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一人两颗小药丸，中国准备把非洲的疟疾给灭了
【文/雅各布·库什纳，译/观察者网 范莉】
2007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它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疟疾。不过，当它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
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科学家们与慈善家朱拉伊的新南方集团合作，已经开始在非洲小国科摩罗消灭当地的疟疾。现在他们满怀壮志地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大的区域：肯尼亚，一个人口将近5000万的东非国家。
中国-科摩罗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团队合影
当媒体还在频频关注西方捐助者为昂贵的、实验性的疟疾干预措施筹集资金时，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在采取一种经过较完整测试的抗疟手段。这就是群体药物配给（mass drug administration，简写为MDA），即同时向给定区域里的所有人提供抗疟疾药丸。中国人认为，与其在全世界消灭通过血液传播疾病的蚊子，为什么不直接消灭人群中的疟疾呢？
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它将大大减轻疟疾给肯尼亚卫生系统和经济造成的负担，同时也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在非洲的善行，甚至可能有助于改变当地人认为中国制造的商品药品质量低劣的观念。不久前，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在非洲的年投资总额也在过去15年里从5亿美元翻了60倍达到了320亿，中国与非洲的科学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合作将向世界表明，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远不止于道路、火车和货物。
中国国内至少从1981年就开始就采用群体药物干预与其它办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抗疟疾；去年，中国本土没有发现新增疟疾病例，这可能数千年来的第一次。但是群体药物干预在科学和伦理方面不乏争议。有人担心它将导致抗药性不断提高，使疟疾病发率陡增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还有人认为把抗疟药物给没有感染的人或者不希望服药的人是有悖伦理的，尽管肯尼亚等国的当地人并不理会这种顾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在讨论如何回应正在兴起的反疫苗运动。中国的官员、研究人员和慈善家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肯尼亚的官员也是如此。
伯恩哈兹·奥古图（Bernhards Ogutu）医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研究疟疾，他赞同中国的抗疟方式。他告诉我，长期以来世界抗疟工作“基本上就是在灭火”：等到人们已经得了病再治疗他们。他预计，如果在肯尼亚部分地区采用群体药物干预以及其他类似手段，“我们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彻底消灭疟疾。”
疟疾传播途径
疟疾是一种使人虚弱的疾病，可以让强壮健康的成年人卧病在床长达数周，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儿童夭折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得病的症状包括发烧、发冷、颤抖、肌肉疼痛和严重疲劳。
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几乎一半人口有得疟疾的风险。每年有2.12亿人受到疟疾折磨，其中有43万人病故——也就是说每天有将近1200人因此死亡。非洲的疟疾病例占全世界的90%，因病死亡人数占全球的92%。
宋健平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该机构的群体药物干预研究获得了中国政府资助，他表示非洲的疟疾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有大幅减少的可能。他说：“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药，也不是没有治疗办法。问题还是出在观念上。”宋健平认为光靠预防是不足以对抗疟疾的，他补充道：“如果非洲可以全面推行群体药物干预，10年内疟疾将不复存在。”
彻底根除疾病不是件容易的事：迄今为止人类只成功从地球上消灭了两种疾病，天花和牛瘟。为非政府组织“国际人口服务”的疟疾项目工作了20年的德斯蒙·沙瓦斯（Desmond Chavasse）表示：“群体药物配给是非常有争议的干预手段。”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一劳永逸。
中国不是最近才加入全球抗疟之战的。1972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了抗疟疾化合物青蒿素，并研究出从青蒿类植物中提取青蒿素的方法，最终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过去至少2000年里，蒿都被用来治疗发热和其它与疟疾相符的症状。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了抗疟疾化合物青蒿素，并找到了它的提取方法。青蒿素是中国援非抗疟工作的关键
如今，青蒿素是世界上疗效最好、应用最广的抗疟化合物，每年有数百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artemisinin combination therapies ，简称ACT）问世。一些帮助研制青蒿素复方药物的中国科学家现在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洲的群体药物干预上。中国新南方集团总裁朱拉伊说，他个人已经在非洲的群体药物干预研究和实验上投入了3亿美元，并且公司正在和肯尼亚卫生部门协商，在该国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长期受疟疾困扰的沿海地区对10000人试行群体药物干预。
