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
【文/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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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人的情感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我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有多部以中国命名的书籍问世，比如说许倬云教授的《说中国》，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和《何为中国》，还有我自己的这两本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有的学者评价，这些书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整体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的专攻就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经历了百年的阵痛之后。现在我们的大学设置基本上都是西方化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各种理念，包括衣食住行等等都是深受西方影响的。但是作为中国人，都喜欢往前寻根问祖，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欲求，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考古、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我觉得没必要做高大上的解答，首先就是要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在百八十年之前就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甚至痛苦的思考了。从民国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整体颠覆了2000年以来我们深信不疑的三皇五帝的中国历史学话语系统。再往后，像胡适先生当时就说“东周以上无史”，整个中国历史陷于虚无，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族群来说是一个剧痛。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应运而生。因为传统古典文献中记载的东西不太可信，甚至有些要被彻底推翻和颠覆，那么中国历史的真实一面在哪儿？这也是上个世纪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面对的问题，他在史语所杂志的发刊词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是不读书，而是除了读书本上的书之外还要读“地书”，要寻找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考古学从创立之初就不是所谓的“象牙塔”的学问，而是跟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要解答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根本问题的一门大学科。
根据这门学科的特点，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两大职业：一个是侦探，我们是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来企图复原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就是翻译，我们通过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田野中探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了，大家觉得考古学就是一门绝学，到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向大家来交代一下了：拿着纳税人钱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我们是怎样来贡献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大家知道，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两大支柱，科学精神是当代学问的认知前提。由于有了科学精神，让我们再看以前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很痛苦，特别是我们近代的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一百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失去了以前的高度自尊自信。我们被打得清醒过来，清醒之后又颓废，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走？我们该怎么定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是必须有的一种朴素的思想，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百年以来中国学者纠结的地方，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真实的——相对真实的、破解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结论见仁见智。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过易中天先生的演讲，非常富有煽动性。易中天先生编的《易中天中华史》，开宗明义地讲中华历史，一讲就是从3700年开始，3700年以前基本上无从谈起。有的人质疑易中天先生作为非纯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学者，有没有资格来编中国史。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各类学者，都有资格来编、来谈、来写自己眼中的中国史，这没有问题，易中天先生当然更有这样的资格。他的具体提法，比如说中华史只能到3700年，是实说还是胡说？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在这里我要负责任地跟大家说，易中天先生是吸纳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成果。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同，他应该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我们传统教育说中国文明是五千年的文明，他怎么能一下砍去相当一大截呢？这不是“反动”吗？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易中天的说法并不矛盾，现在多元的思维是非常正常的，甚至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如果说狭义地看，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只能上溯到3700年那个时候，今天我主要就是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上面的说法是对中国最狭义的解读，它相当于说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人的生命史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那个生命体应该可以上溯到胚胎成型，怀胎十月里面胚胎成型，这个也没有问题。你要说它可以上溯到精子和卵子碰撞的一刹那，也没有问题。甚至你说再上溯，上溯到父方、母方恋爱，甚至父方、母方单独一方的诞生，也是后来婴儿诞生的前提，也没有问题。但是把中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有意义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所魂牵梦绕的中国，或者是一说起来就非常错综复杂的像地理的中国、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究竟该怎么看？其实考古学往往是不擅长解决动因问题的，我们首先是观察到的是现象，即古代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怎么起源的。