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晖：玻璃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人家是正经国货好不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晖】

在87版《红楼梦》的名场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有一个小细节每每引起观众的瞩目，在我们心目中属于“古人”的红楼人物，在开Party喝酒时用的却是“现代风格”的玻璃高脚杯，似乎和今天的我们喝红酒没有区别。“是不是穿帮了？”“道具为什么这么现代？”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很多人可能误以为，直到近代，玻璃才由欧洲传入，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才见识到这种亮晶晶的人工制品。然而历史的真相却绝非如此，中国本土玻璃生产传统与外来物、外来技术的交相辉映，最适合作为例子，用来说明亚洲文明交流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是多么活跃，多么丰富，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广度与深度。

早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就有地中海地区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经过辗转的路线来到中国，受到国君与贵族们的珍视。当时，中国已经发展起相当成熟的玻璃制造工艺，在外来玻璃珠传入之后，立刻激发了仿制的热情，于是，本土制造的蜻蜓眼玻璃珠也出现了，据学者们研究，似乎很神奇的“随侯珠”其实就是外来玻璃珠的仿制品，一如东汉王充《论衡》所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工艺门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像玻璃这样，拥有过那么多不同的称呼。从先秦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生产的玻璃制品有一个专称为“五色玉”，同样见于《论衡》的记录：“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璆琳琅玕者’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玻璃在中国文化中的起点相对于其他文明有一点不同，因为自古重视美玉，于是道士们便试图以人工的方式造玉，他们通过实践发现，玻璃制品最能接近玉的效果，于是便尽可能地生产效果类似玉的玻璃精品。战国时代便有精美的玻璃璧，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对玉质的模仿几乎可以乱真。

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

不过，道士们在具体的探索中发现，玻璃制品可以产生多种颜色，在美观上反而非真玉可比，于是也便刻意烧炼各种不透明的彩色玻璃，称之为“五色玉”，亦即彩色玉、多彩玉的意思。唐宋以后，本土玻璃产品获得了新的叫法，五色玉一词逐渐被遗忘，而代之以药玉、瓘玉等等，但制造各种彩色不透明玻璃的传统，仿造温润玉质的传统，却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料器，成为中国玻璃传统的一大特色，在世界玻璃景观中独树一帜。

从汉代开始，随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亚与西亚的玻璃制品作为昂贵的进口货运抵中国，成为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标志。《晋书》“王济传”就记载，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看到侍圣的宴席上“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洛阳伽蓝记》则描写河间王元琛举办宴会的风格是：“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晋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则具体介绍，这些玻璃器皿“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远来，其特点为“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是透明玻璃，与五色玉迥然不同，因此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特别新鲜。另外，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就提到是“逞异域之殊形”。

伴随异国玻璃器的绵绵远来，“玻璃”与“琉璃”这两个词汇也出现在汉语文献当中，如《汉书》：“（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魏略》：“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琉璃）。”《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多大真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旧唐书·西域传》则云：波斯国“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

据学者们研究，琉璃一词来自梵语，而玻璃则是波斯语中“bulūr”的音译，后者在今天的现代波斯语中依然存在，既指“晶体、水晶”，也指“雕花玻璃，铅玻璃”（《波斯语汉语词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词称，却是在十几个世纪之前从外语中引入，有趣吧！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波斯语词进入了中国文化，那就是“瑟瑟”，来自于波斯语中的“shishei”。shishei这个词至今仍是波斯语中的日常词汇，指称玻璃、各种玻璃制品如玻璃杯，也指玻璃窗、橱窗，而阿拉伯语也借用了这个词，在今天甚至用于称呼电脑上使用的液晶屏。在唐人那里，由外来词形成的瑟瑟则狭义化，固定为单指优质的透明蓝色玻璃制品，因此，“半江瑟瑟半江红”一句是说江水一半被夕阳染红，另一半则如蓝色透明玻璃那样澄明透彻，一望见底，乃是无工业污染时代人们会看到的景象。

“半江瑟瑟半江红”

与异国产品同步，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也分别从南北两条路线抵达中国。《抱朴子》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实际上，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彩色半透明玻璃饰品便是采用外来技术制造，其成分与中国本土出产的玻璃不同，这就说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相关的文化交流已经达致很高的程度。不过，《抱朴子》的记载引入瞩目之处在于，具体指出了制造无色透明玻璃的工艺借助印度洋贸易，搭着万里海船，大致在晋代登陆广州。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晚唐玻璃茶杯与茶盏，则展示了透明玻璃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出怎样美丽的花朵。

法门寺出土的玻璃盏

南北朝时，由陆上丝绸之路也发生了一波玻璃技术的重要交流：“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北史》“西戎传”）

