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撑香港警察，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6月30日，香港添马公园挤满了前来参加撑警大会的各界人士。尽管这段时间，当地天气时晴时雨，集会期间也下了暴雨，台上演讲的嘉宾好几个都被淋得湿透透，但大家却坚持参加活动。

明星梁家辉、谭咏麟、钟镇涛，导演高志森、陈欣健等演艺界人士也来到现场为警察打气。谭咏麟表示若警察再受如此对待，长此下去“香港没得救”。钟镇涛说，艺人讲政治是很危险，但今天不讲“政治”，只讲“正义”，正义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谭咏麟、钟镇涛等明星冒雨登台发声。图片来源：香港文汇报

大会公布有16.5万人士出席，警方称最高峰有5.3万人参与。另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网络上举办的“支持香港警察”等活动网上点赞人数也已超过100万。香港大公报就此评论称，这次撑警集会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

笔者感到，这次撑警集会对于扭转香港反对派借狙击修订《逃犯条例》而密集组织大规模游行、堵路、围堵警察总部和特区政府机构的“围殴”态势和压抑政治氛围，遏制对警察来势汹汹的攻击、抹黑和曝光隐私等行为，鼓舞警队士气，维护特区法治，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警察屹立不倒，才能守护东方之珠永放光彩。

然而，就在写作本文期间，据香港文汇报报道，7月1日，大批乱港分子策动暴力示威，疯狂破坏立法会，使用腐蚀性液体造成15名警员受伤。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围绕警察威严、执法权力与人生安全的“缠斗”会是十分激烈的，未来还有很多艰苦的战役要打。撑警察，需要各界齐心协力。

面对冲突，香港警察已经很克制了

香港一年之中大大小小的游行有很多次，主题各异，参与的人群也各有不同。游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封路等影响，不过香港市民早已习惯，一般也不会有太多的怨言。

每次游行，都会有大量警察参与维持秩序，保证游行人士的安全，制止少部分游行人员堵路、冲击政府机关等暴力行为，有时候还要分隔开持不同政见人士，防止双方发生冲突。

1967年，香港警察驱散示威者。图片来源：香港大公网

对于香港各类游行活动及警察的相关执法权力，有一条重要的法规作出了规范，即《公安条例》。这条法律制定于1967年，当时香港社会发生了多起反英抗暴的游行活动，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和防暴队进行镇压，导致了多起亡人事件。据统计，在此期间至少造成51人死亡，其中包括10余名警察，另有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

当时的港英政府为控制市民的聚会，制定了十分严苛的法条。其中规定，“凡有3人或多于3人集结在一起，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或作出带有威吓性、侮辱性或挑拨性的行为，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的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他们即属非法集结。”

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为“光荣撤退”，变得“突然民主”，颁布和修改了一大批法律，其中两个事关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律被修订，一个是《社团条例》，放宽了原来对社团成立和运作的严格管制。另一个就是《公安条例》，1995年修订时明确，市民如举行公众集会，只须在举行前7天通知警方、无须获得警方批准便可以进行。

199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60条决定哪些法律可以在回归后继续保留，《社团条例》1992年修订版、《公安条例》1995年修订版均被亮了“红牌”。为此，香港临时立法会对《公安条例》作了进一步修订，包括将游行集会通知制度更改为“不反对通知书”制度，即市民如举行集会，须在7天前通知警方，并须获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才可举行。

香港回归后，各类游行示威基本比较平和，但近年来随着“港独”思潮在香港社会扩散，“勇武抗争”理念影响了一批市民特别是激进的青年人，游行示威的暴力因素不断增加，警民冲突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4年的“占中”和2016年的“旺角暴动”。

总体而言，香港警察在处置各类激进游行示威活动中比较克制。《警察通例》第29章规定，“警务人员与市民接触时，必须保持自律和克制。除非有绝对需要及没有其他办法可完成合法任务，否则不得使用武力。”通例赋予了警察开枪平息骚动或暴动的权利，但明确警务人员必须是在无法以较温和的武力来达到目的时才能开枪。

在具体行动中，警察一般遵循“高一级武力”原则，即警察根据示威人员的攻击力度，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辣椒喷雾、警棍、施放催泪弹、使用橡胶子弹或布袋弹，确保以比示威者高一级武力来控制事态。警方在施放催泪弹、使用橡胶子弹或布袋弹前，还要举不同颜色的旗帜进行警告。