对于我们熟悉的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图，我更愿意把它用地理的概念称作“东亚大陆”，因为在我所阐述的3000到5000年前是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的。在东亚大陆板块里面，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的一个实体，不管是叫广域王权国家，还是叫国上之国，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边。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为什么到最后只有中原这个地方崛起，后来奠定了中国诞生的基础呢？我们有学者借用生态学“边际效应”这个概念来解释，我们从这里引申出，在我的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里边曾有过一个小节的标题叫“杂交出高度文明”。我们看这个黄色的虚线，它被称为“胡焕庸线”，即中国第一条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图1），就是整个广袤的国土可以以这条线为界，从大兴安岭一直到西南山脉，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似乎早成事实。大家看这条线，最直观的，线的东南是绿色的，西北是褐黄色的。由此分为两大板块，多雨的地区、干旱的地区，季风区、寒流区，农耕区域、游牧和畜牧的区域，稻作的区域、旱作的区域，此外还有考古学器物鼎、鬲的分布区域等等，都是以这条线为界的。比如说鼎，三足鼎立的“鼎”，它的三足是实的，三个实足叫“鼎”。而三个空足像奶头状的那种烹煮器物，我们管它叫鬲，鬲的分布板块是西北地区，鼎的分布板块是东南地区。这条线的两边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文化，尤其是跟现在一样，东部发达，我管它叫“东方先亮”，东方这边先是社会复杂化了，但是到最后两大板块都没有各自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是在他们的交汇地带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图1 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胡焕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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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迁的记载开始，三代王朝夏、商、周是华夏族的成丁礼，再之前是悠长的婴儿和少年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成熟起来，然后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王朝国家。但是究竟是夏还是商，现在还有争议，我们看这个表（图2）就比较清楚。**我们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这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上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一边是考古学上的前仰韶、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为什么是在殷墟？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条件就是，当时有可以证明自己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字材料出现，这才可以把这两大话语系统整合，以后的西周、东周、秦汉魏晋都可以证明，但在那之前没有文字材料，没有史证。在前殷墟时代，如果我们把考古学遗存跟它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的话，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把它分成历史时期（history）——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y）——文字开始出现，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的历史问题；史前时期（pre-history），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图2 史前、原史、历史阶段划分与对应史料
考古人有个职业病，就是在探讨问题时，首先要给出明确的时空框架。我们看对这个大的时间框架，是有不同的话语系统的，大家看（图2）最左边这些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在前文字时代，恐怕这是具有比较大的确切性的。看右边这个，大家知道这是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框架，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话语系统。中间这个是我个人，或者是包括我个人在内的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的，**就是偏保守的，**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们不清楚夏和商的具体考古遗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所以要打一个问号。
百年以来，学者们筚路蓝缕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探究，中国的考古学才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国家在考古学诞生之初，就由本土学者主导考古工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大家知道**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包括印度，考古基本上是由欧美人主导的，他们强调所谓相对客观的研究，而中国学者是研究自己的祖先，可以说是从学术上的寻根问祖。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的情感，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融进去。这当然有好处，这种骨血相通使得我们的甲骨文一旦进入民国大家的眼中，马上就可以通过像《说文解字》这样的桥梁，很快破译成功，**而不至于像商博良破译埃及罗塞塔石碑那样，需要不同的文字在一起才能通过那个做桥梁来破译，其中有些已是死文字，到现在完全破译不了，比如说印度河流域出现的文字。但这种情结和情感就导致其融入到我们的研究里边，一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献，同时我们也把证经补史作为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有大量的学者参与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夏和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甚至展开论战，这里就不多说了。
刚才为大家展现的是一个大的考古学时空框架。从历史学阐释来讲，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正在逐渐放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些概念。比如像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完全是误译和误用，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说中国有过封建时代的话，那么它应该指的是秦汉帝国之前西周王朝“封邦建国”的那个时代，它是一种政治的分权化，而不是后来大一统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东西。中国可能出现过奴隶，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时存在过一个叫奴隶制的时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中，开宗明义就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套话语系统，但是在该馆对面的“复兴之路”那个展览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的说法还有，这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比较大的一个表现。