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回忆录：如果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想做，那就是去中国
1972年2月21号，尼克松乘坐飞机从华盛顿飞往北京，飞行时长不过十几个小时，但尼克松的这次旅程却用了23年的时间。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关系，由此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2019年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中文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书中含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他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等，其中“尼克松访华日记”披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破冰者——尼克松，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
《尼克松回忆录》（上下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 裘克安 马兖生 等/译
天地出版社 ；2019年5月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
一个月后，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 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 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 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 1971年 2月 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 4月27日，希拉利大使（观察者网注：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观察者网注：巴基斯坦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 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观察者网注：尼克松的妻子）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 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