但是与岛国科摩罗的情况不同，许多肯尼亚内陆居民经常往来于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有些人在配给药物的时候出城了，回来时血液里带着疟原虫，又把疟疾带回了当地。也有人担心群体药物干预会导致疟原虫产生抗药性。但宋健平说：“如果我们配给的剂量得当，行动迅速，就可以抢在抗药性产生之前消灭疟原虫。
抗药性已经威胁到了上一项伟大的抗疟疾技术——蚊帐——所取得的成就。在1990年代，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带来一个突破，使世界范围内疟疾发病率稳步下降。沙瓦斯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得到了蚊帐可能带来的大部分好处。科学家指出，如果没有新的杀虫剂、药物和治疗手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全世界疟疾发病率再次增长。许多慈善家和投资人不愿意投资群体药物干预，因为老办法的成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但是像现在这样抵抗疟疾，只会让我们一直病着”，奥古图说道。
在坦桑尼亚一间纺织厂里，工作人员在检查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是否有破洞
肯尼亚政府数据显示，该国70%的人口有感染疟疾的风险，疟疾带来的破坏性远大于疾病本身。“患疟疾的人没法工作。生产力下降了。如果患病的是儿童，就没法去上学了，”肯尼亚国家疟疾控制计划的瑞贝卡·吉普图伊（Rebecca Kiptui）说，“如果大家都病了，肯尼亚的经济就遭殃了。”五年前，肯尼亚37%的门诊是治疟疾的。研究疟疾对该地区经济影响的学者表示，肯尼亚每年因病旷工的损失和治疗疟疾的费用加起来达到1.09亿美元。
有些人担心中国的新南方集团是想要分一杯羹，通过推广MDA来提高它自己药品的销量。青蒿科技是新南方集团旗下众多控股公司之一，2006年这家制药公司的科学家发明了复方青蒿素抗疟药“粤特快”（Artequick），它于2009年被中国卫生部列为防治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物。2010年，它被中国商务部列为出口非洲的首选抗疟药品。但是沙瓦斯说：“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为什么一家中国的青蒿素复方药生产商会去研究群体药物干预？要不要采用群体药物干预应当由研究疟疾的学者说了算，而不是制药公司。”
宋健平介绍，患者只需在患病24小时内服用两次即可，疗程短、费用低，毒副作用小，适合在非洲推广
但奥古图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他认为中国这样做的背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他说：“我们生活在阴谋论中，仿佛什么事背后都有一些隐秘的计划。”在新南方集团的案例中，前面提到的担心似乎有些牵强：抗疟药不像抗生素和专用药物，它几乎不赚钱，青蒿素类抗疟药一片仅售几分钱。
新南方集团抗疟行动迫使我们考虑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像朱拉伊这样的中国亿万富翁可能真的是大公无私的，就像已经投入20亿美元对抗疟疾的比尔盖茨夫妇等西方慈善家一样，驱使他们的都是利他主义。如果非要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新南方集团还有一部分动力来自民族自豪感。上个月，曾参与尼日利亚群体药物干预项目的彭喜亮在他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办公室中对我说：“我们想把中医药推向全球。”
许多西方人和非洲人对中医药的热情并不高。在中国参与非洲事务这件事上，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制造是有缺陷的、便宜的、劣质的，甚至是假冒的。新南方集团的抗疟行动也遭到了类似的指责。2014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在报道中对新南方集团的新药“粤特快”提出了质疑，尽管构成这种复方药的三种药物成分都经过了充分的研究，在全球防治疟疾行动中广为应用，并且被研究人员认为是治疗疟疾的有效方法。
2014年CBS关于中国在科摩罗抗疟的报道，文章称人们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相信中国找到了真实、安全、持久的方法来治疗这个致命疾病。”
围绕此事的争议和科学关系不大，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消灭疟疾乃至医疗卫生事业究竟是社会事务，还是个人事务？
部分美国家长不给孩子接种麻疹疫苗，毫无来由地担心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我的一些中国和肯尼亚的朋友都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并质疑接种疫苗为什么不是强制性的。在把卫生视为公益而非个人权利的社会中，那种认为哪怕反科学甚至引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也必须尊重个人自由的观念显得很荒谬。
而且，批评中国的人还忽略了一个现实，在非洲许多地方，通过科学解决问题已经变成了一种协作事务。2018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内罗毕附近开设了首个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中国和肯尼亚的科学家合作研究抗旱农作物，提高水稻产量，研发锁水新技术改良土壤使其适合玉米种植。
中国的药物为肯尼亚带来了福音：这里的药店货架上既有中国制造的青蒿素，也有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全球知名产品。自2003年以来，中国向肯尼亚政府捐赠了抗疟疾和抗艾滋病药物。吉普图伊表示，她欢迎“任何符合我们需求的抗疟合作伙伴”，无论他们来自“美国、中国、泰国，还是任何地方。”
“在公共卫生领域，”吉普图伊说，“你要为最多的人做最多的好事。”
“人们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彭喜亮告诉我，不过“在非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医药的好处。”
（观察者网范莉译自《大西洋月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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