我们倾向于用社会发展、用社会组织形态来划分大的时代，邦国时代就是没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王国时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那个时候，比如说二里头出现了，商王朝出现了，顶多是盟主，而不具有像后来帝国郡县制那样绝对的行政统驭权。等到了帝国时代，那就是一统、一体化，基本上是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要谈中国问题，中国是不能自外于世界的，在古代也是这样。我们借用日本学者的一张图（图3），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少有人在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中来考虑古代中国的问题。所以现在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不光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跟后三十年有比较大的变化，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学术界我们也有一段相对封闭的状态。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改革开放也很长时间了，这个影响还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的话，日本学者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只把中国文明放到殷墟时期，或者再早一点，相当于郑州商城二里岗这个时期，我们给它加上了二里头，前面还有龙山，再往前还有大汶口、良渚、仰韶这样的文化。五千年前是不是出现了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这还有待于探索；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是不是出自于大范围的人群认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可以做一个比较，像中国文明不是出现得很早，受没受过外来的影响，这个话题在前三十年有些是不能谈的。如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都好说，我们是兄弟姐妹互相来往；如果是外来的，我们就得考虑一下，我们就有所忌惮。甚至前苏联学者写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书，也是被我们作为批判材料翻译过来的。相比之下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大大地好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特别注重中国文明在整个全球文明史范围内，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最先翻译的著名学者布鲁斯·崔格尔的书是2003年的，这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但对于中国读者还是比较新的。我们看，他在测年上，比我们现在的最新成果已偏旧。所以中国学者是完全可以参与到全球文明史的建构里边去的，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要把汉语转换为能进入英文世界的东西，此前张光直先生，大家知道做了大量的此类工作，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
图3 公元前全球文明史的時空框架
实际上，**这张图我想是可以表现我个人的古史观或者是文明观的，就是中国是不能做无限制的上溯的，**就跟刚才讲的一样，一个事物总是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说的国家这种社会复杂化的产物早就有了，在中国之前，从文献中看就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是大禹会诸侯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个国家，当然这是虚数，那个时候就是万邦林立、万国林立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把它称为前中国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大禹出来治水，这只是象征，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社会整合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面积跟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政治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几乎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邦国林立，而不是说有一个大的政治实体。最初的时候，从东到西有多个区域性的文化或者是文明出现了。那个时候东亚各地居民特别爱玉，玉石加工特别发达，最初就是利用物理变化把玉石做成人工制品。后来青铜产生了，但青铜是怎么来的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大陆的青铜技术应该是引进的，是受外界影响出来的。青铜出来之后，就导致整个东亚大陆面貌的改变。大体上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有一个大的断裂，从那儿开始，像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就是所谓的夏商文化，这样大的中原文明出现了。我现在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二里头这个遗址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个东亚大陆人类群团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满天星斗变成月明星稀的这么一个节点，而青铜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话，那在二里头之前没有哪一个政治实体可以称为中国，因为基本上都是没有突破具体地理的单元，比如一条河流、一个盆地，没有突破这样的框架。龙山时代就是这种状态。如果分区的话，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要大得多，考古学家称之为东亚“大两河流域”，就是这样邦国林立的一个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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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专攻方向是城市考古。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民族，现在给大家的感觉都是无邑不城，到处都是城址。古城的城墙都有封闭式的堡垒，用于防御，最初就是因地制宜。大家有来自江南水乡的，我们看第一种城址类型水城，那就是长江流域，以环壕为主，城墙就是这种堆筑的。在黄河流域、黄土地带，大家知道直立的这种黄土特别发达，特别适合于版筑，现在山东、河南这边做蔬菜大棚，都是夹两个板，然后把土放进去往上夯，这可以说是土城。再往北，我们看看河套一带、内蒙古中南部那一带，石头特别多，就出现了石城，这些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这些红点（图4）画的都是当时那些邦国的中心所在地。
图4 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系統
第一种城址类型以良渚文化为例，良渚位于现在的浙江省杭州一带，比二里头早，约公元前3300年到2300年以前，一个高度发达的政治实体发展起来了，用玉的文化和技术非常发达，这就是我说的前中国时代满天星斗中最亮的群星里的一颗，良渚文化有专门的贵族坟山，里面的玉器是非常精美的。（图5）
图5 良渚文化贵族的坟山和玉器
