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大一统”能为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提供多少启发？
【文/ 王锐】
晚清以降，西学伴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政教体制与文教实践造成极大的冲击。1895年，目睹前一年清廷在甲午之战中惨败于日本的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痛陈：“窃以为今之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统一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大病，首在雍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1]
正如其言，**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列国并立”形态。**而在此之前，中国对待周边国家有一套行之久远并日趋于成熟的制度体系。在此体系之下，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进行各种类型的交往，并从由这些具体政治和经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文化，从理论层面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行论述、定义。即便其中有些许制度或实践方面的变动，也是在这一套政治文化逻辑之下的变动。换言之，这一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核心意涵怀柔远人之“道”，其自身合法性并未遇到猛烈而全面地冲击。
时局图
当时的儒者面对如此形势，除了要探求现实层面的富国强兵之道，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时代变局之下维系儒学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在这其中，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西学为标准重新裁量儒学，使之成为承认西学普遍性之下的一种补充性知识，其基本合法性来自于西学的“承认”，这与在政治、经济、法律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分子是相一致的；而另一种则是坚持儒学自身所蕴含的普遍性，把儒学典籍中的相关言说给原理化，使之成为一种不局限于家庭伦理或血缘共同体的政治与历史学说，于中西交通之世，在儒学的基本视角下重新审视、定义世界秩序。[2]
就后者而言，廖平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廖氏治学，一生多变，在第三变中，他有感于“《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深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所以认为“以《王制》治内，独立一尊，并无牵制；而海外全球，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五典》者，则全以属之《周礼》，一如虬髯公与太原公子，分道扬镳。”如此一来，“一小一大，一内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于经学中开此无疆之世界。”[3]《地球新义》一书于是焉生。[4]他希望用这样的处理方式来重建儒学的普遍性，并且能有效的回应西学的冲击。
此外，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已经能比较普遍的接触到较为精确的世界地图，并且当时的一些早期报纸，如《实务报》、《申报》等，也基本上能第一时间报道国际时事新闻，虽然内容还比较简略。这就使中国士人在思考救亡之道时，开始注意到如何构想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固然，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没有今天丰富，但近代的信息与今日的信息在内容和性质上也有巨大差异，比如关于19世纪的国际格局与政治潮流，**当时的中国人或许没有许多详尽的了解渠道，然而他们与今人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未受冷战期间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意识形态话语制约，因此在思想上反而有一些“片段式的洞见”。又比如对于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帝国，即便没有很繁复的理论论证，但却有一些后来者反而不易体会到的真实感知，但特别是可以从现实出发，察觉到列强的政治与经济逻辑。**廖平在《地球新义》中就设计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世界秩序，置诸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廖平很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地缘政治学家”。[5]就此而言，《地球新义》与廖平在那一时期的其他相关论著，值得进行详尽分析。[6]
廖平画像
一、小、大之辨
清嘉、道以降，今文经学日渐兴起。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创办尊经书院。1879年，宗尚今文经学的王闿运在时任四川总督丁宝祯的支持下担任尊经书院山长，致使该处学术风气丕变，今文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廖平即在此背景下开始思考经学问题。[7]他治经之初，强调区分今古。在《今古学考》一书中他强调：“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8]在制度上，今文经学以《王制》为主，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在疆域沿革方面，“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9]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宗尚今文经学，但廖平基本是在继承乾嘉朴学的治经之法，即通过钩沉考证古制，以明经学流变大略。这一点甚至被恪守古文经学传统的章太炎所认可：“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古今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10]但是这种治经方法，虽然可以在经学内部树一新说，但并不能由此来“通经致用”，特别是根据经学义理来回应世变，维持经学（儒学）的生命力。治学第三变之后，廖平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言：
