
“国会宣布，希望看到彻底贯彻《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反映了“一国两制”，美国对“一国”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两制”，也就是回归后香港保持关税、财政、司法等治理体系的“独立”，以及贸易、金融的“自由”。
“在1997年6月30日之后，美国应当把香港作为中国完全的自治地区”，“建立并扩展”与香港在各个领域的“直接联系”。
那么要如何确保贯彻呢？美国国会祭出“民主”大法。
“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如此，该原则自然适用于美国的香港政策。在1997年6月30日之后依然如此。”
CIA在报告中提到了香港“民主派”。也许在情报机构看来，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到了1992年，“支持民主”被写进了法律，那么美国国家部门利用当地民主派搞事也算是“有法可依”了，尽管它依的是本国法，搞的却是他国事。
该法律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定期向国会就香港问题作报告，内容包括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还包括“（中国政府）在香港行使主权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或者让香港不那么“独立”、“自由”，美国总统有权力发布行政命令，暂停美国在商贸等领域对香港的优惠条件。
永远正确的理由：“保卫民主”
在克林顿政府剩下的时间里，国会里的涉港法案、决议共105个。其中直接和香港有关的，而又被通过的法案有1个，决议有3个。
（克林顿政府1992年之后涉港决议和法案。）
1994年9月18日，香港区议会举行选举。10月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发布决议S.Res.265表示关切，重申“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民主改革进程，随着1997年过渡的临近，鼓励各方保卫这些成果”。
1995年9月17日，香港立法局选举，这是香港立法机构首次经选举产生，但也是殖民地时期的最后一届立法机构。对于这届立法局议员的任期，中英双方有争议，中方认为既然是殖民地的末代遗产，其任期应该在回归时结束。
1996年6月28日，美参议院发布决议S.Res.271，呼吁中国政府履行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不要在回归时解散这届立法局。
1997年6月27日，香港回归前3天，美国通过立法S.342（公法105-22），增加香港驻美国各经济贸易办事处的权限。经贸办事处是香港政府的派出机构。《香港政策法》规定，香港驻美各办事处属于“半官方性质使团”。因此1997年的立法，是在政策上细化、推动《与香港关系法》的规定。
就在该法律通过的当天，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S.Res.105，要求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继续贯彻《香港政策法》，同时呼吁中国政府不打折扣地执行“一国两制”，维持香港“自治”。
总之，美方继续关注香港的“民主”，特别是“自治”，希望香港即使回归中国，也在真正保持“独立”，殖民地时期的各种政策能够延续下去。
中国自有制度，国内治理自然不会去理会外国意见。香港回归的同时，殖民地时期的立法局寿终正寝，特别行政区的临时立法会开始工作。
对此，1997年7月31日，美国国会个别议员抛出《中国政治自由法案》（105届国会H.R.2358，共同提案人包括现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法案，拿香港立法会选举说事。
反对“23条”立法
小布什时期，国会涉港法案、决议共66个。其中跟香港直接相关的，而且通过的有3个，都是决议。
（2003年到2004年3个涉港决议。）
为了体现“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维护国家统一，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叛乱和颠覆和分裂国家行为，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香港搞政治活动，并禁止香港政治组织同国外政治组织建立联系。
该法条是国家加强治理的正常措施，毕竟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会容忍谋反，然而却被某些人解读为“限制香港自由”，因此迟迟得不到落实。
2003年2月，香港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落实的立法工作，引发较大争议。香港某些“民主派”团体发动抗议。美国国会H.Res.277号决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决议认为《基本法》第23条“会损害香港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自由”，呼吁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撤回相关立法工作。
“民主派”、“人权阵线”的抗议也在继续。决议通过后4天就是7月1日，回归纪念日，香港爆发大规模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游行示威，主办方号称有50万人上街。
（RFI：反对派打出反对董建华口号。）
7月22日，美国官办外宣媒体RFA主办座谈会，讨论所谓“七一香港反23条大游行”的意义。
特区政府面对压力，只得妥协退让。9月5日，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立法草案。
这件事情的影响十分恶劣。香港某些团体抗议，美国国会发布决议表示支持，外宣媒体跟进报道，各方势力多重施压，直到特区政府妥协。这个套路一直沿用到了现在，以至于诸多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都无法推动。
《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和落实工作，直到现在拖而未决。特区政府因此缺乏法律武器，对付或在本土产生，或同国外勾结的政治激进分子。这是特区政府执法不力，香港越来越乱的重要因素。
香港“民主派”“越战越勇”，美国也不断支持。
2004年6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S.J.Res.33决议，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香港立法会普选。7月1日，香港“民主派”发动所谓“还政于民、争取普选”大游行，号称有53万人参加。
（台湾“中央社”：“七一大游行”。）
9月13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决议H.Res.667，对香港民主派的呼声表示支持，呼吁中国政府放开特首和立法会普选。
