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世界早变了，但我们仍守着70年前的规则

【文/马凯硕】

西方的生活水平，按绝对值计算，并没有下降，但也没有提升。

我写过一本书叫《西洋西下》（Has the West Lost It？），其中有一个数据非常令人震惊——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增长。非常不可思议。

更令人惊讶的是，63%的美国家庭都拿不出500美元现金以备不时之需。要知道，美国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怎么会有三分之二的人连500美元的应急现金都没有呢？在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可以随时拿出500美元来应急。

显然，西方国家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事实上，美国的工人阶级能把特朗普这样一个不合常理的人推选上总统，其实就是大众对精英的抗议。他们抱怨，“你们精英根本不管我们，只管你们自己的利益”。 因此，美国的精英阶层与普通群众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

欧洲也有自己的问题。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少国家成功当选，很令人惊讶。如意大利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中心，如此严肃的国家却选出了一个小丑政党，组成了一个滑稽的政府。真让人啼笑皆非！

所以，肯定有地方出了问题。

我认为是西方领导者的问题——我所说的西方领导者，不仅仅指政治家，还包括学术届的精英。显而易见，西方群众对他们的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感到失望。

人类社会曾经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靠的是西方文明中最优秀的思想和实践成果。比如全球贫困率下降，极端贫困率从1950年的75％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0%，非常了不起。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感谢西方。但矛盾的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采用了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并获得成功的时候，西方却在倒退。

西方倒退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明白，当其他国家都在觉醒发展的时候，他们必须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的变化。可惜西方领导者——包括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对这个变化的世界毫无准备。当西方统治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将变得焕然一新，但是西方精英现在还浑浑噩噩。

西方首先应该对新的世界秩序做一些象征性的让步，这将是明智之举。

我写了多本书，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在《大融合》中也有提及。比如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那时西方统治着整个世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西方人制定了一些规则，一直延续了将近70年。他们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必须是欧洲人、世界银行行长必须是美国人。当时这么规定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实力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太多；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占世界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20领导人峰会上，美国和欧洲都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下任领导人的选举应任人唯贤，而非根据国籍进行安排。但你猜怎么着？金融危机之后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被迫辞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但代替他的却是一个法国女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当上一届世界银行行长卸任后，接替他的还是一个美国人。当今世界一些最成功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东盟国家，为什么他们的精英不能执掌IMF和世行呢？

因此，在《西洋西下》一书中我想说的是：“拜托，醒醒吧！你们得自我调整来适应这个世界。”可惜，很多西方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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