今首发明《王制》、《周礼》皇王疆域小大之分，开拓心胸，使知全球三万里，早在《周礼》经营已久，民胞物与，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王制》为内史所掌之王伯，《周礼》为外史所掌之黄帝，一小一大，互相为用。王者王五千里，《周礼》以五千里为一州，故诸公封方五百里，大于《王制》者二十五倍。《周礼》所略，可由《王制》而推，照加倍数；《王制》所阙，亦可借用《周礼》以推补。二者交相为用，而不相妨害，务使典制分明，勾心斗角，易于施行。就《地员》以推六方，以求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精意。[11]
《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对疆域版图的规划是同步进行的。在廖平看来，这部儒家典籍所设计的职官与秩序，绝非仅就中国本身而言，而是具有普世性格，儒学 “民胞物与”的仁政理想在近代中外往还日益频繁的时代里反而有真正践行的可能性。这就需要运用阐释义理而非饾饤名物的方式，于经学典籍当中发潜德之幽光。所以他在构想的“新经学宗旨”中强调“以经为新经，为万世立法，非古人之陈迹”，以此区别于“旧学”的“专以史读经为述古”。此外，相较于“旧学”以“六经为中国一隅之旧法”，“新经学”则主张“六经各主一时代，小大深浅各不相同”。[12]《地球新义》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展开论述的。
《地球新义》以《王制》与《周礼》为主，旁及其他儒家典籍与经史著作，论证古代《周礼》等典籍所言乃皇帝之疆域，为“大统”，《王制》等典籍所言乃王伯之疆域，为“小统”，后者专就中国内部的政治与地理秩序而发，前者规划的是全球政治与文化格局。廖平声称：“若第就中国言，恐不免重复之嫌，而经文所言中国四方之异气，更不得其解。今以全球说之，觉难解之结，古今之纷，一旦通释，值此舟车大通之世，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当不至以邹衍谈天讥其荒渺也。”[13]率由旧章，仅局限于“小统”来思考经籍之言，将难以明晰圣人微言大义，必须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来弘扬圣人之道。如他认为《诗经》中的《商颂》篇为“五帝之遗法，大一统之诗也”。具体言之：
《商颂》之大一统，非实指殷商之版土，乃谓百世以后，法帝主商而王，合九大州而大一统之商言也……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治天下者必先治国，治其国者必先齐家，齐其家者必先修身。圣人设教，先诸夏然后夷狄，此其例也。盖言小球者，中国禹贡之小九州也；言大球者，合大九州言之全地球也。[14]
此外，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历代对于“思无邪”的解释多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切入。廖平则认为“邪”与“涯”古字相同，所以“无邪”就是“无涯”；“思”与指代疆域范围的“五服”之“服”同义，故“思无邪”意为“服无涯”，即“中国之外，东西南北四海之外，无不归入版图，定为侯甸”。由此可推，“《诗经》以大一统为纲领”。而之所以用诗的形式来表达此意，盖“《诗》言百世以后大一统之制，无征不信，不能实指明言，故托之于《诗》，讽咏比兴，言在此而意在彼”。推而广之，“如《公羊》之所谓‘大一统’，庄子之所谓‘游于四海之外’，《中庸》之所谓‘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学者苟能知此，则于诗教思过半矣。”[15]
《坤舆万国全图》
廖平后来回忆他首次透露上述观点时，“见者大哗，以为穿凿附会，六经中绝无大地制度，孔子万不能知地球之事，驰书相戒者不一而足。”[16]在廖平去世之后，章太炎在为他所撰写的墓志铭中也直言不讳的指出，廖氏“推《周礼》以为治地球之书，岂未考古今尺度有异耶？”[17]戊戌前后正是西方自然科学在禹域逐渐流行之际，[18]“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19]用近代实证主义式的科学眼光来看，廖平此论自然是“荒诞不经”。但如果考察西方地缘政治与政治地理学的流变，就会发现廖平的论述自有其意义在。政治地理学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科层体制和统计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为了建立现代的、高效率的行政机制，新兴的民族国家统治者必需熟知疆域内部的土地状况、城镇分布、人口数量，于是地图学开始流行。到了19世纪殖民扩张的时代，为了有效的治理、规训殖民地，向本国国民展现殖民地被“文明化”的过程，凸显本国在世界诸国林立中的位置，近代地理学的作用更凸现出来。[20]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让基督教的教义黯淡许多，那么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直接服务的对象——民族国家，却与看似蒙昧、落后的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关系。施密特指出，在西洋诸国大航海扩张的时代，代表宗教势力的教宗往往为占领殖民地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将其作为一种“国际法”以确认下来，教区的划分与航海和贸易的界分息息相关，“基督教的王侯与子民有权从教宗那里受领传教任务，在传教的过程中占有非基督教的土地。” 因此，“教宗授予的传教任务实际上就是地理大征服的法律基础”。[21]这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地理学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却一场政治斗争的开场，这是一场围绕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斗争”。[22]**著名的“子午线”就并非客观中性的，而是和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在制海权与世界主宰权上的争夺有关。**简单说，宗教在近代史上承担着为民族国家形成与殖民扩张背书的任务。如果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基督教自西方历史上的地位，那么廖平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运用儒学典籍中的名词与概念来构想全球秩序，其意义就在于彰显了儒学在这一时代变局下仍有话语权与解释权，“民胞物与”的理想仍具生命力。
