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传播是人与人的对话

【文/ 傅莹】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这几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正在取得长足进展，搞得有声有势。比如，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记者越来越活跃，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写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国际媒体。尤其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过程中，不仅官方表态鲜明，学界和企业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舆论斗争支持和助力外交斗争，既有力地批驳了许多不实之辞，也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的模糊认识。再比如说，在华为事件中，任正非总裁广泛接触媒体，以坦诚开放的态度，讲述华为的创业心路和奉献世界的胸怀，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好的案例。在当前国际舆论的最前线，我们不少大使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主动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为国际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在综合能力的建设上，尤其在对外传播的完善上，路还长。一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使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努力实现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我们自己来塑造。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提升，也包括软实力的完善。目前，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且变幻无穷，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和学习中，提升能力。

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讲话

抽象地讲，传播主要是解决形象问题。国家的形象与个人或者企业的形象有相似的地方，通常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你是什么、是怎样的；二是，你说你是什么、是怎样的；三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是怎样的。这三个维度的图像重合，大致就能构成一个完整和客观的形象。如果这三个维度的图像有缺失或者差距太大，形象就容易被扭曲，或者缺乏说服力。

现在，外界把中国看作对国际形势和世界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决策者的想法和中国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想知道，中国强起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十年前，我在英国当大使，在大学和各种论坛讲话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够给予世界什么？上个月我在北京接待一位来访的英国议员，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由此可见，这可能是过去十年乃至未来十年，我们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需要不断向国际社会解答和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去回应的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也相应地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世界上有目共睹，无论是赞成我们的人，还是不赞同我们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是成功的。中国的成功，足以修改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教科书，为人类追求文明和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

现在外界关注中国，不仅是关心我们自身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因为，这真正攸关各方切身利益和未来的战略选择。这些年来，国际媒体对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不断上升，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信息饥渴，外界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很多，而且呈上升趋势，同时，负面意见也不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一些军政部门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美方从经贸、科技到军事、安全，摆出全方位应对中国挑战的姿态，甚至不惜破坏两国正常的经贸、科技和人文往来。据美国学者反映，美国内正在出现以强硬和有效方式应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正确”，对华战略调整的动向比较明显。然而，面对变化，中美学界的接触和交流没有停顿，一些对未来忧心忡忡的美国学者一再探寻，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式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双方需要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如果说，在美国领导层和战略圈子里，有人试图将两国关系往大国权力之争的老路上引，那么在普罗大众层面，如何对冲这样的错误逻辑，如何消除广泛的误解和偏见？如何让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公众更多听到和读到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我在对外交流中，常感到一些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源自媒体和政客的二手说法。但是很多人也并非完全不想了解真实的中国。

最近与来访的美国议员、智库学者和媒体记者座谈，他们带来了各种疑问，但在听取了中方观点后，虽说不完全认同，但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当我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包括从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的建议选择立法议题，到开展专业和社会咨询、协商，再到形成草案后征求社会意见，最终草案在人大常委会进行两次到三次的审议和修改，之后进行表决通过等等。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他们却很陌生，一些美国访客当场表示，希望能邀请我们去美国巡讲。他们认识到，中国既然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制度、政治和治理方式必然有成功的道理。他们希望中国人能更加主动和广泛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情况。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说，中国现在是大国，如果自己不讲，就会有人代替你们讲。

中美关系处在转折的关头，是迈向冷战，相互为敌？还是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型关系？两国领导人商定的目标是，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如何才能成功地将两国关系引入这样的轨道？这取决于两国在每一个重要的利益和分歧问题上的选择，也取决于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否准确和客观地彼此了解和判断。而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基辛格以他丰富的经验总结到，“很多国际事件都是由对彼此的误解造成的。”今天，当中国已处于国际博弈的前沿之际，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关系变动中的舆论因素，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舆论既可以朝积极的方向影响政策的选择，也可以朝消极的方向裹挟判断。越是在国际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沟通，越不能轻视舆论和传播工作。

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够大。我的体会是，话语权不是被赋予的，而是需要去赢取，如果我们能对已经拥有的话语权用好、用充分，就能不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提升传播的意识和能力，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出现在国际媒体和国际论坛上。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立体和多维度的，是由各行各业和各种社会群体共同去塑造的。因此，国际传播也需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自身意图和行为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既要有专业和战略层面的传播，也需要有人文和公众层面的传播。大家共同努力，点点滴滴，聚沙成塔，形成全社会、宽领域、多角度的国家叙事。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有清晰的政治引导，传播者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国家意志、中央精神，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倾听世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的思维框架下，发挥自身专业特色。

说到传播，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是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中文讲究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我们写文章喜欢叠层架屋。有一次我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做演讲，稿子里面一二三套一二三，数据和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之后许多人到台子上来祝贺，好像效果还不错。但我私下问一位在场的华人，到底怎么样，他说，讲的内容太多了，记不住。我体会到，面对公众讲话，重点在于沟通，在于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一次哪怕只讲一个问题，讲明白了，能说服人，就实现了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最有说服力。有时一个小故事就能说明大道理，不是每个传播都需要宏大叙事。我们的故事是讲给人听的，内容中要有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最近卸任回国，离开喀布尔的那天，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临别感言”，文章如涓涓流水，记述了在任期间最让他感怀的人和事，讲到他对战乱中的孩子们的牵挂。这篇感言很打动人，不仅在阿富汗效果好，许多中国人看了也受到触动。我们的传播就需要这样方式，通过突出人，通过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递我们的思考和理念。这次大会准备介绍的《善良的天使》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传播样板。

展现中美关系的记录片《善良的天使》

国际传播并不等同于自我表扬，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这么快，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优势恰恰在于，党和政府不仅有面对问题的勇气，而且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不需要回避问题，也不怕别人批评，重要的是能够说明我们的政策意图和目标是什么，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努力有哪些。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恰好是传播的好时机。

这次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选择在银川召开。虽然宁夏身处西部，依然有责任也有条件参与国家在新时期的国际传播。这次会议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更早地构建起国际意识。正所谓大国政治无边界，大国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央对当今世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论断，而中国处在变化的中心，既是变化的牵动因素之一和关键力量，同时也受到各种新变化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把握好自身，做好内功，认真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关于对外传播的理论，更好地完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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