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中国学者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之路，走到哪一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西方古典学是一门研究西方文明的重要学科，学科意义上的古典学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当时十八岁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哥廷根大学注册之时，要求将自己的专业注册为“语文学”（Philologie）即古希腊语的φιλολογία，该词由φίλος（喜爱）与λόγος（原意为话语，后在哲学等不同领域演化出不同内涵）组成，代表了沃尔夫对研究古希腊文学作品的期望。

我们现在常说的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最接近于沃尔夫当时注册的专业。然而随着古典学在西方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KlassischeAltertumswissenschaft）内容比沃尔夫时代更为广博。不仅仅包括古典语文学，还涵盖古代历史、哲学研究，以及古典考古学等专业，还涵盖了纸草、铭文和钱币的专门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界试图对比西方古典学，建立起一套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范式，通过弘扬中文经典，树立中华文明之根，增强古典学研究的丰富性。然而，也有不少人试图推翻西方古典学研究，将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传统视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违背了我国古典学研究的初衷。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正统的西方古代史学者并不愿意直面这一问题，自觉夏虫不可语冰，对牛不可弹琴。

更有甚者觉得西方破解的古代文字只是一种小概率的猜想，这与过去一些西方人从字形上否认甲骨文金文与简体汉字有相似之处，进而否认中华文明的思路恐怕也大同小异吧。所幸近日来学界开始对此有所回应，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就为反击伪史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就带来了许多希腊罗马的文本，中国的文人试图将这些文本翻译成中文，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20世纪初期，梁启超等爱国人士试图取西方文化之优良品质，促进中国人民精神之觉醒，这也符合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古典学或言西方文化的部分闪光点，只是当时一心救国救民的文人使用的工具，以期启发“民智”。

到了周作人时期，他开始试图系统地组织翻译西方文化经典，这一行为的动机不再仅限于西方经典的实用性，较之梁启超，周作人多了一份客观。可惜的是，周作人的许多译稿遗失，未能保存下来。

罗念生先生对此工程做出了实际推进，罗念生先生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知名高校，随后几十年如一日，将西方悲剧、戏剧以及哲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打下基础。至此，中国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个人的努力之上，虽有了不少文章和会议的积淀，却并没有制度性的进展。

直到1984年，在林志纯、周谷成和吴于廑教授的指导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IHAC）正式成立，两年之后，《古代文明杂志》（JAC）正式创刊。自此，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和研究阵地，为古典学在中国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人才。这些学者早年间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在根本上了解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培养模式。换言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在最初之时是本着将西方古典文明介绍到中国的根本目的进行的。中文世界的古典学应该是翻译自“classics”，该词来自于拉丁文的classicus，有一流、经典之意。

而今，国内各大高校断断续续建立了许多有关古典文明的研究中心，事实上，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范式和传统跟中国有很大差异，我们当然不必完全照搬西方范式，也应该对西方古典文明作出自己的解读，但只有了解了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培养模式，才能为中国培养更为优秀的古典学研究者，才能得出靠谱的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西方学术界，古典学的最根本内容就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若想像一个古典语文学家一般进行文本阐释，就必须牢牢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不光要能阅读，还应对这些语言的方言、格律熟悉掌握；除此之外，还要具备校勘，考证作品真伪、判定作品年份以及作者的能力。

古典语文学是古典学研究最坚实的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工具。只有建立在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基础之上，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哲学等其他相关学科才能根基稳固，枝繁叶茂。这也就是说，一个古典学家应该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语言学基础，将文本解读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辨的之中，尽可能全面地还原那个多彩的古典世界。尽管随着古典学下各个分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想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愈发困难，但是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的古典学研究范式仍然需被贯彻。

就德国而言，有志于古典学研究的青少年在本科，甚至在高中时期就开始接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相关内容，德国传统型的Gymnasium，从第五年开始设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相关课程，持续四年。德国高中生不但可以将古典语言作为辅修外语学习，还可以将其作为中学毕业考试的主要科目。所以，大多数进入古典学门下各个专业学习的德国本科生已经熟练掌握了一或两门古典语言，通过了Greacum或Latinum的考试。这也是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跟西方的差距之根源。

