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本国的战略性基础要素的供给，就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正富教授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谢谢中国研究院的各位同事。我其实是做生意的，做的是实际的活儿，但今天我想讲一个稍微理论点的观点。

建国70年以来我们走的道路叫中国道路，在这70年中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经济体制或者说制度安排，现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我想问的是，在中国特色增长方式背后的制度安排，有没有什么是普世意义上的原则和思想的体现？在它的背后，我们可不可以找出符合现代科学学理逻辑的要素，能够把中国特色放在一个更宏大、更广义的意义上来观察和了解？

刚才听到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教授Michae McFaul讲到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我下面的研究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参考，希望可以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不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和西方的主流思想界之间两极的思想模式。

我先从现代经济学理论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价格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所以经过自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叫均衡价格，它具有一个特征：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微观上可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宏观上可以实现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最早的奠基人当然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

市场机制、市场竞争和均衡价格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它是利益相融的，第一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第二是自由协调，也叫自发性的建构秩序，不用政府参与，市场机制可以把千千万万的生产者和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有效的联通起来。

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做了二十年的投资，接触过差不多快一百家企业，跟全球大的金融巨头几乎都打过交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可以感觉到，我们学的那种书本上逻辑推导的经济学跟现实世界很大程度是无关的，实际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也从来不会去考虑这个均衡价格，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市场份额。而在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在我下面要讲的基础层次的产品市场上，不是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寡头和国家共同打造有助于本国的经济秩序。

从价格开始讲起，价格在买股票的时候和买鞋子、衣服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鞋子、衣服买来是为了自己用的，而买股票是为了卖的，这是最大的区别。买来自己用的产品，需求和供给来自你的理性计算；买的东西准备卖，是准备价格高了以后卖掉赚钱，所以要赌未来价格的猜想力。既然可以猜未来的价格盈余，有本事、有市场权利的人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经营策略让价格顺着自己的意向走？在价格高的时候也能赚钱，在跌的时候也能赚钱，这叫做诱导价格或操纵价格，通过诱导价格变化来实现自己集团的利益。

如果大家有空研究一下近一百年来大豆、石油、外汇和货币的价格，会发现这些都是现实世界的状态，叫做慢涨暴跌，可以涨很多年、涨到极高分，突然一次就跌下来，整个过程就是周期性的毁灭中小投资者的历史过程，研究金融史的都知道这一点。

因此我提出一个理论：存在两个市场，不是统一的、有效的市场，而是有结构的、有权利分布的市场。第一个市场是普通商品和制成品，食品、服装、自行车、卡车、电器、电子产品等。这类最终产品是需要生产要素的，于是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就成为了投资品——金融市场花了100多年把所有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全部搞成了投资品。比如外汇的价格是汇率，货币资本的价格是利率，房屋和土地的价格是租金、劳动力价格是工资……还有专利费、石油的价格、大宗产品的价格，你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序列，这组产品服从的不是前面讲的市场竞争出来的均衡价格，而是建构价格，那么谁来建构呢？国家主流资本集团加上散户投资者。

为什么要说散户投资者？因为这些价格的决定和我们在商场里买衣服不一样，可能在你几千里之外的金融投资者决定了能源、外汇、货币等的价格，而这些东西是终端制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家想一下，如果汇率改变了，企业是不是也会跟着变化？如果石油价格普涨了，一个国家整个产品结构的成本都上去了。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保障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这是一个底层的产业部门体系，跟终端制造品、消费品和工业终端产品之间，是一个市场竞争的市场体系。这个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体系不仅仅服从普通的市场竞争，而且服从金融市场的争夺。因此，国家主流金融资本集团和散户的互动方式共同决定了这个市场的价格。这是一个基本理论。

这就提炼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职能，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介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必须有能力率领自己国家的主力部队、金融集团参与全球的合理定价，保证本国的战略性、基础性要素的供给数量和价格。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国家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用这个理论来看全球二百年以来工业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我们没有从来一个全球意义上、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秩序、等级制度和结构。

西方怎么崛起的？看看英国、美利坚合众国，所有这些先起飞的国家在他们早年崛起的时候靠的是什么？是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供给，这是国家行为率领资本集团搞出来的。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都是指这个阶段。

当国家起来以后，就具有了核心竞争优势和全球优势，这时候就可以做贸易自由。而在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这些发达国家都走了自由竞争的道路，这是它们成功的秘笈。先发达国家起来的过程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战略性、基础性要素市场全面失守，变成了依附体系的成员。

苏联和东欧的成功在于，第一步依靠国家的力量强势对抗，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资本品和战略性基本要素的体系。但他们搞过头了，把竞争性、消费性的终端市场也变成了计划经济，结果导致主流工业没有市场、没有企业家出现，最后犯了一个根本错误。

那么中国的成功靠什么？靠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制度：第一轮战略性基础要素，就是基本工业体系建成的时候，不搞市场经济，搞的是计划经济。用计划的力量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把农村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中国工业、重工业的打造。这三十年完成之后有了一个基本工业体系的支持，后面四十年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第一轮半工业革命的成就，开启了一个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时代，市场经济活跃，带动终端制成品崛起，反过来又反哺了战略性、基础性要素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业化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所以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第一个三十年和之后的四十年模式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做第三个模式，我们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新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进一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模式、制度模式，适应未来的要求。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投资体系的创新，叫做宏观战略投资，针对中国未来三十年、五十年发展所必须的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基础工程，国家直接主导；第二是宏观金融工程，支持这种战略投资需要特别的融资方法，靠市场机制、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不可能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必须要有宏观金融工程。

（简介：思想者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思想盛宴，今年主办方新增加了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第三届思想者论坛“百年变局——70年共和国道路与世界格局重构”于7月1日-2日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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