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对抗中国，短视的特朗普和新鹰派不是一条心
【文/ 亚当·图兹】
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
美国如今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震惊了世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实现了他对 “美国优先”的承诺。上任几天后，他撕毁了经艰苦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暂停了与欧盟(EU)的贸易谈判，调整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同时，他还威逼韩国修改与奥巴马政府达成的贸易协定。不仅实施了引发欧盟强烈反击的对钢铁和铝强征关税，还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进口汽车发起调查。更疯狂的是，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面对这种暴徒式的行为，全球市场上下波动，对贸易战爆发的担忧也此起彼伏，似乎每一笔交易都意味着另一场挑衅的开始。
面对无法预知和极度不安全的局势，我们试图从过去探寻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全球化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反弹，20世纪初就是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人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取代了能把世界密切维系起来的全球化力量。
上述的历史比较问题可能有启发性，但是当时的情形太简单了，无法与现在复杂的现状相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mélange），它代表的不是对全球化的单一反应，而是一系列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在第45任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似乎正在一片混乱中，重新面对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经济变革带来的冲击和压力。
工人们在为特朗普的访问欢呼 图自《环球邮报》（下同）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地位的看法似乎还深深停留在20世纪中期。特朗普对白人工薪阶层很有吸引力，他承诺保护他们不受少数族裔的要求、移民的竞争、女权主义者和外来的不公平竞争的威胁。上世纪50年代，工薪阶层构成了美国劳动力的核心。而现在，美国实际的工人阶级主要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倡导一项以煤炭和关税为基础的能源政策，以此来保护本土钢铁厂和铝冶炼厂。而如今的美国，与14万人从事钢铁生产相比，使用钢铁的人数高达630万。21世纪的工业时代，高技术制造业取代了初级金属制造业，成为了美国制造业的核心。
工业就业衰退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对美国大众来说，这是一次创伤。而且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消费进口和带有外国商标的商品。但是，结合偏好外来消费品和工业劳动力下降，就得出全球化扼杀了美国工业劳动者的结论，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工业劳动力下降的绝大部分原因，与此前农业生产结构的技术变革逻辑一致，是美国制造的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带来的技术变革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进口食品或棉花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美国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工业技术变革上。这并不是说，日本、墨西哥和中国接连不断的进口没有影响制造业就业，尤其是纺织业等行业。但是，这些冲击是叠加在下降趋势之上的。而上一次真正的大冲击——“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对美国的影响已经是十五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中国的工资和汇率都逐渐上升，这也恢复了美国本土的竞争力。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vs《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然而，特朗普不承认存在这样的区别。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就业机会就是被外国竞争者巧取豪夺的。正因为往届总统软弱的领导能力，才导致美国无法抵御这种外来的竞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领导都是如此。特朗普第一次加入保护主义阵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那是一个“抨击日本”（Japan bashing）的时代。后来，为了迎合和照顾反墨西哥者的偏见和情绪，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他现在把中国划入他的政治博弈格局里，也是他一贯的逻辑。(可以肯定地说，加拿大和韩国认为特朗普是经常变动不定的。但不幸的是，这让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陈词滥调和种族成见的交火当中。)
如果由特朗普来决定，毫无疑问，他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100天里，通过总统声明废除它。阻止他的是主流政府官员的反对以及大规模的商业游说。无论全球化对美国劳动者产生了什么影响，对美国企业而言，全球化都是一种福音。特朗普政府没有拒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被迫重新谈判。其中最明显的是标题的变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长存（NAFTA is dead. Long lives the USMCA）。
对进口汽车的301条款调查
如果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要充分反映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那么美国也要同样与韩国对《自由贸易协定》并无新意的重新谈判，以及铝和钢铁关税问题的谈判，这使人们不得不认为美国在无事生非。不止如此，2018年春天，特朗普明确表达了他的不耐烦。“给我关税，”他已经下令，他的官员也已经着手针对美国汽车进口的301条款调查，这无疑让欧洲成为众矢之的。
在特朗普的所有贸易措施中，挑起对欧洲汽车进口的争端或许是最不合时宜的。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开始恢复足以对抗美国的竞争力。大众甲壳虫是最早进入北美消费文化的标志性外国产品之一。60年后的今天，特朗普仍然不甘心接受帕克大街上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和宝马(BWM)，尽管其中很多都是在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生产的。事实上，宝马在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工厂，不仅是这家德国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工厂，也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其中有许多汽车出口到中国。
2018年，工人在在一汽大众的中国天津工厂生产大众泰龙汽车。
美国本土汽车工业已今非昔比。通用汽车（GM）和克莱斯勒（Chrysler）之所以能在2008年幸免于难，是因为得益于银行救助计划的资金转移。但与钢铁、铝和煤炭不同，汽车行业是一个真正重要的资本来源，它的竞争力依赖于复杂的跨国价值链。跨大西洋汽车产业的破产将证明朗普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贸易战的策略是极其荒谬的。很明显，该行业的未来在于互联网的流通，这需要巨额投资。如果美国、欧洲和日本要保持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它们就需要合作，减轻第301条规定制裁造成的巨大破坏。据内部消息，总统自己的团队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就连一向立场强硬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敦促他应谨慎行事。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汽车行业的未来取决于亚洲。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略超过200亿美元。到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已达6600亿美元，其中5200亿美元是对美出口。