本初子午线
就此而言，为了避免儒学没落，必须回应已然成为强劲话语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知识”，特别是需要在儒学内部发展出容纳、解释这一新的“全球知识”的框架。[23]作为长期研究儒学、同时关心世变的儒者，廖平十分敏锐的洞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如小畜大畜、小过大过、小康大康、小国大国、小球打球、小共大共、小者为小九州，大者为大九州。每以小加大者，由中以及外，非以小加大，颠倒尊卑之比。知衍说之出于大一统，则《禹贡》九州之为小一统明矣。且周天三百六十度，今地球度数由中起点，四面皆九，四九合为三百六十，与衍说亦同。但由汉至今，说九畿者皆囿于中土，自瀛海五洲之论出，儒者震而惊之，以为《禹贡》弹丸，未能囊括四海，圣经幅员，未能包举六合，海外诸邦，既不在六艺疆宇之内，虽同此覆载，同此照坠，固不妨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所有疆域，惟此区区五千里乃在圣人胞与之中，海邦不必自外，圣人已先外之。将来有大一统之日，中国纵不改孔子教，《中庸》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必无其事。岂六艺之教，有时而穷，声名洋溢蛮貊，竟成虚语哉？[24]
在这里，廖平提出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瀛海五洲之论出，儒者震而惊之”，近代西方的地理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士人造成极大的冲击。既然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具有普世性格，就像《尚书·大禹谟》中说的“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礼运》所言“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那么在近代西学面前，儒学只沦为相较于西方文明，用来体现中国文明主要特质的“地方性知识”，这就表示儒学的义理出现巨大的漏洞，即“六艺之教，有时而穷，声名洋溢蛮貊，竟成虚语”。因此，能否用儒学的话语与视角来解释世界形势，就成为维系圣人之道的关键环节。更何况自儒学“民胞物与”的观点视之，西人的殖民与扩张行为充斥着暴力与剥削。在今日中国或许暂时在兴衰之势上屈于西方之下，但在廖平看来，儒家之道本有“空言”与“行事”两类，前者“就五帝及百世以后之天下立说，所谓因革损益，百世以俟圣人”。[25]那么未来如若中西实力对比发生转变，则以全球作为思考对象的“大统”未尝没有实践的机会，在阐释表彰其微言的过程中，各种典籍皆可左右采获。总之，廖平相信：“古《周礼》之说者，大一统之嚆矢也。论者因其与《周礼》不合，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今欲广大一统之义，取邹衍之说以为纲领，即录其说以为节目，发明大统全球制度，虽未足以尽其量，古义废坠，存者无多，披沙检金，往往见宝，固说大一统不可废之书也。”[26]
二、文质递嬗
虽然廖平着力论证儒学具有规划全球秩序的重要意义，但当时的现实状况却是中国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包括效法西方而崛起的日本。对此，廖平认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目前的中西强弱之分并非于中国完全不利，他说道：
咸同以来，外强内弱，然外夷不强，则五洲不通，不通则孔教只被腹地，未能波及远人。天于是特使之强，强则能通上邦，闻经义，自悟其穷兵黩武之非，翻然改变，岁事来辟，以成大一统之制。是外国日强，即圣经版图日廓之兆也。西人所著《百年一觉》，穷极美善，屡叹大同。夫大同者，非即《礼运》所言古帝大一统之治哉？化兵革，齐贫富，人不自私，各享乐利。然则今日之讲生聚，铸枪炮，乃我开通五洲之具。[27]
廖平相信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近代西方“穷兵黩武”的内外政策终有出现弊病的一天，那时就体现出儒学“民胞物与”理想的优越性，如果没有坚船利炮作为后盾，西方诸国也难以与中国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中西冲突其实是传播儒学的契机。
**但回到现实，面对中国国势衰微的局面，以儒家文明担当者自居的廖平，自然不忍坐视作为儒家文明诞生地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沦亡。为了振衰起微，就必须正视近代西方得以富强的几大要素——武器、技术、具有高效组织与动员能力的法政制度。**为了论证这一点，廖平想起了儒家的“文质”论。《汉书·严安传》云：“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白虎通义·文质篇》云：“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借“文质”递嬗以言世运更替和救政教体制之弊乃儒家论政之要义。
在初次刊刻《地球新义》的戊戌（1898）年，廖平发表了《改文从质说》一文。他宣称：“中国由秦汉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余年，积重弊生，别求一质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28]这透露出来的是在近代变局之下，于中国政治传统内部寻找“质”的因素已经非常困难，所以必须把“文质”论的涵盖范围扩大，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质家”。因此他认为：“质家者何？今之泰西诸国是也”。[29]参照《地球新义》中的“大九州”、“小九州”之说，整个世界属于“大九州”的范围，“中国为黄帝所司之中央之极，方万二千里，则四帝四极之地不皆在海外乎？”[30]如此这般，象征世运更替的文质递嬗，在内容上就不再局限于古人所谓的“法夏”还是“法周”了。廖平指出：
