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洲：那座张小敬们誓死守护的城市，后来怎么样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洲】

最近的《长安十二时辰》看得人揪心！靖安司被焚，崔器战死，张小敬被全城通缉，太子党与右相党直接交锋，发明“大案牍术”的徐宾在经历了一波死去活来之后貌似也下线了……虽然笃定不退，但张小敬们誓死守护的长安已然滑到了危险的边缘。

在历史上，这座当时世界文明进程中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曾经历过许多危机。历经盛世，它有过“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庶，而终在中晚唐时期的战火中饱经摧残。

讨人嫌的元载、林九郎住在哪儿？

据史学家研究，今天的西安城大抵有27处唐代遗址。

西安城区唐代遗址平面分布图，图自何岁利《唐长安城考古笔记》

光看考古图大概很难想象昔日的盛况，所幸电视剧为我们尽可能地做了还原：

东市属张小敬所辖万年县，多为官宦住所，消费档次高，生活气息十足；

西市聚集了西域胡商，在这里不仅有胡姬美酒，还有大量经营宝石生意的商铺，胡人的聚居地也在西市周边诸坊中；

李必的靖安司位于光德坊，临近京兆府和西市，住宅不多但地段不赖；

林九郎所居的平康坊则是个烟花之地，驻京官吏、新科进士、豪门富户多在次流恋，在这儿多的是才子题诗、佳人回眸……

俯瞰一下，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纵横交错的街道、经纬分明的格局展现着唐帝国的气度。

《唐长安图》，图自刘庆柱《地下长安》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中国古代宫城布局乃至城市设计均是统治者获取、维系政权的手段与工具，通过坊里制度的建立、宫城政治空间的转换来宣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彰显国家权力的象征作用。可以说，是“权力”创造了长安宫城格局，是“制度”安排了长安的城市空间。

从整体来看，长安城以皇城正南朱雀门为起点，南北大街即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市为核心，左右对称地分成规则的110个以坊（里）为名的居住单元。皇城在北，为长安之根本。达官显贵为了靠近政治中心，便将宅第选在了靠近皇城的东北部各坊中。长安城西部为经济中心西市所在地，商贾云集，富人聚集。而长安城南最为偏远寂寥，人口稀少。所以，整座城市大致呈现“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格局。  

著名宰相杜佑的宅第在安仁坊。安仁坊位于朱雀街东第一街从北往南第三排，正应了唐人的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

《唐两京城坊考》对居住在安仁里的人物进行了补充说明：“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宅、太子宾客、燕国公于頔宅、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宅、太保致仕、岐国公杜佑宅”。可见这里果真是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的豪门聚集地。

长安的权力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官僚、贵族之家。居住在此，体现出的是个体乃至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对于平凡士族而言，这里也是结识权贵、实现政治诉求的一个场域。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元载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城府极深而又渴望抓住一切攀龙附凤的机会。他的存在折射出了当时底层士人的一种面相，他对于自身“上行流动”的追求也可视作科举时代的一个注脚。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元载婢女

剧中另一个讨人嫌的角色林九郎，原型是李林甫，其所居平康坊是当时长安的风流渊薮。50年代，考古学家还在此发现了七枚鎏金茶托。将家宅选在此处的名人不算太多，报的上名大概只有李靖、褚遂良、李穆、李林甫、崔泰之、韦坚等人。

昭武九姓与胡汉交融的长安

历史不仅由帝王将相的故事构成，市井生活的种种同样鲜活生动。

东西两市各占南北两坊之地，平面形制均为南北略长、东西略短规则的长方形。“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而“西市”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更是包含大量西域、日本、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据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买东西”一词便源于那时。

所谓：“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窗前有竹玩，门处有酒酤。”就像剧中崔器所说，长安好吃、好喝、好生活，让人来了不想走。也正因为这样，不同郡望、不同身份、不同国籍的人们都愿意聚集在这大都会中。

元稹写过这样一句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描摹的是长安的轻歌曼舞与胡汉交融。所谓的“胡”，指的是西方之人，他们可能是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罗马人，也可能是西域的少数民族。

唐代大批中亚移民来华定居、经商的胡人被称为昭武九姓。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多都是昭武九姓的后裔。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在许多墓志铭里，我们都能看到胡人与汉妇结婚的现象。

如卒于长庆元年的康志达，其妻为河南元氏，一女嫁陇西李承宪；卒于永淳二年的安元寿，其妻为下邳翟氏。历仕四朝的“神童宰相”李泌也说：“胡客留长安者久矣，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到。”可见到了唐朝中后期，更有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为妾。

“五尊阎罗”张小敬曾说过这样一段对话，感人而又值得玩味：

东市的阿罗约是个驯骆驼的好手，他的毕生梦想是在安邑坊置个产业，娶妻生子，彻底扎根在长安。长兴坊里住着一个姓薛的太常乐工，庐陵人，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必去天津桥上吹笛子，只为用月光洗涤笛声，我替他遮过好几次犯夜禁的事还有一个住在崇仁坊的舞姬，叫李十二，雄心勃物想比肩当年公孙大娘。她练舞跳得脚跟磨烂，不得不用红绸裹住。哦，对了，孟兰盆节放河灯时，满河皆是烛光。如果你沿着龙首渠走，会看到一个瞎眼阿婆沿渠叫卖折好的纸船，说是为她孙女攒副铜簪，可我知道，她的孙女早就病死了。

只可惜，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少为史书所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靠着历史书仅存的那点记述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被高门望族抛弃的都会

只可惜，盛世之下危机四伏。张小敬们守护的长安最终仍遭兵祸屠戮。历史的车辙，有时候不是靠力挽狂澜就能扭转轨迹的。

陈寅恪谓：“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中唐以后，长安遭到多次战争重创。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官舍、长安萧然一空”。吐蕃于十月攻陷长安，代宗逃往陕州。唐僖宗时期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

“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

天祐元年(904)正月，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朱温勾结宰相崔胤，劫持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并“毁长安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繁华的长安城遭到毁灭性打击。

京城震动，众多官僚士人选择移居其他地域，如成都、扬州等地。《旧唐书•权德舆传》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诸如赵君李氏、河东柳氏之类的名门，以及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弘农杨氏等皆远离京华……

凡此种种，不由让我想起檀琪在《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一句话。很讽刺，但很现实。

中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人口减耗、逃亡十分严重，而另一方面，江南没有大规模战乱，故而有不少北人南迁。文人士族、官眷因避难而迁移离开长安，也使得帝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与人气。

唐后期经济倚重江南也是长安衰落又一体现，安史之乱是经济地理分布明显变化的重要分野。由于唐长安的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唐后期经济依赖南方，从而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步伐，经济中心南移，江淮地区遂成为仅此于京畿的帝国核心区域。

自唐开元年间直至五代宋初，全国各道州新置县计120个，其中北方各道州的只有20县，在南方的却达100县之多。不过安史之乱后日益骄纵的藩镇节度使，经常阻绝江南对长安的粮食与赋税供应。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激增，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植被面积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

唐代中后期，文献经常出现“关中饥馑”、“旱涝相继”、“饥荒严重，路有饿殍，人相食”的记载。从渭水到长安的漕运也不时中断，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供应已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

更关键的是，统治阶层内部围绕如何重组失序的王朝统治也并无一致的方向，政局动荡与权力斗争侵蚀着王朝的凝聚力。

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最终只得在历史的长河中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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