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重新回到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路上

【文/ 殷之光】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在致辞中描述了一副“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图景。这与近些年来流行的零和“文明冲突”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世界秩序究竟是零和冲突为主潮还是以合作交流为主潮，两种对未来的想象方法直接左右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是来自霸权主义国家对绝对安全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广大第三世界反霸权的努力。他们通过合作互助，在世界事务中谋求空间，反抗霸权主义者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压迫。1955年的万隆会议便是这种合作互助世界秩序观的公开宣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那个曾经超越种族、阶级、与身份，鼓舞了地球上几代人的理想，那种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理想，那种可以超越霸权政治的理想，也逐渐被我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就在1986年津巴布韦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大会上，大会主席、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无不伤感地用“发展与希望——然后幻灭”总结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运动。21世纪的世界似乎也正在不断印证这种无奈。

然而，我们发现，这种面向第三世界，在反抗霸权与寻求平等的共同命运中诞生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未像不少人怀疑的那样，已经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被中国遗忘。就在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还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将新时期的平等与互助问题，重新摆在了世界面前。

今天，我们重新去梳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个已经被尘封许久，且充满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观念，尝试从非西方世界反抗运动的角度出发，重新去理解20世纪秩序的构成历史，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回应一个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即在这个时代如何去理解并叙述作为普遍性的世界与作为特殊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梳理我们对于过去世纪的认识，同时想象一切可以用时间衡量的未来。

1963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4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

同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

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这种外交努力不仅包含了一个新生国家对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现实主义政治选择，也延续了从革命时期便开始的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想象与追求。正如新中国一样，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也都在进行着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

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现代化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互相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作为新中国对如何达到新世界平等秩序所进行的设想，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话中所强调的“求同存异”也能被看作是中国革命经验中所浮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求同存异”实际上概括了一个独立与联合之间的辩证关系。

今天无论是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再次兴起，还是从恐怖组织的政治宣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19世纪的幽灵。这个幽灵将20世纪革命进程中建立起的世界主义理想打碎，并将19世纪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请出坟墓，并让它戴上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面纱。它用反帝、反殖民的语言伪装自己那种虚假的身份政治，用“国家安全”的谎言来掩盖少数人希望“赢者通吃”的野心。它带给世界一种毫无止境的碎片化前景。我们必须将这种虚假的“解放”与20世纪革命历史中的“解放”区别开来。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我们耳濡目染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这种包装在经济全球化外表下的秩序观，其内里是美国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构建的是一个在全球流动的由商人、资本家与政治精英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依附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霸权机器上，一面用枪炮，在亚洲、拉美与非洲构筑着他们“赢者通吃”的堡垒。一面却又赞颂并实践着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世界“大同”、市场自主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虽然在他们身上，这种对自由的乌托邦已经或是正在变成现实。而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发展模式下所描绘的全球化乌托邦却永远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建立在这种零和逻辑基础上的霸权是脆弱的，这种霸权建立起的世界秩序也是不平等的。

在实用主义零和逻辑上构想的世界秩序非但没能将世界带入和平，相反却使得我们的时代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包含了两种内在矛盾。首先，这一原则对一切非西方的、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视态度。然而这种零和秩序观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则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政治原则。

其次，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却恰恰成为了包括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散乱全球的极端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也逐渐开始收缩，并在奥巴马任期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内卷化色彩。而到了特朗普时代，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迅速去掉了它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的面具，开始露出了它霸权者的獠牙。

万隆的精神，则是我们在霸权者獠牙面前最有力的武器。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二十世纪的反抗与十九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二十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并更能帮助我们来想象一个不同以往的、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今天中国对过去百年从去殖民独立历史进程中总结出的世界观的呼应，也是对万隆精神的呼应，更是对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宣言的呼应。这是中国对今天自我的认识与鞭策，更是对未来世界的期许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