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国制造世界领先，为何制药却比不过印度？

【文/ 李玲】

最近的医改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提速。

2018年12月8日有一个叫“4+7”的带量采购，就是四个直辖市加上七个副省会城市——中国最具购买力的11个城市——集中起来采购药品。带量采购的效果非常的好，因为这次采的二十多种药，最高的降了95%，平均降幅超过60%，而且都是通过一次性检验的，也就是说是质量可靠的药。

药企特别特殊，全世界的药企都是“巨无霸”的垄断，因为药企最大的成本是研发。目前研发一个新药，国际上大概要二十亿美元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企业要是没有体量的话，是不可能经受得起这样的一个研发成本和时间。如果老百姓对着这样一个全球垄断的药企去买药，你根本谈不下药价来。

所以这些年医改，我们从过去单个医院买药，到国家省级层面招标采购，其实药价都下不来。在这些年医改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国家出手了，用国家的力量，用量来换价——就是你降了价以后，就进我的医保了，而且我把三分之一的全国市场给你。这样的话是双赢，老百姓得实惠了，而生产药品的企业也保持了合适的利润。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所谓的仿制药。

《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相信大家都看了，其实印度现在确确实实是全球生产仿制药做得最好的，而且仿制药不是假药，仿制药是真正通过评议的、一致性检验的，不仅仅是廉价，实际疗效是一致的。

我想大家肯定有兴趣知道，印度怎么能生产出这么多好的仿制药？毕竟要说工业，印度跟我们比差远了。其实我想大家不知道的是，印度是从咱中国学来的。七十年代，它来中国学习，一下就学到了真经——他发现中国人为什么能看得起病，就是自己造药。

当时我们就是造仿制药的，过去传统的那些所谓低价药都是国家组织起来仿制的，如青霉素，我们就从“奢侈品药”最后搞成了“白菜价”，一分钱也治。所以印度回去以后，它其实是以国家的力量在推动仿制药的生产。

印度的法律不保护专利，但是它保护仿制专利，就是你把这个药仿制出来了，工艺这套我保护你。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是为了鼓励创新，但是在药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特殊性——一旦药研发出来，如果它是能救命的，但因为经济原因吃不起，这是不人道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允许强制仿制的，简称“强仿”，但条件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

印度是满足这些条件的，所以跨国公司跟印度打官司打不赢，所以四十年以后，仿制药造得最好的是印度。美国每年一半以上的药都是从印度进口的——美国是最大的原研药发明生产地，而它的老百姓也是吃不起原研药的，因为原研药太贵了，它也从印度进口药。

让我们感到很惭愧的是，中国制造打遍全天下（中国现在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几乎什么都可以中国造），但就是制药，以及跟看病连在一起的医疗、器械、耗材、设备，几乎全是进口的——我们药大概70%左右靠进口，器械设备90%多，所以它的价格一定是昂贵的。

所以，现在国家来组织，已经是一大进步，只有国家才有这个市场的力量。第一步就是以市场来压价。我觉得这只是救急办法，还是贵，格列卫降一半的话还得一万多，是二百块钱的五十多倍，然而我们目前还没有生产能力。所以第二步，我觉得一定要国家牵头，像牵头谈判降药价一样，下一步应该是国家牵头生产，无论是原研药还是仿制药——可能第一步是仿制药，快一些，然后生产原研药。

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玩的，实际上你看一看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五年规划，生物制药药品一直是中国转型升级的一个重中之重。但是为什么不能落地？这可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一点点研究，发现其实它和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有关。过去是由中国的化工部管整个制药的，有一个牵头部门来落实这个规划，但是现在我们只有一个部，叫工业与信息化产业部，所有的归这一个部在管。我也去问过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没人管；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药工业基本上是靠行业在自我运转，好像缺国家的一只手能落下去。

我们的企业太散了，它们没有能力做研究，包括仿制药要造出好的来，也是要做研究的。所以我相信，随着医改的深入，我们国家未来会带量采购，会提升医药工业的集中度。另外，我们的药最多的成本是在流通，这其实是不创造效益的，所以要把流通的成本给挤压掉，让我们的制药企业有更多的利润，这样它才能做研发。

仿制药以及原研药的研发，一定是我们未来经济升级中的一个重头，这样的话才能在未来让我们老百姓吃得上好药，而且吃得起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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