中国尊君，以上治下，西人多主民政，贵贱平等；中国妻为夫义不二斩，西人男妇平等、彼此自由；中国天子郊天，统于所尊，西人上下同祭，人各父天；中国坐次以远于主人为尊，西国尚亲，则以近者为贵；中国内外有别，女绝交游，西人则主妇陪宾，携手入坐；中国冠履之分别最严，西人则手足视同一律；中国以青为吉、白为凶，西人则以白为吉、青为凶……孔子论质之弊曰野，野者鄙陋，与都士相反。泰西不重伦常，绝于名教，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相反之质，非泰西而何？文弊不指东周，则质之不主春秋明矣。[31]
在这里，廖平并不掩饰西方文明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别，而是将这种差别涵盖于文质递嬗的理论当中。这样当中国处于“文弊”之时，引入“质”的因素来调节、中和，此乃势所必至之事，这与“夏”之道救周“文”之弊一样。可见，廖平在《地球新义》中阐释的小、大之辨，不但张扬了儒学的普世性格，还成为一种为“自改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富有调适性与自洽性的学说。[32]
在那一时期，认识到中国须向西方取法的议论其实已经不少了，一些士人甚至将英美的政治比作古之三代，中国反而成为了夷狄。但是在廖平的视域里，用质救文绝非丧失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性质上，“质”虽有纠偏之用，但并非居于正位，“文”才是政教体制的根本所在。而中国采纳西学中的富强之术以救“文”弊，在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在用中国的“文”去消解西方重“质”之失：
今遽以华夏自居，屏西人于门墙之外，是犹方一登岸，遂绝后来之问津；我既果腹，遂御外人之学稼，可乎？天心仁爱，五行缺一不可，黄种先生元子，圣教遍中国，而忍使泰西数千万之生灵不入圣国，长为不教之民乎？其来也，天启之；天又不使其轻易得闻圣教也，使之讲格致，谋资生，课农工，治战守，合海外诸国男女老幼竭精殚思，前后相继考求，始得一定之法，以投贽于中国，束脩之仪不可谓不厚。中国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而仰给于外人；亦如西人灾患已平，饱暖已极，自新无术，而内向中国。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为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质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质合通，百世损益之大纲也。[33]
廖平认为，中国需要借鉴西方的是“讲格致，谋资生，课农工，治战守”，即让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物质基础与军事技术。正如论者所言，廖平的“文质”之论所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与西方，由谁来主导这些致富强之术，是让中国的“民胞物与”式的仁政理想，还是西方以武力征服与殖民扩张为手段的帝国主义政策？[34]将中国视为“文”，西方视为“质”，从长远的角度看，同样是在用“文”来制约“质”，守住华夏文明的基本底线，不至于让“质”破坏“文”所蕴含的政治美德。
**犹有进者，19世纪西方的全球扩张，除了坚船利炮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主要借助“文明论”，即将全球按照西方的标准划分为“文明”、“半文明”、“不文明”三个地区。**非基督教与非欧洲国家，只能处于后两者的位置。而所谓“国际法”在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判断这些地区是否是“自由的”与无政府的，那些处于文明论视野中低等级地位的人民，是否应当成为身处高等级地位之人的附属。[35]清末以降，源自近代西方的“文明论”话语经日本传入中国，许多士人渐渐接受西方列强对中国所贴的“半文明”标签，希望以后者为样板，跻身文明之列。[36]在这个背景下，廖平的观点就显得极具时代意义。他把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视为“投贽于中国”，把“讲格致，谋资生，课农工，治战守”视为西方为了认识中国的圣人之道而给予中国的“束脩”。言下之意，从“大统”的眼光观之，中西之间的互动就不是按照“文明论”叙事展开的，而是中华文明自身通过用质救文来达到自我更生。叙事方式的扭转，其现实意涵在于审视寰宇形势的立足点与标准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对中国而言，主动权仍操之在我。
哥伦布到达美洲
廖平此番论说，绝非昧于时势的自我安慰。在他看来，中西之间的“文质交易”，“彼处其难，我处其易；彼得者少，我得者多；彼得者虚，我得者实。彼之所得，我应之也裕如；我之所得，皆其历困苦焦劳而始获者也。”[37]他坚信中国的政教体制与政治理想自有其优越性在，所缺者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之术，而西方立国渊源本与中国不同，那么即便中西之间有“交易”，中国所获皆应时救世之物，西方却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圣人之道。按照“文质”论的循环，质胜文则野，位于“质”的阶段的西方，已经发展到了“自新无术”的阶段，如果不能及时引入“文”的因素来调节，那么不久之后也会变成和当下的中国一样出现各种弊端。因此廖平展望未来，相信久而久之“我日臻于实用，彼日肆于虚文；我既日以强，彼必日以弱。外强内弱之天下，变而用强干弱枝之天下，转移之机，要在彼此相师耳。”[38]今天大概很难用实证的方式去考察廖平究竟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关于近代西方的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写下这些话近2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更是象征19世纪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面临巨大危机，维持19世纪世界秩序的维也纳体系寿终正寝。而在这之前，象征着颓废、荒诞、无望的“世纪末”思潮与强调文明没落的历史哲学在西方颇为流行，这也是对先前充满乐观心态的进步主义的抗拒与捉弄。[39]反观近代中国，一直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时至今日已然彻底扭转了晚清以降的颓势。而这背后的主要精神动力，不正是中国数千年文教传统所孕育出来的政治德性么？
