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说《万历十五年》被高估，其实真了解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人不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先前因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而大热，近日在观察者网被反复提及，再次引起关注。但这本书虽然火了三十多年，而了解及真正掌握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人，看来却并不多。

《万历十五年》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被多次提及

对黄仁宇老师的论述，因我本人与黄老师有些渊源，所以算有点发言权。

1992年初，我曾邀请黄老师到香港参加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研讨会。这缘起于在《万历十五年》的一个版本中，他附文详细地谈到“一国两制”在全球历史中的四个案例，包括英国、荷兰、美国南北战争前、中国魏朝。他的有关说法与中国官方对“一国两制”是个“独创”的说法很不一样。

后来因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强推政改方案，研讨会开不成，我就陪黄老师去广州参观黄埔军校的旧址。黄老师是黄埔校友，但不是黄埔广州老校的学生。他去到黄埔军校原址时还是非常激动。

在几天的旅程中，老师不断提点我，要看大局，观长远，不要纠缠在眼前的小事。这既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不断谈香港回归问题、中英之间的磨擦及矛盾（毕竟那是我当时每天面对的工作）有点不耐烦，但有关观点也确是黄老师研究历史及看事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黄仁宇（资料图）

《万历十五年》的书写，是透过从社会细微点滴的观察，洞察社会及制度的整体运作，进而归纳出“大历史”的视野，引申出一些大规律。这研究方法不为当时的学术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学术界本应兼容开放，欢迎不同的角度及尝试，但现实中往往并非总是如此。

黄老师在学术界失意，《万历十五年》这本原本没人愿意出版的书，却反而在他被去职后得以出版。原版最初为英文，1976年出中文版后，意外地在台湾及大陆红火，受关注及讨论达三十多年，实乃学术及出版界内的一个异数。黄老师九泉之下，应可一伸他几十年不被认可的怨气。

从《万历十五年》到大历史，黄老师从“小”看“大”，采归纳法，大胆推断。其学术方法不为美国当时历史学界所接受。应指出，就算到今天，也仍不为很多大中华区的历史学者接受，这是个事实。这与他的书长时间受读者的欢迎，形成奇怪的反差。

黄仁宇从军后才转入学术研究，以其在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中的军旅生涯体验和成长过程，作为他探索国家历史的基础及动力，学术底子薄弱是自然的事。他的理论欠经典理论的支撑，缺乏严谨的论证，个别具体事例上也出现差错，都是事实。有的偏差多少与他对国家的热情和个人性格的执着有关。但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当今中国的百年大变、大转型中，有很适时及精辟的观察与提点，也是不能否定的。

黄老师的论述，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国家的大转变时，如何理解这个转变过程的一种大局观和大视野，使我们能从一个宏观的“大历史”角度，看待眼前发生的事及其将来的发展，而非拘泥和执着于狭小的历史事件本身。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做到的。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获美国及国内学术界的接受，但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仍长期受到欢迎。

《万历十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黄老师分析中国历史，先从“大国”、“一统”的历史事实开始，他将形成这一基本事实的原因归结为“防外患”与“治水”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要有整体统筹的应对，因此而让“大中国”成为必然。这可能不是黄老师独有的结论，论证中国“大一统”传统形成的研究非常多，这两个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但这不重要。黄老师的关键论述，是在中国如何治理大幅员、多人口的国家的层次上。

偌大的国家，交通及通讯不便，一个中央指令要下达全国，到达边远地区就要几个月，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如何治理，不能以我们今日的观念及标准去理解。管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必然要依赖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国家的治理，首先是对官僚队伍的治理。

在当时的条件及要求下，以儒家的道德体系来管控官员，是有其内在道理的一个选择。管治主要依靠道德，而不是严格、详尽的法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元素，一个特色。中国能以此持续存在二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独有的。但也因为这样，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泛道德”的倾向，造成了不少非理性的传统后果。黄老师对上世纪末一些学生的激情表现，就非常不以为然。主要是他认为简单的道德评判流于表面和片面，集体的“义愤”行动，并不能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以道德管控官员及社会，是无办法中的办法，法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只能是辅助性质，而且也难以过份规范化，这自然也引申出很多问题，如官员的虚伪、形式主义、阳奉阴违等等。故此，经过一段时间，加上其他因素，如农地未能适应人口增长的压力等，必然出现僵化及崩溃，只能依靠改朝换代加以调整。但改朝换代后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使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却不能彻底改变形成治理方式的一整套客观因素，治理方法基本上无变化，二、三百年来一次轮回，二千年来如是，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是黄老师的大历史观的前半部。

黄老师的“潜水艇三文治”(submarine sandwich)比喻，主要是指出，中国政治的上层，即中央政权，与地方百姓的下层，两者中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朝廷的官员只派到县，中央给予的资源极少。再往下是靠民间的乡绅父老。两者之间，即朝廷（中央政府）与基层百姓之间，长期只能通过一大批以道德和等级制度管控的官僚，依照一些粗略、原则性的指示及规范，去进行治理。

国民政府推翻清朝后，承接了清朝的中央角色，建立了一个上层的现代中央体制，但缺乏在地的基础，施政手法离不开两千年来的传统形式，原来的陋习自然也除不掉。共产党的工作则从基层群众做起，取得政权后，一方面承接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体制，另一方面又延续了自己原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基础。

