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欧洲议会制度如何促进反欧盟政党成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强舸】

一、极右翼政党斩获颇丰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刚刚落下帷幕，计票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现有统计显示，极右翼政党收获颇丰，预计获得的席位数所占比例将远大于他们此前在本国议会选举中的收获。5月23日，相关结果也基本符合选前我在朋友圈立帖为证的预测。

具体来说，英国脱欧党预计获得29席，将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法国国民联盟也领先马克龙的“前进运动”，预计将赢得22席。德国选择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北方联盟得票率涨幅很大，但它的反欧盟伙伴“五星运动”得票率有一定下降，两者相加，意大利反欧盟同盟得票率总体上升不多）席位数也都有所增长。

为什么反欧盟政党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势？对此问题，已有评论大多从社会矛盾、意识形态、最新政局变化予以阐释。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并不足以解释某些极右翼政党为什么能获得比他们在国内议会选举中多的多席位（极右翼政党并不是2019年才崛起的，至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就已经攻城拔寨，但在2017年和2018年的英、法议会选举中依然只赢得了十分有限的席位）。

国民联盟参选人勒庞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发表演说（图片来源：IC photo）

此外，上述分析更解释不了这一现象：英、法、德、意四个欧洲主要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和本国议会选举中体现出极大差异，英、法两国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远超本国议会选举的席位数，但德、意两国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和本国议会中获得的席位数比例相差并不大。

因此，在主观性因素之外，我们也要注意不同制度造成的客观性差异。事实上，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议会的选举制度。

二、大选区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极右翼政党

1. 大选区比例代表制与单选区多数决制

造成差异的关键在于大选区比例代表制与单选区多数决制的不同。

欧洲议会选举实行的是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具体来说，欧洲议会以国家划分选区，按国家分配议席数，各国再根据自身情况将这些议席分配到不同选区中。例如英国分到了73个议席，它又将这73席分配在12个大选区（大选区指每个选区会选出2个以上议席）中，在选区中得票超过5%的政党根据其得票率分配相应比例的议席。

相反，英法两国议会选举实行的是单选区多数决制，英国全国被划分为650个小选区，法国全国被划分为577个小选区，每个选区只有1个议席。在该选区得票最多的政党获得这个议席，其他政党哪怕只少1张选民票，也将一无所获。

单选区多数决制对极右翼政党就极为不利。虽然现在欧洲各国都有较为强大的疑欧选民群体，但他们毕竟不是最大的选民群体，而且疑欧选民往往均匀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在选举中，极右翼政党有可能在几十个乃至数百个选区都获得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却无法将其转化为议会中的席位。

例如，英国独立党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的全国得票率高达12.6%，位列所有政党第三名，仅次于长期轮流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但最终只获得了1个议席（总计650席）。而排名第一的保守党却以36.9%的全国得票率赢得了330席（占总数的50.8%），因为作为第一大党的保守党恰好在330个单选区都或多或少的赢了一点。

不过，单选区多数决制未必就一定对小党不利，对区域主义政党来说反倒可能是极大优势。例如，全国得票率只有4.7%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这次选举中拿到56个议席（占总数的8.6%），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这56席都是在苏格兰地区获得的，民族党在苏格兰之外极少有支持者，4.7%全都聚集在苏格兰让其获得了极高的选票转换成议席的效率。

2. 选情差异分析

相反，在大选区比例代表制中，极右翼政党就面对“输一票就输所有”的难题，而是可以取得略高于其得票率的议席数（欧洲议会规定只有得票超过5%的政党才能参与议席分配，所以投给最终得票率少于5%政党的选票就意味着会被废弃，因而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最终获得的席位数会略多于其得票率）。

因此，虽然脱欧党和独立党（脱欧党今年刚刚成立，其主席法拉奇是独立党前主席，两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党）在2018年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没有赢得席位，在2015年也只有1席。但在2019年和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分别赢得了29席和24席（总计73席）。