三、全球秩序
正是由于廖平对中华文明充满信心，因此他不但着眼于论证其优越性与合法性，并且尝试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勾勒出一幅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全球政治版图，于此基础上论述新的全球秩序。他在《治学大纲》中指出：
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学，不得不先言舆地，盖风土政治皆由舆地而出；欲明皇帝之学，不得不先考疆域，与王伯大小之不同。此学人用功本末次第之级。皇帝政教，调和阴阳，化育万物，其说多为师儒所诧怪，惟地球既通，世界之说言皆征实，先考定皇帝疆域，然后政教之说有所附丽，此经传子纬所以于此门独详。[40]
清代道光年间，由于感到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巨大压力，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不少士人或是实地勘察，或是考定旧籍，研究西北地区的疆域沿革与地貌状况，探索治理该地区、解决边疆危机的对策。[41]此后，随着西学东渐，以近代西方为标准的世界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士人在分析政治问题时具有了基本的全球政治地理概念，并且借由对世界政治地理的初步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处于颇为险恶的国际环境。廖平在这里所谓的“风土政治皆由舆地而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处在这样的脉络之下的。
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按照近代西方的政治地理版图规划，中国其实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要么沦于被列强瓜分，丧失主权；要么努力成为列强所希望的样子，勉强进入由后者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正如瑞典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契伦所说，近代国际法体系并无新来者的地位，因为“已建立起来的制度，拥有灵巧的分配和细致平衡的法律体系，但终究必须重新安排，以腾出空间给新来者。**在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眼中，每个新国家的诞生显然是一种丑闻，在国际法的登记册中，这个新生儿将被视为一个私生子。”[42]晚清被视为开新之人的钟天纬也观察到：“所谓《公法》者，本视国之强弱为断，而并非以理之曲直为断也。夫仁义与富强，本不判为两事。国富且强，则仁义归之，庄子所谓窃国者王，而侯之门仁义存也；国贫且弱，则外侮加之，《书》所谓兼弱攻昧，孔子所谓天下之恶归之也。”[43]所以说，中国无论怎么主动“融入”列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其实都要以丧失自身权益为代价，或者说，一个真正独立富强的中国绝非列强所乐见。清末民初的许多中外交涉，归根结底都可以在这个逻辑之下来理解。
因此，廖平所谓的“考定皇帝之疆域”，按照“大统”、“小统”的思路，就必须从儒家“民胞物与”的政治理想出发，重新思考、规划全球秩序。依他之见：“夫治经者贵通其意，帝王不相沿袭，制度典章在于润色，固不必过拘成文，特其中有当随时损益者，有百世不变者。”[44]因此，从经籍中可以运用其基本义理来推论、设计未来的政治制度。他指出：
有王者起，以中国作留京，如周之西京，《乾》之“潜龙”是也。以阿富汗地作行京，如周之东都，所谓《坤》之“黄裳”也。由孔子起数，前之远者帝，近者王。由后而推，近者王，远者帝。即《论语》“其或继周，百世可知”之说也。今时与古折算，正当帝运，正当大九州。将来以阿富汗为行京，就亚洲分两京，如周东西通畿之故事。中国为居，为上，为天，为衣，为玄；阿富汗为行，为下，为地，为裳，为黄；俄为北，为黑，为恒；欧与北美为西，为白，为华；非与南美为南，为赤，为衡；澳与中国为东，为青，为泰。《觐礼》：王者朝诸侯，设方明，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合两京四岳为六合。方明之制，即地球也。[45]
在另一处，他又详细说道：
中国据薛京卿日记，东南以海为界，西北以瀚海为界，其地在赤道北四十余度，寒燠适中，抗渤海之利权，擅亚洲之清淑，商务为五洲之最，矿产甲地球之中，论稼穑则先开，论人伦为创始，言王道则源于尧舜汤文，言教化则宗乎仲尼、孟子。父子君臣，秩然不紊，贞廉孝弟，朗若列星。虽富强不及他人，而民心固于磐石。诗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传者引为止至善之喻。言中国当为邦畿，其教化常为六合之民所共止也。下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即此意。圣人复起，以中国为留，必无疑也。阿富汗为行地，东连英属，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余里，东西千五百里。他日金轮铁轨，遍于环区，朝会诸侯，莫便于此。[46]
此外，廖平按照经籍中所言的“四岳”、“八伯”、“十二牧”，将欧洲、美洲、非洲、地中海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纷纷纳入其中，赋予相应的名称。他设想这样规划全球秩序，将会“兵革不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为万世开太平。[47]当然，在廖平的这个设计里，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所谓“两京”的规划。他将阿富汗定为“行京”，按照他的解释，“行京”的性质乃“地宜居中，为朝会之所，所言‘中天下而立’者以此”。[48]
