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国与国之间，“文明”正在超越“主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此次大会恰好赶在中美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中美对抗局面已然形成之际召开，只能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惊人巧合。大会是早已经筹备好的，谈判却是突起波折的，由于时间上的无缝衔接，两者之间竟相互赋予了某种新的意义。
关于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文章，强调：
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国人民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虽然不是在谈中美关系，也无关中美贸易战，但这段关于文明问题的论述，却标志着一个更深层的历史转折。针对“文明冲突”论和“主导文明”论，习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平等”论。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两极格局，转变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完全不容他者的主义之争，转变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鉴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这个深层转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对文明概念的演变做一个大的梳理。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日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图片来源：IC Photo
文明概念的源起
文明，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据考证，“civilization”是个法语词，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国大革命之父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该词。[1]
这个词被选择出来，最初的动因是要为“野蛮”一词找出反义词。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文人塞缪尔·约翰逊，从1747年开始花了9年时间编辑《英文词典》（也称“约翰逊词典”），此人早年曾经身无分文且疾病缠身，后来找到了一份为杂志撰稿的工作，刚刚开始享受伦敦舒适的城市生活，于是使用了源于“citizen”和拉丁语“civilitas”的“civility”一词，与他自己经历过的那种赤贫的乡下生活状态相对。
若将这一典故视为西方文化在“文明”与“野蛮”之间首次做出概念分别，那么对应到中华文化中，应该就是孔子《论语》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语。[2]时代的差距暂且不提，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在文明的含义中加入了城市与乡野的区别，也都包括了文化修养和行为举止方面。彬彬的原意，是匀称的意思。孔子想表达的是：一个君子，既要品格质朴，也要有文采。两者应该平衡兼有，而不可以相胜。若质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是乡野村夫；若专尚文采而丧失质朴，就像擅于虚浮粉饰的史官，也不是君子之所贵。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语境中的文明概念，是与当时的进化论思潮一起应运而生的。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基于科学的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大量新的进展，人类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一个进步的阶梯。于是，文明成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进程，与自身早期历史的野蛮状态相对。
这是一种截然有别于过去的新思维。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者们从今天巨大的城市，倒推出没有城市或很小城市的古代社会，从今天复杂的社会分层，倒推出没有阶级或简单分层的古代社会，从今天强大的政治组织，倒推出没有统治集团或很少首领的古代社会……还有语言文字、艺术作品等等方面，都是这样。作为这种“上溯”思维的逻辑结果，文明就被定义为出现了城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语言文字的人类社会，区别于那些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东西的“原始社会”。[3]
价值判断也随之产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蛮的、蒙昧的是坏的。在19世纪，一些欧洲人直接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标准，以此评判其他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即使也承认多元文明的概念，但却是在一种被嵌入在等级体系中的多元，当然，欧洲文明处在这个等级体系的金字塔顶端。
摩尔根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写到：
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说明了这一点——两种政治方式（Two Plans of Government）——其一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它产生了社会（Societas）；另一为政治性的，它产生了国家（Civitas）——前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后者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第一种方式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种方式为近代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
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段——（一）低级蒙昧社会；（二）中级蒙昧社会；（三）高级蒙昧社会；（四）低级野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级野蛮社会；（七）文明社会。[4]
这种文明观念和连带的价值判断，直接导致了差别和歧视的产生。正如摩尔根在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整个人类社会除了生活在文明状态的人，还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另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于是，一个文明社会，不仅与自身的原初状态相对，而且与文明发展进程不及自己的其他社会相对，如果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夸耀为文明社会，那么其他社会毫无疑问就成了野蛮社会。
差别和歧视不仅因为文明被理解为一个有快有慢的进程而产生，还因为文明社会的兴衰迭代而产生。文明有盛有衰，有寿命周期，一些原始社会虽然很早就开始了文明进程，并达到过文明高峰，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衰落，并最终覆灭了。覆灭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内部的崩溃，更多的是因为外来的入侵，或者两个因素兼而有之。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研究，截至他那个年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会，而人们断定，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社会数量还要多得多。然而，从数量巨大的原始社会中，最初只有很少几个社会直接从中脱颖而出，启动了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成为第一代的文明社会。汤因比认为第一代的文明社会只有6个，即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古代中国社会。[5]然而，这6个第一代文明社会，却只有中华社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他5个都先后亡于外来文明的入侵。
然而，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造成一个文明社会灭亡的外来入侵者，往往不是文明程度更高的其他文明社会，反而是文明程度更低的蛮族。这又造成了差别和歧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征服了旧社会的新社会统治者，不会承认自己是野蛮人，反而会依仗霸权将自己装扮成更高文明的代表，将亡国奴们贬为落后文明的代表。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胜利者的文明程度越低，对于文明高低标准的颠倒越过分。
