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西方应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收购挑战

【文/英国智库Policy Exchange产业政策研究负责人杰弗里·欧文】52年前，法国记者、政治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写过一本极为成功的著作《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他在书中警告称，欧洲制造业即将被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等美国大公司击垮。塞尔旺-施赖贝尔进一步指出，除非能迅速采取措施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公司，否则欧洲将沦为美国的技术附庸。

英国智库Policy Exchange产业政策研究负责人杰弗里·欧文2019年4月2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发评论：《西方应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收购挑战》。他认为，西方国家在把中国投资者挡在门外前应三思而行。

如今，我们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人们担心，由隶属于中国政府或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那些大公司有能力通过更多研发支出击败欧洲的竞争对手。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等中国公司已经进入能够对欧洲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高科技领域，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欧洲应对此作何反应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数据网络的建设（虽然还不是该项目的核心部分）。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英国对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的限制要少一些。

特蕾莎·梅的这项决定已经受到广泛批评，人们由此联想到一个问题：各国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把中国挡在某些特定产业或项目之外呢？这种对国家安全完全正当的忧虑心理会在多大程度上演变成保护主义呢？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最近就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者进行了回应。他公布了一项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德国和欧洲应该培育自己的冠军企业以抵挡来自中国的“入侵者”。

阿尔特迈尔部长对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两家列车制造商的合并表达了强烈的支持态度，他认为这两家欧洲公司合并后将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国有列车制造商的竞争。然而，该合并案并未获得欧盟的批准。欧盟委员会认为合并后的新公司将在欧洲列车市场上拥有太过强大的市场地位，这将导致列车售价被推得更高。而阿尔特迈尔部长认为，欧盟在做出涉及企业合并的决定时应更多地考虑到欧洲与外部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只着眼于欧洲内部的竞争。

诸如西门子-阿尔斯通这样的合并案是否能够加强欧洲的工业能力仍有待进一步讨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塞尔旺-施赖贝尔做出的诊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欧洲所面临的竞争威胁实际上更多地来自日本而不是美国，而且欧洲建立大企业的几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

不过，由中国带来的竞争挑战与当年日本带来的竞争挑战相比还是非常不同的。欧盟委员会最近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虽然中国已经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真正的进步，然而“至少其部分成就源于大量的政府补贴、严重的市场保护以及长期以来执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欧洲手中还有几张牌可以打出来：其一是使世界贸易组织变得更加强大；其二是加快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步伐。

阿尔特迈尔部长提出了一项未必可行的建议，即德国政府应获得授权以阻止中国公司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或涉及关键技术领域的德国公司的收购。阿尔特迈尔部长的建议若付诸实施将带来一定风险，因为这将把那些受到欧洲欢迎的中国投资挡在门外，如此一来很多欧洲企业的风险投资来源将被切断，欧洲初创企业的成功率也将下降。

对外来投资加强管控的趋势不仅出现在德国。去年，英国宣布将赋予政府更多权力以便对可能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外国收购案加强审查。英国前公平贸易办公室主任约翰·芬格尔顿（John Fingleton）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将导致受到政府插手的并购数量大幅增加、对并购案的审查更加政治化而且还会吓跑那些对英国具有潜在价值的外国投资者。

此外，美国也早已加入了这一行列。自1975年以来，外国公司在美收购行为一直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的严格审查。美国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应对来自石油出口国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收购行为。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该机构主要被用来阻止日本投资者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收购行为。最近为了应对中国发起的并购交易，美国进一步加强了该机构的影响力。

当具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对本国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展开并购或收购部分股权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行为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对中国投资意图的担忧不应将政府政策导向“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削弱市场竞争”的方向，这只会损害自身经济，而且也无助于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进展。

下面是《金融时报》读者在文章后的留言，观察者网选取部分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Michael Clark (was .mc in sf)：大家都在为中国政府对其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进行援助从而提升其竞争优势的状况感到忧虑。然而我们不应忘记，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公司在各自行业内形成其竞争优势时也曾通过各种形式获得过政府的帮助。《经济学人》杂志的漫画家卡尔几周前曾画了一幅漫画来描述这种情况：一架大型直升机将空客和波音一前一后吊在空中。波音抱怨空客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补贴，而卡尔创作这幅漫画的目的旨在对这一事件给出自己的注解。当然，其实波音和空客，或明或暗，都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补贴。

3697088：针对一些国家的外资监管当局对中国投资的歧视性做法，中国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允许中国根据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这部法律将于2020年1月正式生效。中国将自身视为西方国家的战略伙伴和战略竞争者，中国人并未忘记19世纪曾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历史。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国家安全方面加强防范是切实必要的，中国会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在维护国家安全时，若要为应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本着国家安全优先的原则，世界贸易组织在WTO协定中设有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该条款允许WTO成员在特定情形下，为维护本国的重大安全利益背离其义务或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使成员在追求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能够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为WTO成员提供了在违背WTO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机制——观察者网注）确立一个合理的标准，人们可以看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