很明显，在廖平看来，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全球的中部，“东连英属，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余里，东西千五百里”，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价值，它恰好与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毗邻。如果说近代西方的扩张是以海洋为凭借的话，那么廖平的视角则是以中国的腹地作为基本立足点，辐射周边地区思考全球秩序。如果中国日后能摆脱颓势，走向富强，那么阿富汗所在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即成为“朝会诸侯”——与东西两方面建立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枢纽。其实早在清中叶，龚自珍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了。他指出：“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从西域来看四周，一旦“开拓西边”，则“天将遂通西海乎？”[49]其地缘政治的意义便是，在作为与近代西方列强接触的最前哨的东南沿海之外，很可能又寻找到一条通向海洋的道路，处于沟通西海（印度洋）与东海（太平洋）的核心地位，启示世人以西域为出发点，观察时代变迁，思考未来方略。[50]而往后来看，据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耿飚回忆，1950年代新中国遭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封锁，美国一手策动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巴格达条约组织”，试图在中国的西面与南面形成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当时毛泽东就敏锐的观察到，与阿富汗大致处于同一地理位置的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上十分重要，“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谊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51]由此可见，从龚自珍、廖平到毛泽东，他们对于这一片地区战略意义的思考，虽然所面对的具体历史语境不同，但实有一脉相承之处。
巴格达条约组织
此外，在廖平撰写《地球新义》的大致同一时间，1904年麦金德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演讲。他将广袤的亚洲内陆（包括在廖平眼里位置极其重要的阿富汗）视为地球的“心脏地带”，“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游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52]在他看来，如果能控制这一片区域，就能够进而控制全世界。他的这个观点，无疑改变了长期以来英国人重视海洋而轻视陆地的战略思维，背后显示出的是对俄国崛起的巨大危机感。从英国的立场出发，他担忧“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攻击。”[53]由此可见，1900年前后，廖平与麦金德分别从不同的政治视角出发，看到了这一片地区重要的战略价值，认为一旦本国影响力辐射到这一片地区，就有可能改变全球的政治形势，形成新的全球秩序。只是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充满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他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54]可以说，正是因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敌人存在，欧洲文明才得以确立自我的形象与内容。这种“敌我关系论”致使在麦金德的视域里，全球秩序无非就是为控制“心脏地带”而展开的斗争与角逐。反观廖平，他借助儒家的文质论来叙述不同文明之间的消长与交流，所谓“文质交易”、“文质合通”，并非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彼此“损益”对方之所长，不断自我更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导思想便是儒家的“民胞物与”，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兵革不兴，天下一家”。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廖平与麦金德为代表的这两种中西之间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思维，在20世纪的全球政治史中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麦金德的“世界岛”学说
四、结语
在发表于1907年的《三五学会宗旨》一文里，廖平指出：“经传政治，有为今日中外所以通行者，有必须数千百年乃能见之行事”，“六经非一国一时之私书，乃天下万世之政治。旧专就中国一隅言六艺，所谓未睹宗庙之美，百官之富。”[55]自从他治学“三变”之后，他就在思考如何在体现普遍性的意义上表彰儒学，《地球新义》与相关论著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实践。廖平通过论述“大统”、“小统”之别，尝试从儒学的义理出发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应近代西方的全球扩张及其强势意识形态话语。此外，在廖平的论述里，对于中国传统的阐扬并非率由旧章，而是借助儒家的“文质”论，分析近代中国如何向列强取法富强之术，此乃华夏文明自我更生的关键所在。最后，廖平构想未来的全球秩序，特别强调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极为敏锐的战略眼光，可与麦金德在同一时期的“心脏地带”论相媲美，并且较之后者，更彰显了儒家“民胞物与”的政治理想，为世人想象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