北魏太武帝时期，有人从北印度地区带来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来外来珍宝的尊贵身份，身价大跌。利用这一新技术，太武帝下令制作了一座大帐，帐顶与帐帷都开有成排的窗口，窗口内则镶上五彩玻璃。这座大帐设计得具有宫室的基本形状，但可以折叠起来由车马运载，也可以随时打开并在地上撑起，因此叫做“行殿”。此一移动的宫殿异常巨大，一旦张撑开来，足以容纳上百人在其中就坐。阳光由密集排列在帐顶与四围幕帷上的彩色玻璃窗映入，帐内光彩变幻，斑斓陆离，这让太武帝的臣子们无比惊奇，以为是神仙用魔法化出的作品。

带有玻璃窗的移动大帐大概维护成本太高，所以后来就没了下文。但是，在这一波技术传入之中，有一项制作玻璃珠的工艺却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久久的回响。由北印度传入的这一新技艺称为“拉制法”，大致是把半融状态的热玻璃坯拉成中空的长条，然后一一切断，分成众多中间带孔的小管，因此制出的玻璃珠并非真正的圆珠子，而是管状珠。此种工艺能够高效率而低成本地制造大批量的珠子，由此而引发“珠帘”的产生，在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时尚，那就是悬挂彩色玻璃珠串成的“五色珠帘”。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十五万余枚小玻璃珠，均为拉制法制成的圆管状穿孔珠，当年便极可能是一面挂在门楼上的五彩珠帘。

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帘

永宁寺佛塔复原图

及至唐代，随着玻璃制造工艺的进一步精进，珠帘的材料转变为无色透明珠，能够在帘上映出隔帘的物影，当日光烛影射上之时，更是璀璨晶亮，如云如水，因此唐人美称其为“水晶帘”或“珍珠帘”。当唐诗中咏及珠帘之时，如“美人卷珠帘”之类的名句，那是非常具体的在描写一挂玻璃珠帘呀。此般透明水晶珠帘在宋元两代都颇为流行，不过，到了明清时，也许是审美趣味发生转变，上层社会对珠帘失去了兴趣，不再时兴于生活场所中悬挂这种帘子。但是，在神圣的祭祀场所却会悬挂“青帘”——以蓝色管状玻璃珠串成的帘饰，直到清末，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还挂饰青帘。另外，圆明园内也使用水晶帘作为装饰，可见，玻璃珠帘在传统生活中留下了悠长的余韵。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力量随着伊斯兰教兴起，西亚地区的政治景观随之改变，相应的，从那里远来的高档精品，也由从前的波斯、大秦琉璃，变为大食琉璃。法门寺出土的蓝色玻璃盘及透明玻璃瓶，便是典型的伊斯兰时代西亚玻璃产品。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元，与我们今天想当然的误解不同，在宋代，中国的本土玻璃生产极其发达，尤其在吴越一带形成了繁荣的玻璃制造业，从宫廷到民间，从元宵节悬挂的各式花灯到饭店里快餐用的碗，大量使用玻璃器。在那时，酒席上亮出玻璃酒杯才算最有档次，插花器中也以玻璃花瓶为最佳选择，牡丹花也好，桂花也好，若是能衬在一只半透明的玻璃瓶里，则会引来特别欣赏的目光。

不过，宋人生产的始终是低温玻璃，这也形成了漫长的中国玻璃史的一大特点，其缺点是不耐热并且易于碎裂。程大昌《演繁录》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所铸琉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进口玻璃器因为坚牢与耐热，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奢侈品。

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在使用玻璃与琉璃两个词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区别，把玻璃制品中质量上乘者称“玻璃”，而水平比较一般的制品则呼作“琉璃”。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列举“七宝社”的中外“奇宝”，其中有“玻璃盘、玻璃碗”；《武林旧事》“灯品”中，说新安创烧的“无骨灯”是“混然玻璃球也”。值得一提的是，宋人最重赏牡丹，而南宋宫廷为赏牡丹开设华宴的时候，讲究以大食玻璃瓶作为花器，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赏花”一节，写禁中赏牡丹，“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卷七再次写到“又别剪好色（牡丹）花儿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

晚至明朝中叶，欧洲人终于绕过了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才掀开了玻璃贸易与技术交流的新一页，对于已经活跃了两千年多年的亚洲文明交流史来说，这属于非常后起的事情了。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的研究大多用力于外来玻璃技术与产品进入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玻璃制品对外影响的注意仍然有限。

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就提到，真腊人在贸易中很愿意得到中国运去的玻璃珠，这种“水珠”实际上承担着货币的角色。此外，在明代及前后时期，曾经把中国本土产的仿水晶制品称作“硝子”，这一名词传入了日本，至今日语仍然把玻璃呼为“硝子”。因此，在玻璃领域，历史上的中国绝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而是与周围文化有着活跃的互动，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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