语言问题带来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对文本解读的问题，如果对文本解读不准确，那必将为历史研究带来困难。

例如，德摩斯梯尼在其演说词中提到的εἰσφορά，这项税收的金额并不明确，德摩斯梯尼在后文提及τὸ ἕκτον，一般被认为是六分之一的意思，但是作者并未言明是所有外邦人收入的六分之一，还是外邦人应比雅典人多交六分之一，想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只看译本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比同时期其他作家或者具体铭文的记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再如许多学者认为这项税收最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进行征收，其主要依据是修昔底德提到“τότε πρῶτον”（第一次），但是观上下文可知，修昔底德还可能有另一个意思，即这是雅典第一次征收数额超过两百塔连特的战争税。两个解读导致对文本的理解大相径庭，只有在了解修昔底德语言风格并考察同时期相关铭文材料，才能够对此作出正确解读。

当然国内的语言学习环境并不如西方，这是事实，一则，国内高考的大环境使然，尽管国内诸多省份开始实施素质教育，但是，大部分同学仍然难以将时间精力分给这门遥远且与高考关联不大的学科；其次，尽管国内大多数高校有历史系或历史学院，但是世界史研究明显弱势于中国历史研究，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尽管近年来，许多高校设立了相关研究中心，且开始聘请国外教授，吸纳优秀青年人才，但是，诚如前文所言，古典语言的训练仍不足以支撑起中国的古典学研究。

如今，北京大学已经组织了几次希腊语拉丁语考试，形式等同于德国的Greacum和Latinum，这大大刺激了中国相关研究的本科生努力提高自身语言水平，加速了中国相关语言考试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但是，参与考试的学生与国内实际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学生数量，相去甚远。

通观国内的古典学研究，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各类译注、文章源源不断，甚至出现了不同研究范式之争，细纠之下，可以发现根基并不牢固。国内看似自主培养出了数量巨大的古典学或言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但是研究水平仍没有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且不论碑铭释读和纸草校读的能力，就连最基本的古希腊语都难以达到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本科生毕业水平。

在将西方古典学研究纳入“中国特色的古典学研究”之前，将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进行比较研究之前，不妨先用中国历史的研究标准，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考量一番。

正如研究中国古代史之时，古代汉语掌握的必要性自是毋庸多言，且不说元史研究需要多少种不同语言，就连最近的明清史研究，学者都会发现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如满、蒙、藏、维、朝、彝、傣、苗、瑶、壮等十多种，均有大量原始文献资料有待发掘。

笔者并不是想说，研究此类历史应掌握以上列举所有之语言，但至少应该精通一二，以使自身研究不至于泛泛而谈。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亦是如此，且不论研究范式，起码的学术规范和研究基础应该有所提高和精进，不能给人以拿白话史记研究历史的错觉。

前辈学者已经将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大概面貌介绍至中国，笔者认为年轻学者应该做的是站在框架之上，回到原点，建立起扎实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根基扎的更深。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提出了要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追赶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为了中国的高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化的重要途径。

不少国内研究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学生经常以译本为由，认为自己的研究只要有史学思维，选题有问题意识即可以独当一面，不需要在语言上精进，但这正是国内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弊病之所在：右足已经在前辈学者的研究之上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左足，也就是古典语文学的基础还停留在数十年前。笔者认为国内的年轻学者不应有此走捷径之想法。只有拥有了阅读一手史料的能力，拥有了独立阅读铭文纸草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古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进程。

不容否认的是，国内大多数高校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以复旦大学为例，刚刚开启的本科生“西方古典学”学程项目，就为培养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后备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科1-4年级的学生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初级到高级的课程，并辅之以古希腊拉丁语文学研究以及中西古典学比较研究等课程。除此之外，整合了中文系、哲学系等资源，并邀请国际顶尖专家开展古典月活动，这已经充分与西方古典学教学相接轨。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大学很难全面开设西方古典学涵盖的所有学科，像考古学、艺术史、碑铭学、钱币学、纸草学等需要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文物收藏和实地考察等等。但是笔者所知，大量的留学生已经在外学习相关专业，学成之后，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国内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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