第二种城址类型以山西陶寺为例，黄土版筑的城墙。这里边除了贵族大墓，就是陶器上的朱书文字，这也是最早的文字之一。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盛行，那个大磬，虽然打制比较粗糙，但是它表明当时已经有乐器这样的东西了。这里出土的彩绘龙盘也比较有代表性，龙跟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上演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的。山西可以说是一块宝地，是许多文明的发源地，它处于“两山夹两河”的地理位置，在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南边有中条山挡着。（图6）所以，其中很发达的东西走不出去。山西陶寺可谓“有大邑未成大国”，陶寺很大，也吸收了好多文化因素，但没有像后来的中原王朝文明那样，向外做大范围的辐射。为什么呢？我们再往后看就很清楚了，比如说在西周时期，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典范，但是它再兴盛也没有走出山西。不过到了战国时期三家分晋时，韩赵魏一旦分家之后，都把自己的都城从山西迁到了河南或河北，从而成就了战国七雄的霸业。我们继续往后看，北魏拓拔鲜卑少数民族是从东北起家的，先是把都城放在大同，但后来孝文帝改革，逼着这些贵族迁到了洛阳，随后成就了统一北半个中国的霸业。这里讲个小插曲，我到山西去，给大家讲最早的中国，但要是光夸河南，怕山西的朋友不高兴，我就说我得有个开场白，得跟山西父老乡亲说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但他们说“不要紧许老师，我们再给你加上两个例子，李唐起兵于太原，在哪儿成就的盛唐霸业？阎锡山模范省长到底还是敌不过蒋公，是吧？”所以说，地理位置是太重要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一直在想，我们生活的土地，许多许多文明进程，包括现在、未来，都受制于这个地形大势、地理空间，这有很重要的影响，甚至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可以这样看问题。
图6 地理看山西：重要性与局限性
第三种城址类型是石城，以神木石峁为例，在陕北离内蒙古沙漠地区很近的地方，几乎是不毛之地，居然还有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出现，是用石头砌成的。大家看这些人物的雕像（图7）有点“非我族类”的感觉。神木石峁的发现有什么重要地位呢？有些学者说它可能是黄帝的遗存，但是重要性并不在这里。当然，黄帝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吗？这也是个问题。黄帝号称轩辕氏，最拿手的是“以师兵为营卫”，善用兵车，而车完全是外来的。**在青铜时代及之前，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等于说陕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连接欧亚大陆内陆和中原地区的一个纽带和桥梁，**这样一看就明白了。
最后发展出来的是中原文明，那么中原一开始就很“高大上”吗？实际上不是，历史文化都有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据考古学的观察，最初还是“东方先亮”，就跟现在一样，有比较大的文化上的差异。那么中原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人文的概念，一定得是文明碰撞、群雄逐鹿，才有了中原文化大发展的际遇。
图7 神木石峁（mǎo）遗址
美国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教授曾提出过“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这样一个论断。他对中国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给予了极大关注，并敏锐地注意到公元前3000年前东部沿海的文化因素开始浸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就区域文化而言，我们是带着情感来做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全国各地的人，也都对自己所在的乡土有一种自豪感。这样就使得我们国内的优秀学者在论述几千年文化发展的时候，都会尽量淡化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一般说各地各有特色，相互交流、共同进步，这样大家都能接受。相反，如果你说这个区域很先进，那个区域很落后，这会引起某些地方学者的不适，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他很自然地就把自己跟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看吉德炜教授，作为一个国外学者，他的有关分析非常高明和客观。在前殷墟时代，我们可以说不清楚二里头究竟是夏还是商，说不清夏商是怎么回事，那是狭义史学范畴的问题。但是吉德炜教授通过对史前的、生活在东亚大陆人群的研究，勾画出了它们的文化特质，他把华东、华西划分成两大群团。比如说，中西部地区，从彩陶一直到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都是用大碗来盛，甚至带破碴的那种大碗，吃完面再喝汤，一器多用，这样的风格一直延续到现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做的东西注重棱角，像这种三足器，这些器物一定是先分头做，然后组合起来的。吉德炜教授从器物的组合来推想当时人们思维的复杂化，推想当时的制作是需要有一定的组织与管理，从而可能会导致思维的复杂化，甚至这种合作会导致语言的复杂化。而这种思维和语言方面的复杂化，使得整个东部的中国人在最初的时候是走在前列的，然后大家逐鹿中原，到最后才导致一个更高的文明实体出现。
说到中国的饮食习惯，南北方的主食完全不同、生活习俗完全不同，但是后来由于文字和整个政治架构的因素，被融合在了一起，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有待于探究。
考古学者观察到的现象是，在所谓的夏王朝初期，还是一片逐鹿中原的景象。夏王朝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给的年表是公元前2070年，这是一个大致的数据。但是在此前的几百年，一直到所谓的夏王朝早期，各地的文化势力纷纷向中原地区渗透。从二里头出土的东西我们就能看出，有来自山西的、来自湖北的、来自山东的……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逐鹿中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但至少是在现象上，我们能看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一个能被称为王朝的强大的中心。打了几百年，到最后在二里头崛起的前夜，我们看到这些城址林立的小国，他们相隔也就是三十多公里，相当于我们内地的县城与县城之间的距离。无论在山东还是在河南，这些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址，对资源的利用还是各自为政，甚至还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我们还看不到明确的王朝气象。到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个更大的聚落崛起了，这就是新砦大邑，我们感觉有点社会整合的态势。这样一来，跟历史文献相关联，如果做文献本位的考虑话，那么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就是耶稣诞辰前两千年——按理说耶稣诞辰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恰恰在他诞辰前两千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华夏民族的成丁礼夏王朝出现了，而我们在考古上还没有看到所谓的“王朝气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对文献要做进一步的审慎研究，因为那些文献都是夏王朝灭亡一千年之后，战国到汉代人的追忆。如果我们的后代认为我们比他们更熟悉离我们一千年的宋代的话，我们会同意吗？除非我们有考古新发现，否则就没法比我们的后代更了解宋代，基本上也是差一千年，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图8）