必须指出的是，廖平的这些政治思考是在儒学的话语之下进行的。如若按照简单的新旧之分与所谓实证主义的视角来看，廖平的学说自然显得“荒诞不经”，更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史的表述方式格格不入。但这些标准化的学科之诞生，也是源于特定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体现着近代西方对于如何支配、控制全球的相关构想。[56]如果把它们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话，自然可以进而分析其论述方式与思考逻辑，衡量其得失，可一旦将其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具有权威性的“学科范式”，当成衡量一切前人思考的标准，那么就失之远矣。当然必须承认，廖平的观察在当时很难有实践的可能，所用的名词也与今天的习惯用语相隔很大，但他的观点之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视野，可以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更为复杂的面向，以及近现代中国人认识国际关系问题时一些有延续性，但一直隐而不彰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打开更多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之可能性。因此在今天中国与世界格局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里，打破简单的中西新旧之分，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出发，挖掘、阐释前人严肃、深刻的政治思考，摈弃一种将其视为“博物馆”里文物的心态，进而形成新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叙事，使之成为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资源，这是一件十分迫切也十分有意义的时代课题。
注释
[1]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集第37、44页。
[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下卷第1部，第378页。
[3] 廖平：《经学六变记》，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889页。
[4] 《地球新义》最早于1898（戊戌）年出版，1900（乙亥）年又出版了一个版本。但这两个版本在编次与文字校勘上皆有不少问题。1936年廖平嫡孙廖宗泽将两个版本合一，重新加以校对出版，堪称《地球新义》的定本，世称“丙子本”。本文所征引的《地球新义》，以“丙子本”为准。关于《地球新义》的成书过程与各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别，参见刘继元：《廖平<地球新义>成书研究》，《蜀学》第9辑（2014年版），第239—244页。
[5] 刘小枫：《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政治学（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6] 崔海亮认为《地球新义》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一种非常激越的民族主义思想之表现，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一解释似乎过于浮泛，未能深入探究此书的意蕴。参见崔海亮：《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27—31页。魏彩莹分析了廖平如何从经学义理出发，构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蓝图，这些论述在经学史上有何意义，其观点颇具启发性。参见魏彩莹：《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
[7] 晚清蜀学的整体风气变迁，参见傅正：《今古之辨：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2页。
[8] 廖平：《今古学考》，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60页。
[9] 廖平：《今古学考》，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卷第69页。
[10] 章太炎：《程师》，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册第139页。
[11] 廖平：《群经总义讲义》，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卷第779页。
[12] 廖平：《经学改良表》，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812页。
[13]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85页。
[14]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97、98页。
[15]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209、210、211页。
[16] 廖平：《经学六变记》，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卷第888页。
[17] 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298页。
[18] 关于晚清科学知识的流行状况，参见（美）艾尔曼著，原祖杰等译：《科学在中国（1550—19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444页。
[19]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页。
[20] 克拉瓦尔著，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4、89—90页。
[21] 施米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83页。