举行集会的英国脱欧党支持者（图片来源：网络）

法国情况类似，国民联盟在采取单选区多数决制的2017年法国国民会议选举中，以近20%的得票率只换来了8个议席（总计577席）。而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将获得22席（总计74席），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还要多1席（23席）。

与之相反，意大利议会选举采用的就是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全国有32个众议员选区，按多名选举制选出 630名众议员，平均每个选区选出近20名众议员，不同政党按得票率在选区内分配议席）。德国则是单选区多数决制和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各半的混合选举制度。因此，两国极右翼政党在国内就能够得到与其得票率大体相称的议席数。相应的，它们在欧洲议会的议席数也就不会出现与国内议会的巨大反差。

三、欧洲议会非最高权力机关特性促使选民偏爱选择激进政党

当然，即使排除选举制度差异的影响，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得票率往往也高于其在最近国内选举中的得票率？例如反差最大的独立党，在2015年国内选举中获得了12.6%选票，但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5.6%的选票。

这意味着，有一批选民在国内选举和欧洲选举时作出了不同选择。这显然不是用极右翼崛起等因素就能解释的（特别是这次欧洲议会选举还在英国选举的前一年）。之所以有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欧洲议会与一国议会的性质差异导致的。

具体来说，欧洲议会主要职责是审批欧盟法律和相关政策。但是，欧盟本身并不是主权国家，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并不多。并且，欧盟有约束力的政策法规大多来自于各国政府的外交谈判而非欧洲议会的立法表决。因而，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限相当有限。相比作为一国立法机构乃至主权者的各国议会，欧洲议会虽有“议会”之名，但更像是一个清谈机构，并无太多治国职能。

选民在选择政党时一般会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政党的政治主张，二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对新兴政党来说，在变革时代，虽然它们的主张可能更符合厌倦了传统政党的选民胃口，但由于毫无执政经验和缺乏人才储备，许多选民会担心其实际能力，因而依然会从治理绩效考虑选择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传统政党。

相反，欧洲议会的“清谈馆”性质会打消选民对新兴政党执政能力的顾虑，使得他们在选择时会更注重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否符合自己诉求。并且，在对政党政治主张的考察上会有理想化、激进化倾向，而较少考虑其实践难度（例如，近三年谈判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英国脱欧的现实困难，但这并不影响脱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反正在英国脱不脱欧、怎么脱欧等问题上，欧洲议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不仅极右翼如此，极左翼的绿党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因素造成的，虽然它们的很多诉求比极右翼政党更不切实际（极右翼政党议题的难度主要是在政治运作上，而绿党的很多环保诉求在科学上就缺乏可行性）。

绿党领袖与支持者狂欢（图片来源：IC photo）

四、培养掘墓人的欧洲议会

简而言之，欧洲议会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则都以推翻欧盟为重要目标。两者看似针锋相对，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欧盟政党近年来的迅速成长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议会的诸项制度设计。

在选举中，它们依靠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和欧洲议会的“清谈馆”性质赢得更多席位。在选举后，欧洲议会的财政补贴、政治舞台、司法豁免、党团联盟等资源都会为极右翼政党成长提供莫大助力（这些东西对主流政党意义不大，因为它们在国内议会中就已经有上述资源了）。

换言之，欧洲议会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不过，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大胜并不意味着相应各国政局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次选举后，勒庞就以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法国第一党为由呼吁马克龙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英国脱欧党的议席数更是传统两大党保守党和工党的两倍多。

但是，可以断定，在下一次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依然会是英国前两大党，国民联盟依然还会大比分输给“前进运动”乃至共和联盟、社会党（其前身国民阵线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就已经高于当时的执政党社会党和主要反对党共和联盟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在意大利，北方联盟本次大胜也很难改变当前执政联盟（“五星运动”为主，北方联盟为辅）格局。因为，作为地域性政党的北方联盟依然在南方地区缺少影响力，也就难以在下一次国内选举中获得更多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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