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现在和十年前的外部冲击相比，有一个差别值得关注
【文/ 彭文生】
就中国经济宏观平衡，市场尤其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内部是消化过去累积的债务和房地产泡沫问题，涉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外部的突出问题是应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今天我想对贸易摩擦如何影响经济内外平衡及可能的政策含义谈一点最新的思考。
关税是美国贸易保护的手段也是目标
首先我们了解下美国本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第一是从多边回到双边，特朗普政府认为在WTO机制下美国吃亏了，双边谈判方式对其更有利；第二是贸易保护从普通的商品贸易领域扩大到科技领域；第三是关税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不仅是手段，也是目标。前两个应该比较清楚，第三个特征需要一点解释。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税收制度总结为“对进口不征税、对出口征税”，即进口关税较低，但出口生产企业的利润要缴税。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则是“对进口征税、对出口不征税”，比如增值税出口退税。
美国认为过去几十年自己在这方面吃亏了，所以2016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提出边境调节税。边境调节税说起来很复杂，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所得税和关税来模拟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对进口征税、对出口不征税。但不像其他国家以流转税为主，美国以直接税为主，边境调节税违背了WTO法律，争议很大，落实不容易。
但这一理念仍然存在，一个体现就是要增加进口关税。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旦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对进口加征关税。
我们观察到美国对进口商品征税的威胁，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欧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许多国家，这与共和党反思美国的进出口和国内税收制度有关。考虑到特朗普政府这样的理念，未来几年美国总体的进口关税水平可能要上升。这个判断对我们看全球的贸易与金融有重要含义。
那么如何看关税和更广意义的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看这个问题。
短期内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是顺差国，加征关税对中国是需求冲击，出口受到影响；美国是逆差国，进口大于出口，关税提升进口商品价格，主要是供给冲击。
中期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处于关键位置，关税的冲击直接的体现是重复征税。关税不同于增值税，后者对附加值征税，关税对总价值征税，这使得全球产业链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进口关税导致重复征税。全球价值链的调整需要时间，会带来供给和需求双重冲击，对全球经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长期来讲，如果中美市场分隔，国际贸易萎缩，竞争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参与美国市场，对我们最重要的帮助不是出口需求（我们可以有其他出口比如一带一路国家），而是通过参与全球竞争程度最充分的市场，促进中国企业提高供给效率。当然美国也会受到影响，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以上是三个维度，我不太相信中美完全脱钩，所以我主要从经济周期和全球价值链冲击的两个维度，结合当前的内部经济环境尤其是金融周期的调整谈谈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汇率是传导的载体也是结果
首先看看去年6月份美国第一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的贸易的变化，美国从中国进口下降、从其他国家进口上升，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累计值现在似乎又回到原点（图1-2），直观来看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
图1：美国从中国进口下降
资料来源：Wind（注：为当月值相对于2018年6月的累计变化）
图2：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基本不变
资料来源：Wind（注：为当月值相对于2018年6月的累计变化）
20世纪30年代贸易战以后，经济学反思关税问题。1936年美国经济学家Lerner提出对称假说，认为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出口征税，贸易量会下降，但贸易差额不变，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升值，抵消关税增加的影响。
当然，贸易差额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双方经济状况，但汇率是其中的关键。
我们看看进口关税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如果汇率不变，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美国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转向国内替代品，这是美国国内部分人认为加征关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逻辑。但如果美元升值，美国的商品变贵，需求会转向为国外产出，就会抵消关税的作用。关键看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是部分抵消、完全抵消还是甚至出现超调。
关税对物价的影响，跟汇率也有关系。近期有很多关于美国加征关税的成本有谁承担的讨论，包括NBER的研究似乎指向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受，但其测算对比了去年相关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去年下半年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合约可能是在加征关税前定好的，加关税后必然是在合同价格基础上增加成本，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但关税增加后，新的贸易合同价格就要看进出口商双方的博弈了。
这和汇率有很大关系，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商就更愿意或者更有能力接受较低的美元价格，美国消费者面对的成本就不会上升。
延申上面的逻辑，美国政府征收的进口关税由谁来承担？汇率不变，进口价格上升，则是美国消费者承担；如果美元升值，则更多是由贸易伙伴的出口商承担。
综合来看，**增加关税的影响不是一面倒的，汇率是关键变量。**美元升值有利于抵消关税的成本影响，有利于美国消费者，但不利整体经济增长；如果汇率不变，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消费者面对的成本上升。以上是美国加征关税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作为顺差国，加征关税主要体现为需求冲击。按照IMF的研究，中国出口对价格的弹性系数在1.0-1.3，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特朗普政府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额外征税25%，或减小中国对美出口25%-30%。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约4%，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约1个百分点。