[22] 施米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第57页。
[23]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部，第743页。
[24]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3—144页。
[25]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4页。
[26]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9—120页。
[27]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6页。
[28]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页。
[29]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页。
[30]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页。
[31]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523页。
[32] 这里的“自改革”借用龚自珍的说法。其详情参见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七》，载樊克政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33]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页。
[34] 刘小枫：《“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23页。
[35] 施米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第113页。
[36] 关于近代西方“文明论”的真实意涵与政治目的，参见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42页。
[37]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页。
[38] 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526页。
[39] 孙隆基：《“世纪末“的鲁迅》，载《历史学家的经线》，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90页。
[40] 廖平：《治学大纲》，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628页。
[41] 关于西北史地之学的经世意涵，参见郭丽萍：《异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42] 霍伦：《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转引自图南德著，方旭译：《为了新世纪的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契伦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载娄林主编：《经典与解释：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43] 钟天纬：《公法不足恃论》，载薛毓良、刘晖桢编校：《钟天纬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页。
[44]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3页。
[45]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99页。
[46]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9页。
[47]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50页。
[48] 廖平：《地球新义（丙子本）》，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8页。
[49]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樊克政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第66页。
[50] 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上）》，《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3—18页。
[51] 耿飚：《耿飚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册第74页。
[52] 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68页。
[53] 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8页。关于麦金德战略构想的具体意涵，参见强世功：《地缘政治战略与世界帝国的兴衰——从“壮年麦金德”到“老年麦金德”》，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政治学（第二辑）》，第65—114页。
[54] 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2页。
[55] 廖平：《三五学会宗旨》，廖平：《改文从质说》，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卷第766页。
[56]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政治学。虽然它长期宣称自己具有“客观性”，但其实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关系紧密，根据国情需要，不断地论述、寻找美国的敌人，进而宣扬美式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参见奥伦著，唐小松等译：《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