图8 公元前2000年：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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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学理上来说，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考古学上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夏、什么是商了。请大家看看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多重要都邑，究竟属于哪个王朝的哪座都邑，几乎每一处都有两种及以上的可能性。但是到了商代的武丁到帝辛，就是商纣王那个时候的都城殷墟就能够说定落实，因为甲骨文出现了。我们管这之前的历史叫Pro-tohistory（原史）。“原史”这个词是日文词，我们汉语中有不少都是日文词，比如说“哲学”、“干部”、“科学”等等全是日文词，非常精炼、准确、好用，“原史”这个词本来也挺好，但是由于它跟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在发音上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不太好用，但是我觉得这个词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考古学上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虽然说不清楚是商还是夏，但是我们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这是相当清楚的。**青铜时代来临后，我们并没有把青铜做成农具来改善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像三星堆那样，把它做成祭祀巫鬼或用于巫术、祭神的那样的东西，而把它做成青铜礼器，用来祭祀祖先，这就属于政治立国，这样一套器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件。那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一直往上推。因为考古人是侦探嘛，就靠这些蛛丝马迹，来做独立于文献的探究。如果仅凭文献，别说三千年前，就是三十年前的事我们也说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对文献不能尽信。在中国这个最早的大的青铜礼器群——二里头礼器群出现之前，我们只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复合范铜铸件。这一点对中国青铜文明而言太重要了，也是很难得的。“模范”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所谓“模范”本义就是内模外范，这在青铜铸造技术中是一个最重要的术语。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的《万物》一书，就是从模件和它的规模化生产，引申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像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就那么几个，却让中国人出神入化地造出了那么丰富的汉字。青铜铸造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把“模范”作为中国的一个表征是非常形象的，本来外边的青铜冶铸技术被我们吸收来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这儿，就会被我们几千年模制陶器的传统所融纳。大家知道我们好多陶器都是模制的，在青铜技术引进来之前，做陶器就是用模具来做。这种源远流长的模制传统，跟外来的青铜技术相结合，铜水往模具中浇筑，这么大的一个鼎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中国人要么“山寨”、要么创新，有些工艺不一定是我们原创的，但是一旦到我们这儿来加以改良提升，我们制造出的产品就屹立于整个世界青铜文明之林了。（图9）
图9 青铜礼器的出现与中原社会的转型
说到二里头文化，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之所以要浓墨重彩地向大家推介二里头也是有原因的。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地处中原腹地（图10），就是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大平原的交汇地带，就是这么一个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两千多年间有一千五百年以上、13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图10 二里头遗址地理位置
二里头所在的地方，北依邙山、南邻古伊洛河。而“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所以如果说在中国各地，文物破坏非常严重，几乎是十墓九空的话，那么在洛阳则是十墓十空。究其原因，一个是这个地方古代墓葬特别多、规格又特别高，树大招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工具，就是大家知道的洛阳铲。洛阳铲是盗墓贼的发明，就是我们聪明的洛阳人发明的，但是它到现在还为我所用，用于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究。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可以取代这个简单的洛阳铲，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特别适用于我们的黄土地带。而看照片，现在我们质朴的二里头村民已经不知道三千多年以前地下的辉煌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断裂，我们考古学者作为翻译，就有义务来接续我们的文化记忆。
在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还对洛阳盆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地毯式、覆盖式的探查，通过多年的工作，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这个区域发展的大致的脉络。大家知道，在前仰韶时代就是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这个时候，可谓地广人稀，你都很难从中找到那些聚落点；到了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人口大膨胀，农业非常发达；到了龙山时代，就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一千多年也是持续兴旺。但是一直就没有发现像二里头这样超大型的聚落出来，当时就是没有一个金字塔的塔尖，而这到了二里头大型都邑登场，就是一个文明史上的质变。从卫星影像显现的二里头遗址（图11）可以看出，北边是现在的洛河，南边颜色偏深的是伊洛河故道，水之北、山之南为阳，这里应该是最早的洛阳。
图11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
二里头就位于当时古伊洛河的北边，现存面积三百万平方米。那么我们工作这么些年了，发掘了多少呢？有人说考古人就是磨洋工，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曾有一幅标语很有意思，写的是“大干快上，把考古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因为我们的工作肯定不如推土机快嘛。看考古人拿着刷子、铲子，刷过来铲过去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精耕细作，就根本没有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认识。**从1959年发现遗址到现在，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老队长已经88岁了，一直到我作为现任队长，几代人过去了，我们发掘、揭露了多少面积？三百万平方米只揭露了四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代一代就要这么干下去。好在我们相信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要聪明，应该可持续发展，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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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地用几句话来概述二里头的中国之最，就是这样一些遗存的发现都是突破性的，再往前这些东西没有了，二里头重要就重要在这儿，我一一地跟大家说一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发现了“井”字形大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没有道路，城市无从谈起。在这个“井”字形大道上面我们发现了最早的车辙，大家知道车在人类文明史上太重要了，别看我们早就会平着放轮盘，用快轮或慢轮制陶，但是把这个圆盘竖起来，带上一个轴，然后用人力或者畜力拉起来，这个还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是在二里头时期最早引进的。马车要比这个更晚，要到殷墟时期，二里头时期的中原连驯养的家马都还没有，但是我们的西北方向，河湟地区据说已经有了。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大家知道，中轴线对中国人太重要了，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土木建筑、中轴对称……这样一些建筑原则甚至是礼制、政治原则，一直为后代中国所承继。这些东西，从建中立极到中庸，甚至河南话的“中不中？中！”，这就是“中”文化，是原典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早，就被写进了典籍里边去，然后我们通过阅读耳濡目染，融入每个中国人的骨血里边，自古就有了这样一套原则。
