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高岛真一：误入内地影视江湖的局外人
来源：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
作者：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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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的第15年，49岁的高岛真一决定中止演员工作、回到日本老家，临走前，他写了一篇长文《惜别》，把这个消息告诉默默关注他的微博网友。
“好像是范冰冰的事件以后（戏）都没有了，连中国演员的工作也没有了，日本人的戏更没有了。”面对记者，他摇着头说道。
影视税务地震只是高岛演员生涯的最近一次危机：中日关系跌入冰点的那两年他几乎没有工作，而近年来网络剧的发展也让他能演的“卫视风”年代戏数量缩减。
临行前的最后一次工作是3月给管虎导演的新片《八佰》配音。饭桌上，管虎对高岛真一说：“你不要回日本，必须坚持、坚持。”高岛一边答应着，一边心说：“对不起导演，我坚持不了，真的是坚持不了。”
酒过三巡，管虎醉了。他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嘀咕着说醉话：“给高岛一百万，给高岛一百万。”
这当然只是一句醉话。
高岛真一在中国参演过80部影视作品，自己调侃道：“不要脸地说，是50亿票房的演员（《流浪地球》47亿、《厨子戏子痞子》近3亿）。”
这些年来，戏份最重的角色是电视剧《红色》中的反一号木内影佐——需要泡在剧组三个月，最终片酬12万。而在大多数影视剧中，他的戏都只需要两三天时间。每天片酬3000～5000元，两三个月才有一部戏，勉强能够维持房租和生活开支。
2001年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时，还在日本做生意的高岛住在外滩600元一晚的和平饭店；2019年离开上海前，演员高岛真一租的房子在青浦区，每月房租2700元。在人生本该最为强壮辉煌的十几年里，高岛经历了一场“降级”。
高岛自认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所以对他这十几年间境遇落差的感慨大都来自外界。作为一个“很像日本人”的日本人在中国演戏，他只是有很多的「想不通」。
剧组里的“局外人”
“（被枪）打死，捅死还有炸死。淹死没有吧……淹死没有，对。”
由于日本军官的角色设定，高岛真一饰演的角色常常会死掉——没死掉的情况也不少，那属于“不重要的角色不需要交代结局”。相比之下，高岛演过的“好”角色还算是“死得精彩”。比如说《红色》的木内影佐，在被炸弹炸死之前，就和男一号徐天有一场非常长的对手戏。而其他日本演员，甚至遇过一边剖腹自杀一边手蘸血写下“谢罪”两个汉字的荒谬场景。
“中国人非常的厉害，然后日本人非常的蠢，这种（剧情）比较多。但我还是按照剧本演，因为这是你们的要求，我是演员。”至于“演鬼子回日本会被打”的传言，高岛真一予以否认，“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们。”
每次表演前，高岛真一习惯先上网搜对手演员的作品，然后对着照片提前练习。拍《红色》前，高岛用汉字将剧本手抄了一份，一方面为了练习汉语，另一方面也是想将角色和剧情在脑子中过一遍。
但有时候和高岛搭戏的并不是演员，只是会说几句日语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可以用日语进行非常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总是把台词讲得七零八落。
有一次，对手的日语台词已经糟糕到了“搞笑”的地步，高岛只能用力忍耐，坚持“很真诚地说日语”。拍完那场戏，导演把对手叫过去夸赞他的日语好，问他是怎么学习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高岛真一哭了。“我的意义在哪？我那么认真地演戏，但是跟他马马虎虎的很搞笑的日语放在一起。”这次哭泣大概发生在十年前，高岛将近40岁的时候。
那并不是他唯一一次为了拍戏而哭。
高岛经常表现得不像是他这个年纪和资历的人。即便是已经有了几部代表作，在上海的演员副导演中间有些名气，他在片场的待遇仍然和群众演员差不多：排队打饭、长久地等待接送的车、常被丢在角落晾上一整天。
高岛和管虎陆续合作过八九次，第一次是电影《斗牛》。那天高岛始终在现场待命，不发问也不催促，就坐在一边睡着了。一打呼噜，就会被录音师推醒，醒了会再睡着，就这样过了一整天，最后被通知说自己的戏今天拍不了。管虎向他道歉，然后说“但是你还是厉害，一直在现场。”
在片场，高岛也会观察其他演员。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既不是明星也不是老演员的人也要人前人后带着助理。实在要带助理也可以，“但做的事情不要太……”他一边比划着，一边描述：有的演员抽烟让助理点火，还有40多岁的男演员让20出头的女助理蹲下来帮忙穿袜子——“我看了，觉得非常难看。”