人类文明史一万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个文明覆灭了？现在存世的文明有哪几个？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汤因比在历史上发现了23个，现存的只有5个，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1961年《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中主要列举了16个文明：在西方，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东方，从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阿达·博兹曼的观点与汤因比类似，认为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前，只有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种文明，其中有7种已消失，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种延续至今，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威廉·麦克尼尔在1963年《西方的兴起》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文明均势的时代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阶段，主要包括历史上的9个文明。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当中将文化分成八种，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则列举了6种文明，多出来的一个是犹太文明。[6]
归纳一下：所有人最没有争议的是中华文明，因为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现在的第三代，也无论其他文明是否已经覆灭还是仍然存在，中华文明一直就在那里，从不需要仔细分辨。而分歧方面，关于古代文明，主要围绕古印度文明与现存的印度文明之间有没有继承性，以及伊斯兰文明有没有自己的母体文明等问题。关于现存文明，主要是东正教文明是否应从西方文明中分离出来，以及日本文明是否应当从中华文明中分离出来，还有犹太文明算不算单独一个文明。
2019年5月14日，北京，为配合即将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5月13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图片来源：IC Photo
无论如何，现代世界存在着至少5个、最多8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汤因比语）的文明社会。如果坚持文明进程有快有慢的观点，或者坚持征服者文明就是高等文明的观点，甚至坚持只有一个主导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观点，那么“文明冲突”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未来世界的所有主要问题，也只能在有输有赢的文明竞争中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至此，核心问题浮出水面：是哪个文明中的人总认为文明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先进文明、高等文明、主导文明的呢？
这个问题与种族问题类似——是哪个种族中的人总认为种族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优秀种族、纯粹种族、高等种族的呢？
实际上，回溯到早期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划分与种族的划分有很大的重合。前者根据文化特征，后者根据体貌特征，前者是文化基因演化的结果，后者是生物基因演化的结果，都体现了一个社会在周围环境的刺激和压力之下的选择和适应机制。
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环境的文化因素增多，自然因素减少，文明与种族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增大。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发生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非常成功地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中华儒家文明更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历经数千年，在整个东亚地区开创出一个以儒家体系为核心的天下文明圈。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确立了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不因种族、肤色而不同。
然而，如果将文明问题与种族问题对照起来看，那么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发表宣言主张文明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歧视。而各种“文明冲突”论，当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这毫无疑问与西方文明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势、最具主导性的文明有直接关系。
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
从世界文明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个很晚近才诞生的文明。在奎格利的“演变”序列中，属于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起同出于“古典文明”的新生文明；在汤因比“代”的划分中，属于第二代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而且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第二代文明的毁灭者而非继承者而崛起的，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类似于“旧社会的一根肋条成了新社会的脊梁骨”。[7]
但由于这个文明的崛起过于迅猛，胜利过于巨大，对于其他文明的冲击过于强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主导文明”，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产生出一种错觉，即西方文明成了全人类唯一的文明，所有其他文明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尼尔·弗格森写道：
1500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到1913年时，11个欧洲帝国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达到令人惊叹的74%）。英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接近印度人的两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准即体现在更好的食物上，农业劳动者的情形也一样；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1500年，就我们能得出的最佳结论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规模达60万-70万。当时全球最大的10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巴黎）是欧洲城市，其人口规模少于20万。伦敦或许有5万居民。北非和南美的城市化率也比欧洲高。然而，到1900年，情形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那时全球最大的10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在亚洲，那就是东京。伦敦当时的人口规模为650万，是全球超级大城市。西方主导世界的情形也没有以逐渐衰落及欧洲帝国的崩溃而收场。美国的崛起见证了东西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到1990年时，普通美国人比普通中国人富裕73倍。[8]
塞缪尔·亨廷顿写道：
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 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9]
这种压倒性的局面，让很多人认为，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确，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以西方化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是在西方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肯尼斯·克拉克1969年推出的电视系列片以《文明》为标题，实际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应该确切地表达为“以黑暗时代至今的西欧人民的生活变迁为插图实证对文明本质的阐释”（Specul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Changing Phases of Civilised Lif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Dark Ages to the Present Day）。事实上，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文明，都被略而不谈了。
但是，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版图的西方化，仍不足以作为文明的统一性的证据，因为全球的文化版图依然还是西方化浪潮之前的老样子。“对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来说，四个现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10]所以，归根结底，人类文明统一于西方文明和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这两个观念都属于严重的误解。汤因比为这种误解归纳出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的错觉，进步是直线运动的错觉。[11]