香港大公报刊文，对比香港警察和西方警察执法的不同：“看看西方警察如何强力镇压暴力冲击绝不留情，我们又怎能不对香港警队文明专业的执法表达钦佩和爱戴之意？！香港市民都在电视中看到过，美国如何动用武装警察和铲车、催泪弹对‘占领华尔街’进行清场；法国不仅出动警察施放催泪弹、橡胶子弹以至用水炮驱散‘黄背心’示威者，而且动用军队和装甲车上街控制秩序。我们的香港警队面对连场暴力冲击，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

7名涉事警察均被判为有罪。资料图片

香港警察的具体执法行动，受到投诉警察制度、司法系统、新闻传媒、立法会等多种力量的监督和制衡。这一点，在2014年反“占中”期间的“七警案”最为明显。10月14日晚，港独组织“公民党”成员曾建超向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7名警务人员将其抬到添马公园的一个暗角进行殴打，这一幕被无线电视等拍下，并在媒体上反复播放，引起轩然大波。

后经法院审理，曾建超袭警和拒捕行为成立，被判了5个星期的刑期。2017年2月14日，外籍法官杜大卫认为“警员执勤时犯法须判处阻吓刑罚，以防止他人仿效及避免损害公众信心”，裁定7名涉案警员罪名成立，并于2月17日各判处入狱2年。两类判决轻重之悬殊，引发了香港社会的热烈讨论。

香港警察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今年6月份以来，香港社会政治气氛陡然升温，各类游行和暴力冲击行动时有发生，发生大规模暴乱的风险隐患不断累积，香港警察正面临着比2014年“占中”更为严峻复杂的形势：

一是暴力违法行为上演更为密集，组织更加严密。

7月2日凌晨4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召开记者会时，也提到了近日香港警察面临的威胁：“有示威者由7月1日早上开始一直与警方对峙，堵塞道路，以一些不明液体来攻击警察，到中午时分情况急转直下，示威者以极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及后到晚上更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并在里面大肆破坏，包括损毁了庄严的议事厅和区徽以及立法会现任、前任主席的画像。”

在处置这一系列暴力违法行动过程中，多位警员被砖头、铁棍、雨伞尖、腐蚀性液体弄得受伤，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一线警员因长期执勤也身心俱疲。

二是对警察的攻击抹黑更为嚣张，警察执法面临内外巨大压力。

6月12日“金钟骚乱”后，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都第一时间予以谴责。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5人，其中5人涉及暴动罪，共22名警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然而，许多反对派将责任推到政府身上，从不谴责暴徒，反指示威者是“手无寸铁的孩子”，抹黑警方“滥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咄咄逼人要求追究警方“开枪”责任，立即释放“被捕义士”并放弃追究责任，等等。

香港一些反对派议员提出动议，要求立法会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对“金钟骚乱”进行全面调查。更有甚者，一些境外国家和地区，多次就近一时期的香港局势发表评论，试图借香港问题向我试压。

由于近一阶段警察遭受大规模的批评和攻击，使他们在相关执法行动中更为谨慎和隐忍，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一般不会使用武力。面对示威者的暴行，警方也是经过多次高举黑旗警告及作出离场的呼吁，但示威者置若罔闻后，才开展清场行动。

三是警察隐私遭大规模曝光，易打击士气。

近一阶段，香港网络媒体上多次发生泄漏警察个人隐私，包括公布警员编号、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曝光亲属子女信息等，进行系统化的人身攻击。尤其恶劣的是，有部分激进分子公开叫嚣要建立对警察子女的校园欺凌机制，并扬言要逼死警察子女，凡逼死警察子女的列为大英雄。本应保护市民的警察，反而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

据香港警司协会主席陈民德透露，收到投诉指约千名同事资料被违法在网上公开，部分同事及其家人更被骚扰，包括接获“黑警死全家”、“杀你全家”等电话短讯。个人资料私隐公署黄继儿表示，公署目前接获约200宗有关警务人员及亲友的个人资料在网上被公开的投诉，现正进行循规审查，并警告以恐吓目的而使用他人数据即属违法。

反对派示威者针对前线警员起底及网络欺凌，其目的就是制造“寒蝉效应”，打碎香港警察坚持的法治与正义信仰，瓦解警队士气，让警察感觉彻底的寒心、失望，从而使得他们瘫痪特区政府、争夺管治权的图谋变为现实。

撑警察要有声音更有行动

6月30日举行的撑警察集会，在当前反对派一手掌控媒体和舆论的情况下，表明香港社会并非只有“黑警”这一种声音，表达出普通市民守护香港的公平正义和核心价值、维护香港安定团结的期盼。