这是静态分析，没有考虑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对冲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是20%，假设其他国家货币汇率不变，人民币对美元贬值5%便可以抵消25%关税影响。但这还不是完全动态的分析，其他国家货币也可能跟随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部分抵消人民币贬值作用，进而需要人民币贬值幅度更大才能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汇率的变化。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近8%，但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有效汇率小幅贬值约1%，这说明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是升值的（图3）。到目前为止汇率变动基本符合一般的贸易模型所隐含的需要贬值幅度，以抵消关税加征影响，且没有带来竞争性贬值，汇率的调整是有序的。
图3：贸易摩擦以来：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
资料来源：Wind
这里要讲一个逻辑，美国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贬值并不是贸易谈判或者双方博弈的工具，作为逆差国，美国加征关税必然带来美元强势。从微观来讲很直观，美国增加关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需求下降，中国出口商获得的美元下降，外汇供求的变化导致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宏观经济平衡来讲，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之差，而这从中期来讲取决于人口、技术进步等结构性变量，加征关税改变不了这些更基本面因素。从进口和出口这个角度来看，关税增加打破了过去的平衡，这其中必须有一个变量来抵消关税对进口价格的影响，这便是汇率（图4）。
图4：美元升值是美国增加关税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当然，现实中汇率变动要看汇率机制。在浮动汇率制下，名义汇率变动就能起到抵消关税的作用，但如果人为地阻止汇率的调整，比如维持人民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个调整还会发生。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贬值通过一般商品价格下降来实现；美元的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商品价格上升来实现。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美国增加进口关税给美国带来通胀压力，给中国带来通缩压力。总之，只要加征关税，必然会通过汇率有所体现，要么是名义汇率要么是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的调整降低经济的摩擦，实际汇率的调整慢一点，对于经济的影响大一些。
汇率虽然是一个结果，但不代表就没有问题，有两个因素可能带来汇率超调并放大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一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许多国家有美元债务，美元升值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往往不是清洁浮动的，容易出现超调。二是进口关税是针对总价值而非增加值征税，在全球产业分工非常细的情况下，进口关税容易导致重复征税。因此如果单纯靠汇率调整来对冲加征关税影响的话，汇率受到的冲击可能就比较大。
2000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非重要位置，圆形大小代表出口附加值的大小。2000年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中心是美国和德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比英国、法国要小，甚至比韩国还要小。但到了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中国和德国成为中心，但德国的贸易量很多是欧盟国家内部、同一个货币区发生的，其影响被高估。总之，美国和中国是现在全球价值链的两大中心（图5-6），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摩擦，影响远超两个经济体本身，对消费、投资、全球价值链都会带来冲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很大的风险因素。
图5：2000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非重要位置
资料来源：Meng et al （2018），圆面积大小表示出口附加值大小，每一对交易的总量使用连接线的粗细表示，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6：2017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关键位置
资料来源：Meng et al （2018），圆面积大小表示出口附加值大小，每一对交易的总量使用连接线的粗细表示，光大证券研究所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大，不利消费和投资需求，并非出口进口那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不确定性对预期的影响有关，我们要考虑到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对冲和稳定作用。
逆周期调节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看逆周期调节？按照上述的逻辑，未来几年美国贸易保护尤其加征关税会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趋势因素，而且不仅仅针对中国。加关税的直接含义就是带来强势美元，而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容易导致汇率超调。
对全球而言强势美元的宏观含义，简单来讲就是紧信用、松货币。导致全球紧信用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新兴市场美元债务偿还负担上升，二是美国私人部门负债是美元，而资产多通过直接投资采用对方货币计价，美元强势会带来美国私人部门净资产下降。信用紧缩会带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放松压力，以对冲其对经济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财政扩张空间受限，宽财政会反过来加大美元升值压力,所以加征关税对美国的政策含义是紧信用、松货币。
对中国来讲，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在金融层面也有紧信用的效果。中国的非政府部门是对外净负债，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增加债务人的还本付息负担，紧缩其信用条件（图7）。非政府部门的美元负债主体主要是房企和国企，所以汇率贬值带来的紧信用作用主要在这两类企业。
图7：中国：汇率贬值有紧信用作用
资料来源：CEIC，2014年以前中国外债数据采用世界银行口径
图8：叠加金融周期下半场信用自主紧缩动能
资料来源：Wind，CEIC，BIS，作者绘制
我们在思考逆周期政策应对的时候，还要关注金融周期下行期调整这个大环境，在高杠杆的情况下，链条崩的很紧，信用有自发紧缩的动能（图8）。同时，房地产已处在高位，像过去依靠房地产抵押品的角色再来一次大的信用扩张，不太可能。图9比较了中美日三大类资产市值对GDP的比例，中国房地产市值对GDP比例非常高，坚持房住不炒，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是政策的大方向。
图9：作为信用抵押品的房地产已经在高位
资料来源：Wind，Zillow，第一戴维斯，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等，光大证券研究所测算。日本的房地产/GDP为2015年数据，其余皆为2017年数据。
结合贸易摩擦加大经济周期下行压力，和金融周期下行期去杠杆的大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宏观政策组合？两者在信用方面相互矛盾，经济周期下行要宽信用，金融周期下行要紧信用。但“松货币”、“宽财政”是共同的政策方向，有利于稳增长、去杠杆。由于贸易问题我们还要考虑汇率的因素，简单来讲，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更有效，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更有效。美元是浮动汇率制，所以货币政策更有效，中国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相对更有效些。