tasdk：“阿尔特迈尔部长提出了一项未必可行的建议，即德国政府应获得授权以阻止中国公司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或涉及关键技术领域的德国公司的收购。阿尔特迈尔部长的建议若付诸实施将带来一定风险，因为这将把那些受到欧洲欢迎的中国投资挡在门外，如此一来很多欧洲企业的风险投资来源将被切断，欧洲初创企业的成功率也将下降”——作者的这一观点对于英国或美国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两个国家的储蓄率太低，不足以支撑投资。不过对于作为整体的欧盟来说，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过去，欧盟的储蓄水平恰好可以支撑起自己的投资需求。其实在欧盟内部，当时各国的情况差异巨大。欧盟核心国家的储蓄率过高，而欧盟边缘国家的储蓄率又过低，这种不平衡状况引发了欧元危机。不过总地来说，欧盟的储蓄与投资之间大致上还是平衡的。自欧元危机以来，我们的储蓄水平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投资需求，而是超出了投资需求。由于欧盟并不缺乏储蓄，各种既有企业和初创公司是不应缺乏资金的。如果中国投资者愿意比欧盟投资者和储户在欧洲公司身上出更多的钱，那么很显然我们就要问问为什么了，答案应该并不难猜。我觉得阿尔特迈尔部长的建议还是明智的。

Professory：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手中仍有实力强大的大型国民企业，他们还有害怕会失去的东西。而我们除了军工产业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厉害的大企业了。事实上，我们在创意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与中国人在大规模生产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协同效应。当德国经济遇到问题，不得不说我也是很紧张的。德国车很棒，希望他们的汽车生产线不要停下来。

William Thayer Sr：我给欧洲提个建议吧。欧洲把99%的精力都放在社会福利上了，也许可以分一些精力在科技创新上，哪怕10%也行。在芯片和软件这两个产业，欧洲已经完全出局了。拥有漂亮的葡萄园的确很不错，可是也得为未来考虑一下啊！还记得当年是欧洲人发明了汽车、无线电、蒸汽机和纺织机吗？那些已经是褪色的尘封历史了，今天的欧洲正散发着社会民主主义催生的平庸气息。

SpringTime：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中国成功地使5亿人口脱离了贫困，这个规模已经接近欧盟制造出来的贫困人口数量了。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在欧洲政治家的圈子里引发了一种混合了敬畏和自我厌恶的复杂情绪。另外，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英国当年建立帝国时的做法有些相似——当年我们创立了东印度公司，如今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更糟糕的是，当年我们在亚洲有离岸的香港，如今中国在欧洲有离岸的不列颠。

Move Te Ipsum：在当下的这个“数字时代”里，中国给我们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还是给我们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前者会使我们不具竞争力的产业损失一些工作岗位，而后者虽然也会使我们损失一些工作岗位，然而允许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对手参与敏感的国家信息网络的建设，这将给我们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鼓励全球竞争者和投资人参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当然是好事情，可是允许他们介入国家权力工具的运行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了。政府在这方面慎重一些是对的，我们需要合理地评估其中的安全风险。关于华为，首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设备（我们的确需要他们的设备），而是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在不牺牲我们（不仅我们英国，还有我们在“五眼联盟”的朋友们）的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向我们提供那些设备；第二个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体系是否有能力正确评估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并对其加以管控。

B Ytab回复Move Te Ipsum：爱立信和诺基亚都能够制造华为提供的那些设备，只是价格较高，这将推高用户使用5G服务的成本。如果一家电信运营商使用了华为的设备，那么其他运营商为了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也将不得不使用华为的设备。20年前，英国电信产业为12万人提供了薪资优厚的工作岗位。私有化之后，英国电信（BT）的竞争对手们都用上了便宜的进口设备，于是英国电信也不得不这样做。

Chase D. Parker III：我们的对华政策是混乱的、过时的，已经无可救药了。当我们谈论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时，我们总是脱不开意识形态、道德谴责、歇斯底里的极端情绪以及对历史的肤浅理解。最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对中国真正的优势视而不见，当他们取得进步尤其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取得进步时，我们总是居高临下地不以为然。我们认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几乎都是来自不公平的政策和欺骗，这种态度是傲慢的，与事实不符的。这些年华为公司发展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我们要制定对华大战略，我们就必须尽快打起精神来，发怒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一直把精力放在遏制上，可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把中国边缘化，而中国人却成功地以亚投行进行了反击，我们在欧洲的很多盟友都与中国签署协议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我们施压盟友将华为挡在门外，可是这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没有哪家公司能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同样品质的产品。中国宣布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而我们认为那些参与的国家将陷入债务陷阱，我们嘲笑他们新建的基础设施将毫无用处。如今中国人把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用在了“一带一路”项目上，而我们遏制“一带一路”的努力也没有成功。意大利和希腊已经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估计其他欧盟成员国也会跟进。虽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一带一路”有些微词，然而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其成员国都将逐一加入。

没人提到该如何加强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我们只是一味地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哀怨不已，却无法拿出自己的方案与其竞争。我们在谴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同时，却以腐败和缺乏人权为借口不愿去非洲投资。我们一直说思科、诺基亚和爱立信的产品比华为的更好，可是我们为何无法把华为完全挡在市场之外呢？除非我们能对中国进行透彻的分析，否则我们甚至都难以搞清楚到底该解决什么问题。当下这种毫无意义的对华战略是没有出路的。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4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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