有时候听演员们聊天，总是在说哪里哪里的房子可以投资。高岛心想，“他们是拿了多少片酬，才会说这种话。”
陷入睡眠，或是旁听别人聊天，这两种状态都意味着“不融入”。
高岛酒量不好，很少参与收工后的剧组聚餐，“他们越喝越开心，我是越喝越辛苦。”缺少这类交际，对于演员，尤其是需要混副导演圈子的演员来说，几乎称得上是一种社交绝缘。但曾与他一起在《我的母亲赵一曼 》中演戏的三浦研一却走上了另一条路，比如说他就签了正规的经纪公司。
一次，高岛真一的日本朋友和他在同一个剧组演戏，看到高岛坐在武行演员和群众演员中间，就用日语说：“你跟级别低的人一起坐。”
在一群听不懂日语的群众演员中间，朋友用母语传达的优越感升级成为恶意。高岛心里顶着火，尽力忍耐着问：“那你坐在哪？”朋友很骄傲地用手一指，“我在导演后面坐。”
执行导演前来调机器，高岛起身道谢。日本朋友又从导演身后走过来，告诉高岛：“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样做了。”这回，高岛再也忍不住火气，“你以为你是谁？”
后来，在告知网友自己要离开中国的微博长文《惜别》中，高岛提到自己没有努力地和制片人、导演搞好关系，有一些没有代表作的日本人也比自己片酬高……
无人知晓，写下这些时的高岛是否会感到一丝后悔。
为了5秒钟的《流浪地球》也想了一句台词
高岛真一很在意网友对自己表演的评价。拍完《厨子戏子痞子》，高岛满怀期待地刷微博，发现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却有不少人讨论张鲁一演技。现在提起这回事，高岛脸上还带着一点孩子气的不服和疑惑：“他那么少的戏份，好奇怪。”
直到高岛看到一条评论里提到“小红人”，才发现有很多观众注意到他的角色，还起了昵称。
“小红人”（菅井真一）是高岛早早抱有期待的角色，因为“不穿衣服，变红又变蓝，很特别”。而真正让他知名度飙升的“木内影佐”，他在拍戏的那3个月里反而没品出有什么特别——毕竟，这类凶残的日本军官角色，他演过太多太多。
高岛真一从不挑剧本。对在中国本就戏路狭窄的日本演员来说，挑好剧本、挑有突破性的角色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一般都是接到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说好有几场戏、多少报酬，直接就去拍。
中途一度有个住北京的经纪人联系高岛，说可以代理他的表演事务。连合同都没签，高岛就和对方达成了合作。从此，高岛再接到电话邀约就对接给经纪人，但却往往再无下文。
直到现在，高岛还不相信对方可能是个骗子或撬戏的人——他的理由是，经纪人曾借给他钱，没有理由不积极帮自己接戏。
幸运的是，谍战剧《红色》在2014年火了，导演杨磊邀请高岛去北京参加影迷见面会。高岛刚走进会场，里面那些年轻女孩就发出了尖叫，这是他从未经历的场面。高岛既开心又有点迷惑：“看到我这么一个老头，还说’好帅！’我有点尴尬。”
那一次来北京，高岛特地去见了那位经纪人。“我让他看我现在的样子，你看很多人喜欢我和我的表演。”高岛讲得认真，目光朴素而执拗。
然而，除了收获了一批微博粉丝，《红色》并没有像高岛预想中的那样，给他的职业发展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善。打开网络，他能明显感觉到题材多元的网剧越来越火，那个因“抗战胜利60周年”而让年代剧热火的电视台时代，离他越来越远。
高岛心里知道，在上海演戏的机会没有北京那么多，但他喜欢上海，就不愿意离开。
之前也有来中国演戏的日本人，在上海没什么机会就跑去了北京，离开时扔下一句“上海这个地方不好。”
高岛很生气，瞪大了眼睛。“不是上海不好！（是）你不好！”他因此决定还要在上海坚持一下，“我证明一下不是上海不好，是人不够努力。”
高岛没有再提证明的结果。我们一起去他熟悉的上海影视乐园（即车墩），他站在一派民国气象的南京路旁感叹，“以前这里会有四五个剧组同时拍，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闲着不开工的时候，高岛把心思放在“养微博”上。为了回应热情的粉丝，他会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有一阵子他吃了几次麻辣烫，评论里有人说“叔天天吃麻辣烫”。高岛不太理解这种夸张的中文表达，油然而生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志气来：“那我就天天吃给你们看吧”。
不过“麻辣烫挑战”进行到第七天，他就吃不下去了，在微博上向大家汇报：“对不起……麻辣烫天天不了……”文字里还配了两个可怜兮兮的流泪表情。
近年来，为了省钱，高岛出门吃饭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做菜。他的厨艺算不上高明，都是他在日本小学五年级课堂上学的那几样。
味增汤是每天必喝的。高岛一边开火，一边提起自己的新外号：“味增汤大叔”——在《流浪地球》里，他饰演赴死的日本救援队员，只有一个不到五秒的背影，但他还是认真的和郭帆导演要求加了一句台词“好想吃碗白米饭。要是有味增汤就更好了。”
