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世明|匈奴和中原王朝，除了战与和，还有离间与拉拢

【文/ 冯世明】

关于秦汉时期匈奴和中原政权的关系，以往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战争与和平交往（通关市或和亲等）两个方面，实际上通过《史记》的解读可知，无论中原政权或是匈奴，还通过其它手段为自己争取利益，从而使两者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

匈奴成为中原王朝利用和拉拢的对象

匈奴介入中原政权斗争，早在战国就开始了。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时而合纵，时而连横，这中间常常可以看到匈奴的身影。

“居有閒，秦將樊于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於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將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將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購於单于，其后迺可图也。’”

鞠武之所以不同意将樊于期留在燕国，是不想因此事而招来秦王的怨恨，因为燕国的实力远不及秦国。当时匈奴的活动范围很广，东自燕代，西至河北，都有匈奴的踪迹。七国中的燕赵秦三国和匈奴靠近，燕国想到借助匈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七国之中秦国开始比较弱小，后来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大的政权，一度使其它国家联合，并拉拢匈奴参与对秦的战争，“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鞠武画像  图自网络

秦始皇统一六国，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在北方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万里长城”。由于秦王朝寿命不长，史书所见的匈奴与秦的关系也较为简单清晰。到了西汉，匈奴的实力空前强大，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众，除了对中原经常的侵扰和掠夺外，还在汉王朝内乱的时候，起着分裂国家的危害。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击豨兵，燕王綰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张胜於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茶子衍出亡在胡，見张胜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決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綰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迺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閒，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決”。

此事发生在汉高祖刘邦时期，陈豨求救匈奴，燕王綰也让张胜去拉拢匈奴，最后张胜的一番话令燕王恍然大悟，并且反过来令匈奴帮助陈豨，原因在于刘邦正在一个一个地铲除异姓王，令其相互攻击。看破了这一点，大家为了自保，不得不这样做，而此时的匈奴则成为政治权谋的借口和工具。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的六七十年间，由于经济残破，国力空虚，劳动力不足，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汉朝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以和亲为主的策略。而当汉朝发生内乱时，由于匈奴的强大势力，往往成为反叛者积极争取的对象。比如文帝和景帝时期发生的淮南王叛乱和七国之乱。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正如文帝六年复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赠给单于的物品甚为丰厚，可是背约离异兄弟之亲的行为，常常出现于匈奴。

“后岁余，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於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匈奴经常骚扰边境，劫夺财产，杀掠吏民，抄略人口甚至威胁政权安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以战争或者防守（和亲）为主，但是在政权间或者王朝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匈奴往往就成为了反叛者争取的对象，以上的事实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昭君出塞 图自网络

至于匈奴参与内乱的目的是什么，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匈奴的游牧性质决定了他的掠夺性，和亲、通关市等虽然可以换来相对的和平，但不能一劳永逸。实际上匈奴可以利用中原内乱的机会将势力深入内地，幸运的是几次内乱都被中央王朝及时平叛，否则匈奴的势力随之进入，将会直接威胁中央政权。

汉族政权制造匈奴内乱

匈奴作为一种不安定因素，屡次成为汉族政权内乱时的外援，因此除了战争和和亲等手段之外，汉族政权也试图在匈奴内部制造矛盾，以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汉武帝时期，“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弔单于，一弔右贤王，欲以乖其国”。相对与其它单于而言，“儿单于”以年龄小而著称，匈奴的单于位继承制度通常是父子相继，而杂有兄终弟及，而左右贤王则是匈奴政权中地位仅次于单于的官职，拥有自己的王庭，是诸王将中即位可能性最大的。儿单于年龄尚小，新立尚不能服众，汉王朝派了两个使者，一个出使单于，一个出使右贤王，把匈奴看成一个分裂为二的国家，不过“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离间单于和右贤王的手段，是战争和和亲之外对待匈奴的另一种方式。

汉族政权对匈奴降人的态度

《史记》中所见的匈奴降人的资料比较集中于《史记》的《表》中，表中所见的降人首领有匈奴的王、单于太子、都尉、相、大当户等，率众来降后受到汉族政权的优待，基本都被封侯。

关于匈奴降者的史料记载景帝之前似乎很少见，可能与汉初休养生息，对于匈奴采取守势有关，景帝时开始有降者的记载，对于降者封侯的措施则始于景帝，为此丞相周亚夫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卢元年。封地在容成（索隐县名，属涿郡）。”

周亚夫认为这些是匈奴的叛徒，不应该受到优待，但景帝最终没有赞成，理由是“欲侯之以劝后”，即希望通过给予投降者较高待遇的方式，引至更多的后来者，同时也表现出汉王朝宽大为怀的态度。这种政策为汉武帝所继承，武帝时期匈奴的降者规模明显增加，这与武帝开始摆脱无为而治思想，积极出击匈奴有关。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元狩年间的浑邪王率众来降，此时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矛盾，导致了一次大分裂。

“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將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戶，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鷹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戶銅离为常乐侯。”

对匈奴降者首领封侯就要给予食邑和封地，其它匈奴民众也要让他们安居内地，“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買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闌出财物于边关乎？”所以汲黯认为“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鹵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应该将这些胡人全部作为奴婢赐给从军战死者的家属，以慰人心。但是汲黯的建议并没有被武帝采纳，“上默然，不許”。

汉武帝在位时对匈奴是采取强硬的态度，多次派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一改文景时以和亲为主的战略，那为什么要优待降人呢？景帝时期匈奴来降的人数并不多，所以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正面战争和匈奴内部矛盾的激化，投降汉王朝的情况屡见不鲜，优待匈奴降人，需要耗费相当的经济力量，我想武帝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如果真的如汲黯所言去做，把这些匈奴当作奴婢来使唤，那等于加重了汉匈之间的仇恨，让那些正面与汉王朝作战的匈奴没有任何退路，死战到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反而弊大于利。对匈奴，武帝是既打又拉，既灭了匈奴的威风，又显示出大汉朝的宽容大度。

《汉武大帝》剧照   图自网络

相对于匈奴投降，汉人投降匈奴的现象要少的多，因为在汉人看来匈奴是“蛮夷之人”，居于“苦寒之地”，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投靠匈奴的。以现有的史料来看，匈奴对汉降人也是非常礼遇的，如高祖时的韩王信，燕王卢綰，文帝时的中行说，武帝时的赵信，李陵，卫律，李广利等，入匈奴后受到单于宠信，享有高官厚禄。

最著名的一例是李陵。“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李广抗击匈奴，名声极大，匈奴号曰“汉飞将军”，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投降匈奴必然带来很大的震动，单于“以女妻之”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还被“立为右校王……皆贵用事。”苏武入匈奴后，李陵曾经对他夸耀过自己在匈奴的生活。

众所周知的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一为和亲、二为战争。和亲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的守势，可以换来相对的和平时期。战争则是在国力增长的条件下采取的攻势。不过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所有的外交关系都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确实给中原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是在王朝间战争尤其是王朝内乱时，匈奴的军事力量使得它频频成为被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当然匈奴也乐意趁火打劫，以期能得到好处。另外，在对待降人的问题上，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匈奴都给予对方降人以优待，这样做从长远来看，也是利大于弊的怀柔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