打造护身符：《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在奥巴马时期，也许美国忙于对付自身的经济危机，国会涉港立法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从2014年到2016年，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4度发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8次提案，都没通过。）
2014年9月，由于特首普选等问题引发的争议，香港爆发所谓“占领中环”大规模示威游行，后来演化成“雨伞运动”。媒体称有上百万人参加。
（英国广播公司：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11月13日，美国共和党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发动第一次《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法案首先重申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美国支持香港的“民主化”，香港必须保持“足够的自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称香港只有维持“足够的自治”，才能得到美国的“区别对待”。
特朗普上台后，大概是由于美国经济形势好转，特朗普重提所谓“大国竞争”，国会又活络起来。
首先，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4次重提《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6月13日，卢比奥和史密斯两人，同时在参众两院发起议案，内容一模一样。
除了跟以往法案不变的内容，法案还做出特别规定，港人如果因为参加2014年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而留下“案底”（如黄之锋），不会影响赴美签证。法案要求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建立被政府“拘禁、逮捕或者以其他方式针对”的人员的名单，在办理上述人员签证时不得拖沓。这等于是变相地为某些乱港分子加装了护身符，鼓舞了乱港行为。
（凤凰网：8月6日，美领馆人员与黄之锋等人接头，所以他们在讨论赴美签证？）
法案继续把美国对香港的优惠待遇与香港的“特殊地位”挂钩，称如果中国政府加深统一，美国就会取消在关税、商贸等方面的优待。
随着中美相关摩擦的升级，该法案或许能在国会闯关成功。
毫不掩饰的扶植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3个涉港决议。同时香港民主派愈发活跃。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3个决议。）
2016年9月4日，香港第6届立法会经选举产生。议员宣誓就职，有15名民主派议员在宣誓时夹杂港独口号或侮辱中国言论。至2017年7月，共6名涉事议员被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宣誓无效，褫夺议员资格。
8月，香港政府提起上诉，希望延长2014年“雨伞运动”时被捕的黄之锋等人的刑期。
11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H.Res.422，专门提到立法会“宣誓风波”，同时对黄之锋等人表示关切。决议授权美国政府把香港当作“与中国不同的非主权实体”（a non-sovereign entity distinct from China），并呼吁中国政府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行政、立法和独立司法权”。
（RFA：2018年12月，“宣誓风波”当事人罗冠聪赴美面见议员，帮黄之锋领奖。）
美利坚以法学学究治国，惯于玩弄概念，**这次的“与中国不同的非主权实体”又是新花样。即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彻底撕破脸，又表示香港和中国“不一样”，以示对当地民主派的支持，**为自己的干涉政策留下空间。手段可谓高明。
2019年2月，香港政府建议修改《逃犯条例》，没想到因此引发冲突，香港陷入混乱。
3月31日，美国国务院就《香港政策法》发布报告，把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说成损害香港独立的“逆流”。
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发出报道，煽动对立情绪和恐慌气氛。
2019年6月2日，《华尔街日报》发文称香港“害怕”自由被“侵蚀”。
6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H.Res.393，谴责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所谓“侵蚀”。
6月5日，美国之音称如果“逃犯条例”立法成功，香港可能出现“移民潮”。
同日，美国国会再发决议S.Res.221，重申《香港政策法》。
6月9日，大规模游行抗议爆发，组织方号称有100万人上街。
（美联社：6月9日大游行。）
6月1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科鲁兹发动《重新评估香港政策法案》（S.1824）。
法案提出修改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国国务卿编写报告，关于中国政府如何“绕开美国法律”压榨香港。
中国政府的地方治理竟然涉嫌违反美国法律，个种逻辑十分感人。
法案还要求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各自调查中国如何在各自相关的领域利用香港破坏美国利益。同时要求国防部调查中国利用香港从事的针对美国的情报活动。
CIA在香港运作都70年了，按道理也是美国违反中国法律在先，但今天竟然也反咬一口。
13日，最新《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同时提案。
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暂缓修订。同当年的董建华政府一样，如今的港府也无法推动有利于香港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法案。
不过反对派不依不饶，16日再现大规模游行，组织方号称接近200万人上街。
（路透社：200万人大游行。）
同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采访，称“特朗普总统一向积极维护人权”，美方“正在关注香港人民”。
通过定立法案和决议，美国实际上已经介入香港局势，正在干涉中国内政。同干涉委内瑞拉的套路一样，美国也才采取打压合法政府，力挺反对派的套路。
而且同委内瑞拉一样，美方的所谓“关注”，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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