1970年代政治宣传画

黄老师认为共产党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将上下两层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了落实“数字化管理”即现代化管理的基本条件及可能性，淡化了单依赖道德及人情、人际关系的管治模式。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治理历史中的一个根本大变。基于这一观点，黄老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他虽然出身国民党，难得的是这个观点超越党派成见。

有人认为黄老师提出的“数字化管理”在现实当中完全行不通。这是对“数字化管理”的误解。此用词超前，虽与今日的“大数据”并不一样，但我们现时的大数据使用，其实就是“数字化管理”的极高级版。黄老师的“数字化管理”，其实就是指现代化管理，是去道德化、去人际关系的管理制度，即靠制度，不依靠道德及人情。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治理，无法实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机会到上海考察，具体了解到非数字化管理的实际情况。当时有幸与一老干部谈起上海破旧的基建，她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她表示国家穷困，上海从来都相对较好，故作为老大哥，上海有的财政盈余，大部分都上缴中央，故无多少资源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她讲述时的态度不是埋怨，而是骄傲，能以老大的身份贡献国家，她觉得是光荣，是上海的责任。后来我才知道，上海长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这种安排，完全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供养父母，谁有能力，谁地位高，谁就多出一分力。这是依据人伦关系的做法，是“数字化管理”的相反版。

1980年代的上海

由这个现实联想到黄老师的分析，才能充分理解朱镕基总理推行分税制的重大历史意义。分税制第一次在中国划分了地方及中央的税收种类，理顺了、明确了、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将过去长期按不同情况，通过游说、施压、政策交换等等的协商程序，去处理双方的财政问题，变成一个按既定规矩，有章可循的稳定分权分利制度，彻底解决了两千多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中国管治体制内的老大难问题，从此很难再出现地方权力坐大、挑战中央的情况。这可视为中国现代治理上一个“数字化管理”的实例。

另一个可供支持黄老师观点的，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港人萧凤霞的一个观察。萧教授专门研究岭南的人文生态，她认为岭南以往能有独立的发展及风格，就是因为“山高皇帝远”，传统的管治在地方留有很大的空间及弹性。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执政后，北京一声令下，如要广种粮，则南方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地，都会种粮。这一刀切的号令，自然造成不少损失。

但这例子对我的启发是，可从反面来证明黄老师的一个推论及观察，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二千多年来，首次可将中央政权的政令，及时、有效地伸延到全国的幅员。“三文治”的顶层与底层，首次能有效地通过现代治理的技术及模式，有机连接起来。

当然，这种有机连接本身并不能保证中央政令的正确，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如果中央的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也是全局性的，其杀伤力会比在以前的制度下有更大的负面后果。但这不能成为反对治理现代化、系统化的理由，而需要中央的决策更科学化、更仔细、更周详。这正是今天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挑战。

听说黄老师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令台下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后代感动到痛哭。他们认为第一次有人能讲出他们父辈当时面对的难处。因为黄老师坦承，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是一个广泛的现象，也是导致政权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当年官员的操守与他们面对的时代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以道德的标准评判。

如当时国民政府为军方提供的资源远远不足，甚至不提供任何资源，部队所需由领队自行就地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免出现强抢、没收民资的情况，也造成贪污的土壤，国民党军队的恶名与此有很大关系。黄老师本人也曾奉命要带一队兵到某地点，当时他也面临不跟着部下讲粗口、食狗肉，就根本无人听你命令的现实。那时，做将军的如没有大房子及排场，也似乎没有威信，没有人会听你的指挥。

黄老师初期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情况非常愤怒，但后来在“大历史”的视野下，逐渐能将这些现象放在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下去理解。也正是依据他自身的经历和理论，黄老师不断提醒我，不能简单地以道德标准判断眼前的事。我认为他不是简单地为贪腐找借口，而是强调要从大视野去看问题。这对当前的反贪腐运动，应有些启发的意义。

另外黄老师在香港时的一个故事，也算是国家百年大变中新旧观念冲突的小例子。他在港时，特地在湾仔的一间餐厅拜会了他以前的上司何世礼将军(何东爵士的后人)，他告诉我是为了化解他数十年的一个心结。

何世礼将军（资料图）

原来抗战期间，何将军曾下令他的部下捐血，以救助一些来华援助而受伤的美国军人。黄当时以身体受诸父母为由，竟然抗命不从。作为一个下层军官，在队伍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他后来深感自己当时的无知，忏悔不已，故不忘利用到港的机会，向老上司致歉。何将军表示早已忘记此事，一笑置之。老观念与新科学，难免在当代中国大变局中，激发出不少矛盾。但历史向前走的大趋势，是旧观念所无法阻挡的。

黄仁宇老师的大历史观，红火了三十年，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论述不一定很严谨，细节不一定准确，更可能不符合学术界的一些要求、风格和潮流，但他的理论、观点和视野，在中国当前的大变局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大历史观要求我们要看远、看大，观具体事物时要考虑背景、当时的大环境，不要过度以道德眼光去评判眼前的事。

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剧、舞台剧，有些是利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风行，来推销自己的“私货”，剧中的观点，多与黄老师的理论无多大关系，有的甚至与他的观点相反。但如因此能引大家去读读原著，也未尝不是好事。

黄老师肯定今天共产党的大政，不是因为个人的喜好或什么主义和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到了今天，跳出了过去二千年的治理模式，进入了现代社会治理的行列，其大治、复兴是必然的。黄老师生前对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他离世后的中国故事，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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