我们在二里头不光发现了大的四合院，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殿建筑群，按说这种建筑结构本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比四合院还早。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建筑，所以我们很难保存下来像巴特农神庙和埃及金字塔那样的石头建筑。土木建筑堆不高，到了战国时期的台基已经堆得很高了，但顶多也就是堆十几米。这样一来，用什么方式来显现类似于巴特农神庙那种带有纪念碑性质的东西呢？由于中国的土木建筑堆不高，我们就向纵深发展，“庭院深深深几许”，注重多进院落，大家说单进的四合院就是小门小户，三进的和五进的恐怕就得是贵族和王爷一级的居所了。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紫禁城，靠这个来彰显等级和地位。脱光衣服后，人都是一样的，但是要显现出他是“人上人”，酋长们就得先弄个羽毛，再用什么东西装饰一下，最初的人们就是靠这些东西来做等级、地位的划分，后来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大型礼仪建筑在二里头被发现了，再往前则没有，所以二里头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明清紫禁城有七十多万平方米，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十万平方米出头，就是紫禁城面积的七分之一，可这是在三千多年以前啊。发现这个宫城的时候，本人正好40岁生日。40岁那年，正好是2003年，大家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有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突如其来的“非典”，一个是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是突发的重大事件“非典”，考古人也和全国人民一道，遭遇到了重大疫情的考验，伴随着这样重要的考古发现，构成了本人40岁生日的心路历程。
我经常说，本人在中国考古界是做“不动产”的。总会有人问：“许老师，你最重要的发现一定是绿松石龙吧？”有不少朋友都知道，绿松石龙是在我们手里被发掘出来的。但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做‘不动产’的。比如说四合院啊、宫城啊，包括道路网络系统、建筑结构布局等等，我主要是做这方面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所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才是我最看重的。**聚落形态这种东西太重要了，比那些值钱的文物还重要。因为做历史研究必须得把那些具体的物放在一个大的背景里边去，才有它的意义。****与其说考古学是研究物的（考古学肯定是研究物的），不如说考古学是研究物背后的背景和相互关系的。**这实际上也是盗墓、文物收藏和考古之间的重大差别。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跟祭祀有关的巨型坑，这很有可能就是国家级的祭祀场。里面都是小猪的骨架，看得出这些猪在比较小的时候就统一被杀掉了，甚至头部的方向和姿势都有一定之规。这要一点点探究，在宫殿区这里，我们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被誉为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图12）。它是用两千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做成的，每一片就是几毫米大小，厚度也就是一毫米。这么多绿松石片一点点粘嵌在皮革或者木头等有机质上，有机质彻底腐烂后，只剩下这些东西了。这些绿松石片如果说有个铜托儿还好办，谁都挖不坏，但假如我们有同学到现场去实习，老师和领队都暂时没在身边，他一看这个绿松石片，见一片抠一片，非常兴奋，抠完之后，老师回来了，他说：“老师你看，两千多片绿松石片都在。”“那龙呢？”老师就会目瞪口呆，这就是考古，这就是背景关系的重要性。它是在贵族墓的墓主人身上出土的，从肩部到胯部七十公分长，它的上边是一个铜铃，还带有青铜器的青锈，但当时使用时应该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铜铃“叮当”作响，再加上一条碧玉的龙，龙牌或者龙杖，这人是什么身份呢？还埋在宫殿区的院子里边。这引人遐想。有人说这人是祭司，有人说是巫师，还有人说是王室成员，具体身份则是考古学暂时没法揭示出来的。
图1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
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垣作坊区。此前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铸铜作坊，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时宫城的区域可能还只是用栅栏围的时候，这里就已经用夯土墙围起来了，并且肯定还有重兵把守。大家都知道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那些东西，那是殷墟时期前后的，那个时候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已经泄密，但是在二里头和此后的二里岗时期，就是郑州商城的那个时期，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外，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或敢于铸造青铜礼器，这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就是青铜礼器这套东西；戎，就是绝对的打击能力。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些就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东西使得二里头发达起来了，现在看来，这“立国之本”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样的。以前是祭祀，现在是开会，都是提高凝聚力。所以就是这样一套与礼制相关的东西已经开始出来了，大家看在此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还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这些研究成果，到最后就凝聚在本人主编的一套《二里头（1999—2006）》报告里边了。这部大型报告，有四百多万字，五大本，一般同学恐怕买不起，两千块钱一套。但是印刷一千多套全球发行，海内外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人士就够了，根本就不用再重印了，可见属于“阳春白雪”。所以大家问许老师：你说你们是翻译，把无字地书翻译成我们能看得懂的，但你翻译半天还是天书，我们还是看不懂。可以把这类考古报告形容为文言文，一般没有文学基础的还是读不懂，所以得继续转化为白话文。我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就是考古人给大家写的白话文，读图的时代，“无图无真相”，那是一本花费三四十块钱就能买得起的，相当于吃一顿肯德基、麦当劳的钱，是能让人看得进去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考古人的一点贡献。