目前形势和2008年-2009年的外部冲击相比，有一个差别值得关注。当时经常项目顺差对GDP比例接近10%，扩大内需（带来进口增加）的空间很大，现在经常项目顺差对GDP比例已经很小（图10）。在出口受打压的情况下，单纯靠扩大内需来稳增长，可能很快带来经常项目逆差。因此，虽然财政政策有很大空间，但不能完全靠财政扩张，汇率调整作为关税加征的结果，我们不应该阻拦，要增加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让市场供求发挥作用。
图10：经常项目平衡是新外部约束
资料来源：Wind，数据为四季度滚动平均，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
宏观新平衡的三个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想谈谈贸易不确定环境下宏观平衡的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的短期平衡要求美国“松货币”，中国 “宽财政”。
短期内，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美国加征关税的必然结果是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从贸易渠道来看，汇率变动是经济在面对关税冲击的自我稳定机制的一部分。因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角色，强势美元对全球有紧信用的作用，在金融渠道对经济增长不利，政策如何进行逆周期调节？考虑到美元汇率自由浮动、货币政策的效率较高，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效率较高。
图11：短期：宏观政策新平衡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贸易的不确定性带来汇率超调的风险，6月中旬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也提示，如果贸易摩擦继续恶化，可能会触发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上述的政策框架在汇率上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稳定机制：加征关税带来美元强势，美国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美元升值压力；对中国来讲，宽财政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平衡所要求的均衡利率，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财政扩张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净资产，有利于去杠杆，促进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有序调整，也有利于避免汇率超调的风险。
第二、全球价值链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是新挑战。
美国和其贸易伙伴的争端涉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问题。从微笑曲线来看（图12），20世纪70年代比较扁平，附加值分配比较平坦，但随着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留下的是高端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等，中间的生产、物流环节进入新兴市场，对全球来讲是效率提高，但我们需要关注隐含的结构和分配问题。对美国而言，这样的价值链产生的高附加值被少数人垄断，一般的产业工人不仅享受不到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价值，反而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
图12：全球价值链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也受害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尤其是一些商业模式、品牌带来的是先发垄断优势的挤压。知识产权收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费，另一种是股权投资。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少数有能力抵抗美国“知识产权”垄断寻租的国家之一，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我们庞大的市场规模是一个优势，中美多通过合资来实现合作，而不是通过按件收费。但这一模式目前受到挑战，这不是说简单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如何实现利益平衡，互利共赢的问题。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创新，另一方面过度保护尤其是不是基于真正创新的垄断会导致过度寻租，反过来不利于创新。
总体来讲，加大对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保护，有利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获取更大的收益，宏观层面的一个直接含义是支持美元汇率。由此导致的强势美元对应的美国传统产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和内部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其他国家尤其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条件恶化，这个分化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最终的调整路径是怎样的。
第三、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均衡利率与汇率。
应对贸易摩擦，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推动结构性改革，这方面政策层面有很多阐述，市场也有很多讨论，举几个例子，首先是竞争中性加对外开放，越有贸易摩擦越要加大对外开放，同时对内竞争中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科创板的推出、发展普惠金融，这些是增量改革，还有存量改革，即化解不良资产。三是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比如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促进生育率回升。
这些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想提示大家关注的是如何理解经常项目和汇率的关系。这些结构性改革的共同结果是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从宏观平衡来讲，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经常项目逆差，这对汇率是什么含义？
经常项目与汇率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时间维度看，短期内经常项目是外汇供求的重要因素，顺差推升汇率，逆差带来贬值压力。但从长期来讲，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价一个是量，共同由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决定，比如说人口结构、生产率等。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国的生育率回升，小孩多了、会带来过剩储蓄下降，结果可能是经常项目逆差伴随强势汇率。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好理解，其逻辑是储蓄率下降，资本的回报上升，均衡利率上升，吸引资金流入，对整个国家来讲，资金净流入必然对应经常项目逆差，同时带来汇率升值压力。
（本文为彭文生于6月19日在光大证券2019年中期策略会上演讲的记录整理稿。观察者网已获微信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