当然，举行集会撑警察有助于解决当前香港警察面临的重重困境，但更为紧迫的是，要抓紧重树警察执法权威、重立警员士气、重构警队形象，真正让警察在执法中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是严正执法，重击暴乱分子。

“破窗效应”警示我们，一旦不及时处理一块玻璃的破损，很可能带来一连串玻璃的破损。现在激进势力暴力破坏活动愈演愈烈，呈现出“流寇”状态，如不及时予以遏制，则香港社会永无宁日。

在一次次暴力行动之后，警方都会发布声明，会全力调查示威者所有违法行为，并必定追究到底及严肃跟进。但从实际处置看，驱散示威者多，抓捕示威者少，暴力行径并未受到及时的制止和付出相应的代价，使得示威者“法不责众”心态滋长，行为愈发肆无忌惮，暴力程度和破坏力度不断增加。

此次严重损毁立法会大楼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示威者升级使用腐蚀性液体和疑似烟雾弹，造成了15名警察受伤，相关行为已触犯《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案件交由“Ｏ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但暂时无人被捕。事件发生后，香港多个社团和建制派议员发表声明，促请警方严格执法，对犯罪行为追究到底；要求律政司从严打击这些行为，依法起诉这些涉嫌违法之徒。

笔者感到，香港警方只有把严正执法落到实处，把暴乱分子绳之以法，才能有力制止暴力行动，真正维护社会秩序。一个强大有力、不容侵犯的警察形象，才能由此重树。

二是强化对警察执法权、警察及家人人身安全的保障。

现阶段，警察执法面临多种限制，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类似“七警案”那样的惨重代价，在一线执勤时难免会有些畏手畏脚，有的被迫采取妥协、忍让等措施以求平息事态。如果这种状态不能改变，警察难免会陷入“自身难保”的困境，执法必然会趋于软弱。

鉴于此，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强化对警察执法权的保障。比如，推动修改《警察通例》，对攻击抹黑警察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保障警察执行公务期间的豁免权。相关专业协会也应当加大对一线警员的支持、关怀力度，如慰问受伤警员，开展心理服务，资助他们打官司等。

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对网络上曝光警察隐私、鼓动攻击警察家人的行径，要及时侦查处理，及时掐断伸向警察家人的黑手，让一线警察不再有后顾之忧。

三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要更好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顾此次一系列暴力示威和暴乱行径，起点是反对派对修订《逃犯条例》。很多人难以理解，特区政府组织修例，是为了堵塞法律漏洞，还在台湾遇害港女一个公道，应该说占据着道义上的制高点，何以输到如此地步？主要是反对派对修例进行了一系列污名化行为，如抹黑条例是“送中条例”，激化香港社会的恐慌氛围。

目前，反对派掌控着传统媒体，而年轻激进势力则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串联，他们都拥有着强大的舆论造势能力，能够鼓动市民上街乃至暴力对抗。曾有新闻媒体对参与6月9日游行人士进行采访，其中很多人对修例具体内容都不了解。

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要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传播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意图准确地送达市民。近期，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就要求加强公关工作，由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层级的管理人员，利用警队的社交媒体，对坊间恶意中伤警察的流言及失实报道，迅速作出回应及澄清。

四是普通市民要勇敢站出来对暴力行径说不。

6月份以来，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的声音铺天盖地，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广大爱好和平的市民真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鲜少听到他们公开出来表达对暴力行径的不满。6月30日的撑警大会是一抹亮色，但反对派凭借着他们两次鼓动更多人上街，自诩为“民意的代表”，对这些撑警的声音并不太在意。

必须认识到，如果任由香港这么乱下去，到最后受伤害最深的肯定是最广大的市民。比如，立法会大楼被破坏后，大量涉及民生的项目将无法审批，一些基建工作被迫延误，很多工人可能要失业；瘫痪政府机构运作，使得市民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堵路等行动，影响商家做生意；香港被列入不安全城市，外来游客也将大幅减少。这些累积起来，导致经济发展下降，市民收入下滑，乃至人身安全失去保障。对此，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呼吁市民，如果不想再容忍这些事情在香港发生，就应该站出来齐声谴责，因为单靠警察不能令香港回复和谐。

笔者感到，广大香港市民理应勇敢地站出来，以更多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自己的利益，鲜明表达反对暴力、捍卫警察的立场，以此汇聚民意，进一步坚定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严正处置暴力示威的信心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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