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自由化浪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文/ 杨光斌】
自由化是一种政治思潮，而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形成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
我们一般把1500年视为“西方的兴起”的转折点。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其实，1500年还是典型的中世纪，在此前的几百年里，有过十来次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欧洲内部，宗教战争连绵不断，先是16世纪法国南北之间的30年宗教战争，17世纪即1618—1648年的30年宗教战争还直接打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所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民族国家取代神权政治，看上去具有现代性，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现代性即所谓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具有民族主义属性，所谓的“一族一国”必然导致扩张，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清楚。因此，大家一定要清楚，谈论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一个是民族主义。结果，“文明的冲突”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世界政治变迁的主旋律。也就是说，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秩序形成的“基因”。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署标志着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理解世界秩序形成的背景，就容易理解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自由化浪潮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政治思潮不但是一种政治学科和思想，思想还直接演化为国家政策和政治运动，它的内在机制就是，人是观念的产物，政治思潮通过影响关键角色，或者采取激进的革命，或者采取温和的社会运动，或者作为政策决定者去改变政策现状，从而影响政治走向，这是它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背景。
如前，世界政治的形成是1500年以来的事，政治思潮在每个世纪都直接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以过去100年为例，出现了大约以30年为周期的百年政治思潮。考察过去100年，大致可以30年为一个周期，从1900—1930年，是放任自由主义。放任自由主义的失败就是大萧条，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从20世纪40—70年代在西方表现为凯恩斯主义。20世纪80年代到2018年是新自由主义30年。在这个过程中，在新自由主义30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社会主义一词被民主所解构。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被民主所解构，世界政治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取而代之的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西方社会在道德上的优势由此而生，带来的后果是非西方的都是非民主的。这是过去100年时间的世界政治思潮。
现在重点谈谈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义30年推动了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要是自由化浪潮，由三个方面构成，即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三化一体。
经济自由化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从撒切尔主义开始。政治民主化其实就是去政治化、政治学上的转型，比较政治学上最典型的研究范式就是转型学，不管是发生在哪里，转型都要转型到美国，这就是历史终结，就是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第三个理论就是流行的治理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说发现了治理理论。社会自由化就是“投资人民、政府滚蛋”。这“三化”构成了全球化的主线，自由化推动的全球化存在着内在冲突。
第一，“三化”共同的指向是去国家化。
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自由化的共同敌人都是国家或者政府作用，而现在国家的出现正是现代性的标志。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既有反现代政治特征，过去看到的全球化，一方面滚滚而来，好像有一定进步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反现代性政治特征，很多建设尚未完成的国家接受了去国家化的“三化”运动，使国家陷入更加无能力乃至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发现。
第二，“三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冲突性，经济自由化是资本权利的自由，政治民主化是大众的平等化，二者出现在西方有先后，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往往会使资本权力吞噬社会平等，这就是俄罗斯转型中两次私有化运动摧毁了人民对民主的信念。就民主化和社会自由化以及治理而言，如果社会结构得不到现代性革命，民主化是强化了既有社会结构，因此所谓的治理最终变成了强化了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或者米格代尔所说的“强社会”的权力而已，因此很多转型国家由无效民主变成无效治理。
这两大发现是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根本原因，这是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
自由化思潮对世界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一是自由化浪潮导致产业转移和收入差距扩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不平等，从而招致“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运动”。
法国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的数据很多，从1945年到1980年，西方社会趋向平等化，一个企业内部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不会超过50倍，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到550倍。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图片来源：IC photo）
不平等招致事实性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思想界都非常偷懒，一言以蔽之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称为“右翼民粹主义”，底层运动称为“左翼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很简单，但解释不了社会结构的真相，笔者称为事实性社会主义运动。
二是自由化浪潮对南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伤害。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在生效那一天墨西哥出现了两件事，一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现了长达9个月的罢课。这个大学规模非常之大，学生人数达35万人，这是一个令我们匪夷所思的规模。另一件事就是出现了民族解放军起义，一个民族地区出现农民暴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那一天出现了这个东西，我们有专门的研究，土地私有化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不得不大规模移民美国，有的去种毒品，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毒品经济泛滥，2018年换届选举中，墨西哥32个州中凡是提出禁毒的候选人基本都被干掉了。
因此，一部分人种毒品，几千万人移民美国，从而刺激美国民族主义，诱发美国国民性危机，导致极右政治势力的强力反弹。“国民性危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中提出来的。
三是以民主化之名的自由化搞乱大中东地区和很多非洲国家，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难民冲击了欧洲的社会秩序，并诱发了欧洲的极右政治势力及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出现，我们看到欧洲很多国家极右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个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则意外地成了赢家。
中美洲移民从墨西哥爬上火车欲前往美墨边境（图片来源：IC photo）
全球化浪潮中的产业转移和资金自由流动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资源和活力，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的40%。1840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各占50%，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90%，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只有10%，2010年非西方国家随着GDP的崛起已经达到40%，西方国家是60%。我相信，这个结构一定朝着更均衡化的方向演化，即非西方国家将占有更大的权重。
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现象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都是根源于这个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搞世界政治研究不能忘了“初心”，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
1980年以前的世界政治，大家都认为西方还不错，福利政治，有它的优势，但有“两进一出”的背景。“两进”是什么呢？一个是战争掠夺，另一个是它的制造品全世界消费，财富滚滚而来，因此有条件搞福利政治。“出”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今天很多话好像很老派，但这是事实，社会矛盾急剧加剧，这个时候待不下去他可以走人，从而减缓国内阶级矛盾。
1920—1930年，意大利总共5000多万人口中移民了600万人，但还没有解决问题，产生了法西斯，这是可以靠“进—出”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今天我们要问，由于生产力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的产品往哪儿去呢？因为市场被中国等新兴国家抢占了，人往哪儿跑？不但跑不出去了，而且大量难民——南美和非洲的人往西方国家去。
这个结构变化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随之重塑，并严重冲击了西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这是今天看到的自由化，过去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中国是意外的大赢家，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却不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做了反思，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非预期性，在以自由化为典型的全球化浪潮中，自由化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自由化让中国成为意外的大赢家，但给国家治理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是空前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自由化的结果都具有非预期性和无比复杂性，必须对自由化浪潮做出理论反思，使人类变得更理性。
本文刊登于《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一辑，观察者网转载自公众号“人民大学政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