对华的激进贸易政策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与中国结盟共抗前苏联，其对华政策同时也在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尽管共产主义政权那时还没有放松控制的迹象，但在21世纪初，美国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观点，坚持贸易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法治和民主，这至少是当时政治的主旋律。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集团——银行和制造商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增长机遇。虽然工作机会转移到了东亚，但这给股东带来了巨大利益。与此同时，西方消费者受益于大量廉价消费品，尤其是服装和耐用消费品。
在美国，亲华派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国会有关人士试图通过立法遏制中国进口，挑战中国政府的汇率操纵行为。21世纪初，随着贸易赤字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同步膨胀，人们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规模感到非常担忧。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执政时期，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中国通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作为财政部长努力遏制这些压力。在中国的合作下，他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并没有遭遇中国的抛售(a Chinese sell-off)。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开始于2011年，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推出“重返亚洲”战略，中国的重要性应运而生。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句空话。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真正新奇之处在于其对中国的苛刻和多方面的关注。
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比他对其他贸易政策的看法更复杂。他想让别人觉得他很强势，想对抗中国，更想达成协议，而总统身边的顾问使他的立场更加强硬。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鼓吹中国对美秘密战争的怪诞不经的观点。与之不同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Mr. Lighthizer）是个职业贸易鹰派（career trade hawk）。作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党律师，他也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对日强硬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自那以后，莱特希泽成为了美国最激进的贸易律师之一。他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中国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挑战的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
作为对华激进政策的鼓吹者，莱特希泽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其中包括美国劳工运动成员，以及对全球化批评的左翼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莱特希泽激进的做法与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的安全政策精神完全一致。2017年12月，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竞争视为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这彻底打破了本希望通过多边机构和深化贸易将中国纳为利益攸关方的愿望。
2019年2月21日，在华盛顿美国和中国恢复贸易谈判。美方派出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左上）、财政部长史蒂夫·努钦（Steve Mnuchin）(中间偏左)、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左下)，中方派出中国副总理刘鹤、行政官员易纲和廖岷。
前所未有的是，中国被美国认定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也是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虽然欧洲、日本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们可能也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但他们也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从属伙伴，而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再支持世界革命，但它代表了一百年前1919年5月中国首次爆发的民族主义主权和民族自决的野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它的野心也有增无减。
然而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也存在风险。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领导层将重新陷入另一段错误的历史当中。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试图让那段美国冷战取胜的历史故事重新上演。与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一样，他们认为中国顶不住美国强硬政策带来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愿意就贸易问题与美国谈判，这证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是正确的。美国必须继续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进行调查。
实施强硬的贸易政策需要勇气，也需要考虑可能的风险。然而莱特希泽的主张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这很可能会促使中国政府追求公平竞争，尊重知识产权、放弃对过剩产业具有破坏性的政府补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观点反过来看。尽管美国人可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公平的贸易体系，但美国国内的严重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能通过对华政策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贸易问题上采取边缘政策，往往只会认可并助长一种安全防御论调，即中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手，必须对其加以遏制或迫使其就范。这是一个零和博弈，使双方丧失了选择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将使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找到真正对下一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合作解决方案变得困难。鉴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安排，我们无法承受几十年的新冷战。或许，避免灾难的方法也不太可能被找到。
也有支持这一强硬立场的人担心，莱特希泽和他的同僚将从内部被制衡。因为特朗普不是战略家，尽管他看起来态度强硬、气势汹汹，但他的赌注不大。他不会推动真正的战略平衡，只会与北京方面做短期和解，以求能够在2020年大选前以促进交易协商的方式赢得选票，可以说，他将从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战略转变中攫取一些并不重要的个人政治利益。如果他这么做，我们这些不赞同华盛顿新鹰派（the new hawks）主张的人，或许还得感激特朗普为2020竞选前做出的短期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