这套考古报告可以彰显现代理念的就是，有各个学科的60多位作者参与其中。我个人作为考古人，一开始觉得本人本科、硕士、博士统统都是考古学毕业，以前还挺得意的，现在一看就有点自惭形秽了，因为知识面太窄了。如果懂农业又懂考古，那么你就是农业考古学家；你既懂音乐又懂考古，你就是音乐考古学家。在目前多学科相互碰撞和渗透的形势下，一定要打牢基础，所以我就一直给那些想学考古的圈外朋友鼓气儿说，你学任何东西到最后都有利于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的学科，它能给任何学科提供给养和灵感。任何学科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都可以追溯到前文字时代，也就进入我们的领域了，所以说你学什么东西都有利于考古学。当然，考古学要能学好了，也可以做通才。有非常优秀的计算机方面的人才甚至商人就是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著名作家张承志先生，也是考古专业毕业的，否则根本写不出“彩陶流成河”这样的句子来。科技给考古插上了翅膀，这些手段使得我们以前完全没办法探知的一些信息显示出来。以前我80年代在山东大学当教师的时候，受训于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那是经历的最高精尖的培训，就是懂得了探方工作区里的遗物除了土什么都要，不光是人工遗物，人工遗物肯定要收，即使石头很有可能是砾石，很有可能是石料，你得让老师看看，不能随便扔了，除了土什么都要。但是现在，我们从土里可以得到多少东西呢？孢子花粉、可以知道当时的气候、植被，还有我们的先人吃的粮食，用浮选法当然能浮选出狗尾巴草等野生植物，但还有小米、小麦、大豆、大米，这些旱作稻作植物都出来了，这些东西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以前的知识面，所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收获。
我们看，这个时代整个革命性的变化在于，如果说以前社会分化还不是那么厉害，顶多用玉器和精致陶器来作为身份的象征，现在青铜礼器一出现，整个礼乐制度这套体系就奠定起来了。有人说，二里头出来点什么东西可能都是中国之最，比如这个青铜鼎，也就这么大，不到二十公分高，纹饰简单，却是“中国第一青铜鼎”，没有这个鼎，也就没有三四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辉煌和厚重，它是这么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这个钺（图13）看着不起眼，斧钺钩叉的钺，但它是“中国第一青铜钺”。说起来非常遗憾，大家说好多好东西都不是考古人亲手挖出来的，都是农民挖出来的，很遗憾，这一件也是。我记得很清楚，2000年我们正在遗址上钻探，晚上一个老农过来，用破报纸包了两张破铜片子。因为以前大家民风纯朴，文革及以前有好东西都送过来，现在都知道“香炉”比较值钱，香炉就是铜鼎，都比较值钱，都往外卖了。但是这个老农说：“队长，就是两件破铜片，你看有没有用。”我一看，眼睛一亮：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但是我们没有文物收购的权力。我就问他是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他说是帮人盖房子挑槽子，从土里边刨出来的。第二天觉得能卖几个钱，又回去捡，居然还在那儿放着。然后看看是不是铜，就开始砸，把青铜的锈都砸掉了。等到收废品的来了，人家说这也就是值五六块钱吧。他说五六块钱都不够买条烟钱，那意思是送考古队来，给我的奖励肯定要比烟钱高吧。当时我心里就有数了，奖励了三十块钱，老农很高兴地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赶紧让他带着到出土的地方去，详细记录，让我的助手坐软卧到西安，用意大利的X光机把这个东西拍了一下，最后发表出来。好多重要的东西都是这样出土的，二里头就是这样，出点什么东西可能都是中国之最。
图13 礼仪用器的制度化
我们看这些玉质的礼器、陶质的礼器，这些东西也发掘出来了。从玉石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过程中，制作玉石器是利用物理的变化，精雕细琢、缓慢优雅，到了青铜时代就是利用化学的瞬间成型，从这些东西推测，二里头正好是“金声玉振”的一个节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酒文化特别兴盛，喝酒用的酒杯，也就是“爵”，和象征着生杀予夺大权的这种“钺”结合在一起，就是祀戎并重这种情形。我们看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图14），等于在这一方面二里头走在各个族群的前列。箭头肯定不是近战兵器，但是箭头是属于不可回收的兵器，箭头的生产表明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看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嵌绿松石铜牌饰，金就是青铜，青铜的底托、青铜牌上面粘嵌着绿松石，我们跟搞玉石工艺学的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合作，研究玉石器的切磋琢磨，这也是学问上的切磋琢磨。
图14 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
接下来展示一下河西走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青铜器，还有新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图15），它们跟二里头同时或者比二里头还要早一点，很有可能是作为二里头前身的青铜器，都是用来做装饰品和日常用品的。但是这些青铜技术一旦到了中原，中原人就把这些技术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礼容器、酒礼器上面来，从而形成“吃喝文化”，到现在我们的文化还可以说是吃吃喝喝的文化。据说有一位美国女博士是搞人类学的，对于上古时期的“夸富宴”，也就是夸耀富裕的宴席怎么也搞不清楚，等她到了中国来，吃了两顿北方农村的大宴席以后，几十桌的那种排场，她明白了什么是“夸富宴”，因为在美国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这样一来，**二里头这个中心一旦出来之后，我们看，从北边内蒙古敖汉旗那一带，长城以北都有二里头式的器物（图15），整个黄河上、中、下游，包括三星堆都受到二里头的影响，**三星堆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已经到了殷墟时期，跟二里头比还是相对很晚的。在各地出土的跟二里头很相近的东西，模仿品，说明二里头的扩散应该不是强力的军事推进，而是各地的酋长、首长或者是人民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元素的产物，就是以它为高、为大、为上，导致文明向外扩散。
图15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和西北、新疆青铜器的比较
就像现在的西服，肯德基和麦当劳，是一种流行品。甚至前些年藏区牧民居然还戴着嵌着红五星的红军帽，都是“礼失而求诸野”，在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最时髦的。尽管二里头在三千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国家实体，但是它已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玉石牙璋的辐射范围已经到了越南北部，跟《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以及秦汉帝国统一疆域的范围大致相当。除了四大边疆之外，内地十八省适合农耕的区域，二里头那个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样到后来才一点一点地奠定了中国的基础。那个时候的交通以水路为主，整个向四围辐射，张光直先生认为对青铜原料的获取很有可能是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那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
在郑州商城时期，已能铸造大铜方鼎，方形器要比圆形器规格高一大截，前面说的模范中国、内模外范，都用于制造这类礼器。这套东西是显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礼乐用品，后来都大量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爵”，就是一千多年来一直沿用的一种酒器，现在都被画在门神上，此外还有“爵位”的说法，封官加“爵”，像这样的东西都是浸润于中国人的骨血里边的，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探究。如果古代有九鼎的话，也应该是大方鼎，而不该像现在的网络游戏或者是多宝格里边想象中的鼎，那是国家命脉所在，所以我说从早到晚，古今一理。这种青铜重器是跟权力、政治和驭人之术相关联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想把司母戊大方鼎送给蒋介石做生日贺礼，蒋没敢接，因为这份礼太重了，这是国家重器。但是临去台湾之前，他还是舍不得，到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看了一眼，临走的时候还想带走，又因为太重了不好带，八百多公斤，整个船装起来挺麻烦的。但是大量的艺术品目前还在台北故宫里存放着，他还是有传统的思想，就是想着国家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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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究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有很多细节看不清楚，国家和文明不是一道门槛，而是一个过程，但是长程地看，前国家时代和国家文明还是泾渭分明的。