“确实有不少观众被这句台词打动了。”
白米饭配味增汤，这是演员高岛真一每天晚上的餐桌内容，也是日本救援队员再也无法重温的家乡味道。
热爱上海却极少回日本的“阿吉桑”
高岛在上海租的房子位于一个老小区。走进客厅，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牡丹花，画上题着“花开富贵”；门边上有个撕拉式日历，顶上的柜门还别着一面中国国旗，看起来像是任何一个90年代中国家庭的屋子。
吃饭之前，高岛先拍照发微博：“没有P图，因为华为手机拍的很好。”
在中国生活十五年，高岛真一几乎没有回过日本。签证需要他每三个月离开一次中国，他就挑机票最便宜的地方去：上午从上海飞去济州岛，在机场吃一顿韩餐，下午再飞回上海。
“我几乎不怎么飞回日本。”
很少回家，是因为高岛和父亲关系不好。高岛的父母在他七岁时离婚，抚养他的是爷爷奶奶。高中三年级，高岛撑杆跳拿了第一名，特意把奖状放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父亲回家时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就进房间了。从那天起，高岛对父亲彻底失望，“我也不管他了。”
拍《红色》的时候，高岛忽然收到弟媳的信息，说奶奶去世了。高岛眼泪忽然止不住地流，他从候场的地方跑去远处的一棵树旁，偷偷地哭了几分钟。
一个星期后，高岛的堂弟由于车祸意外去世。直到《红色》杀青，高岛才回国去两位家人的墓地祭拜，“后来《红色》红了，我想是不是我的奶奶和堂弟帮我红？”
讲起这段，高岛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当年哭泣的那棵树旁，不过这一次没有再流眼泪。
高岛已经在外漂了三十年。高中毕业后，他只身前往东京打工。来中国是因为老板打算在这边做生意，派他来学汉语——上海戏剧学院，成为了33岁的高岛迈入的第一所大学。
穿梭在上戏周围的街道，高岛像是来到了自己的主场，轻车熟路地告诉我们哪里可以停车、哪里有好吃的餐馆。“这些店以前没有这么干净的。”他扭头对我们说，像每一位回到母校追忆往昔的大学毕业生。
还没有搬去相对偏远的青浦区之前，高岛常会回上戏的外事办公室看望老师。在这里，高岛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人物。采访中遇到老师，他们都能熟络地叫出高岛的名字；高岛还会给老师取外号，比如“高跟鞋老师”。
和高岛最熟的是主管外事办公室的张老师。张老师比高岛大几岁，也不拿他当外人招待，每次就由着高岛坐在她的沙发上，自己翻零食吃；她则专心工作，有空档的话再同高岛闲聊几句。
张老师经常送他学校里各种演出的票，有时候调侃他要不要两张？但高岛始终只要一张。有一段时间高岛没地方住，她还帮忙把学生宿舍的仓库腾出来，只要每月1000元的租金——高岛觉得太便宜了，自己讲价讲到了1500元。
“像高岛这样和我们有深厚感情的留学生其实不是很多——可能和日本这个民族看重情义有关系。”张老师说只要自己还在、还没退休，都欢迎高岛回上戏看看。
听了这话，高岛便开玩笑，“到时候我帮你推轮椅。”张老师取笑他，“等我坐轮椅的时候，你也差不多了。”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高岛仍然“很像日本人”。
张老师讲，以前日本艺术团体来访，高岛帮外事办公室做翻译，因为没有明确的时间计划而和老师们闹过矛盾。“我们有很多‘你先去了再说’，高岛说不行，这个要一定要说好的。日本人就是必须要说好、说死的。”
接受采访的这一天，高岛提前来到楼下等待。看到拍摄团队走近，他微微欠身示意。等到第二天，他忽然很正经地告诉我们，日本人约定九点半见面，其实应该在九点十五左右到达。
明明可以打电话的高岛真一，还特意提前回了一次老家，向父亲请示能否回老家共同生活。七十二岁的父亲听儿子讲了在中国的近况，只回答了一句“可以”。
在中国漂泊十五年的高岛真一，决定在49岁之际重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唐人街探案3》剧组联系高岛，想邀请他做日本拍摄期间的剧组翻译，也被拒绝了，“因为不稳定。”
高岛还没有想好，自己这个年纪能够找什么样的工作。不过，他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在找工作之前，他得先把父亲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修好。
2019年6月5日，天气炎热。已经回到日本的高岛在院子里架起手机摄像，一边擦汗，一边捡拾木材、搬运瓦片，旁边烧火的烟雾弥漫到镜头前。这条标题为“没钱就靠体力”的视频下面，有几十条中国网友的评论。
这些来自中国的应答，是镜头里这个埋头苦干的普通日本大叔“在中国曾经是演员”的最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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