这就是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当错觉演化为执念，误解被当成正解，就不再是“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而一味坚持西方的自我中心、西方的线性历史、西方的文明统一，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不会有基于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文明重新成为时代主题
时代的转折点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上述误解的一个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如果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普遍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换成汤因比的批评话语就是：如果历史统一论成立，那么文明统一论也成立。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随后他将该文章扩展为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著作，于1992年正式出版，“历史终结论”从此问世。
第二年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与《历史的终结？》一样，亨廷顿也通过加上一个问号表示，这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假设。
同样，该文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此后的三年里围绕该文出现的争议文章，超过了《外交》季刊1940年代之后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包括1947年那一篇著名的X Article，即乔治·凯南关于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文章。[12]
塞缪尔·亨廷顿
亨廷顿的观点是：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解体了，新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主权国家的利益优先顺序，对抗和联合的选择，开始被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所影响。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不再是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而是来自不同的文明。他说，“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13]
可见，与福山恰成对照，亨廷顿实际上属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他没有陷入历史统一论与文明统一论的陷阱当中，他在一片“历史终结于西方文明”的欢呼和喧闹当中，像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一样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争议很大，“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个判断，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等。新理论“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14]
为什么文明主题会如此敏感？文明这个概念到底触动了人们的哪根神经？
不是因为别的，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文明这个概念实在是与种族这个概念离得太近了。历史并未远去，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种族这个概念问世之后，种族主义也随之应声而起，并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
随着二战的结束，联合国确立了反对种族主义、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基本原则，种族主义话语从国际政治理论当中消失。此后的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既不使用种族的概念，也不使用文明的概念，而是使用基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依旧建立于西方中心主义之上，由于宏大反而虚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过于脱离，越来越走向反常。而且只能是在短时间内流行，不可能长久。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人人都大谈主义的特殊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
就像水落石出一样，意识形态的大潮退去，一直被掩盖的真实世界浮出水面。亨廷顿写道：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15]
与亨廷顿的预言基本相符，21世纪在极具象征性的911事件及后续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拉开了帷幕。小布什总统引用《圣经》中的段落来为美军入侵中东赋予意义的言论令人印象深刻，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理解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的认识。
与此同时，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时代巨变，就是中国的高速崛起。虽然没有引发军事冲突，属于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和平崛起”，但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所导致的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建立，也被放在非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框架中加以理解，并做出解释和预测。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准则、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等内容。费尔南·布罗代尔将文明定义为“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克里斯多夫·道森将文明视为“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16]因此，对于一个文明的负面评价和歧视，相当于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整体贬低，对其全部文化和文化创造力的整体贬低，就像种族歧视一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亨廷顿说：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加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17]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打破西方文明的神话，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在这次大会的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这次大会是汇聚亚洲文明、凝聚亚洲共识的宽广平台，也是亚洲文化大交流、人民大联欢的人文盛事，是激发文化共鸣点、维护文明多样性的文明盛会。
这的确是个空前的创举。通过梳理近几百年来文明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即可认识到，这样一个文明对话大会以亚洲为主场，以亚洲文明为主体，以文明多样性为主旨，其意义极为重大的。
昨天，中国政府鲜明地表达了已做好全面应对美国挑战的准备的立场，刚刚发表的“国际锐评”写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中国经济是大海，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亚洲文明，难道不是汪洋？
谨以此文预祝此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注释：
[1]尼尔·弗格森著，唐颖华译：《文明》
[2]《论语·雍也》
[3]Robert McCormick Adams：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Early Mesopotamia and Prehispanic Mexico,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JrZOwKU0Tls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
[4]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P3
[5]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引自尼尔·弗格森著，唐颖华译：《文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7]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尼尔·弗格森著，唐颖华译：《文明》
[9]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0]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1]同上
[12]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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