这种向心、开放的聚落形态是属于原始民主制的，这样的模式跟这种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的聚落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不少著名学者在他们的书里都说，“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紫禁城不让看，它是封闭性的、独占性的，它很难形成广场上纪念碑式的东西，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看从二里头开始，整个大四合院的建筑、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一直到明清紫禁城，这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如果说前几千年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偏于缓慢发展的，那么从青铜进入中原以来的这一千年，从小的城址，一直到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这样的大都邑，呈几何级的庞大发展。如果要形象地描述一下，就是金字塔的层级越来越多，金字塔塔尖越来越高，而这些青铜礼器都是在大的都邑里边出来的。所以，如果现在观察中国中西部农村，跟两千年以前，就是战国到汉代铁犁铧发明之后的农民生活，几乎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进步，还是要看都邑，看金字塔的塔尖。
本人近年的几本小书，先是《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最近还有《何以中国》（彩图版）、《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把整个两千年中国都城史给大家串了一遍。
前面叙述的是中国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早期的中国是土生土长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早期的中国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建立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因素，到了当地又经过本土化吸纳、创造的基础之上的。**把文明如果形容成流水的话，不如形容成病毒，如果大家觉得病毒不好听的话，就形容成细胞或者是基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能变得完全不同，中国文明恰恰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看一下全球更早的文明，就能意识到，早在一两千年之前，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中亚地区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大家想一想，分子人类学已经证明了，连我们的远祖旧石器时代的人都是从非洲一点点地走过来，文化渐进发展过来的，只要以时间换空间，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何况在青铜时代，甚至都已经有了马车，在欧亚大陆上进行交流就更加通畅了。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探究冶铜术，**全球史探究方兴未艾，但是到了中国这个地方，由于西方学者研究吸纳我们的成果还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还相对薄弱，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可以进一步为全球文明史的编纂做出贡献。**我们如果放开眼界，就会发现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一些外来的因素有东渐的趋势，很明显，这种交流和传递是一波一波的。我的下一本小书就想以“东亚青铜潮”为主题，以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为主线，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来写这个宏阔的态势，探究中国是怎么诞生的。有种叫塞伊玛-图尔宾诺的文化现象在中亚地区最初出现年代比较早，可能对西北的齐家文化，甚至二里头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封闭的，我们的青铜文明的发生大量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
除了青铜之外，从龙山到殷墟的千年之内，小麦、绵羊、黄牛、马、车，以及用动物骨头占卜的习俗、大规模杀殉这样的文化现象，带墓道的大墓，甚至甲骨文等等，我们还都没有找到源于中原的本土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语言和文字也是这样，文字就更是个问题，文字是否一定要通过几千年的积累才能成型？契丹文字和日本文字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吸收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后产生，这是非常复杂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甚至像二里头这样管控、驾驭大范围人类群团的政治模式，究竟是我们从无到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明，还是受到了外边的影响和刺激才形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比如说兵马俑，古代中国人的解剖学常识是非常差的，兵马俑那样的非常逼真的东西是纯本土的吗？甚至我们现在也有同仁在研究，像秦汉帝国这样大的帝国统治方式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要知道，在它二三百年之前，波斯帝国已经形成了，非常有意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诸位年轻人外语非常好，一定要开阔眼界，在全球文明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今后一定要从这样大的视野来做整合研究。
我们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东亚大陆几个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东亚青铜潮”有西风东渐这样一个过程，青铜文明从中原地区再往东，到了山东偏西的地方，还没到胶东半岛，已经是公元前1400年的二里岗晚期了，相当于商代中期前后。青铜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了。在日本，青铜是跟铁器一起传进去的，我们看这个态势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从自然地理上看，中国像个大盆地，所以才有这样的文化上的凝聚力，但对外也没有太多自然的阻隔，所以不断有文化因素传播进来。如果我们心态偏于狭小，就会把这个盆地当成一个大井，由于这口井太大，使得我们往往有遨游的感觉。比如说多元、一元，到最后都是在这个大井里边来思考问题的。吉林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林沄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以内亚草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向四外辐射，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洒着飞沫，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都应是这些飞沫的组成部分。能够这样想，好多东西也就释然了。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只有使思维复杂化，放开视野，才能更好地探究我们的中华文明。
【本文已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教授授权转载。原文标题为《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收入《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