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 | 从经济不平等到阶级隔离：我正目睹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社会资本研究50年》，英文稿为帕特南教授于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所作的讲座记录稿，文稿经作者修订。小标题均为本文编辑所加】
过去三四十年间，社会资本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而因社会资本衰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社会资本可分为粘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其中，连接性社会资本在现代民主国家更重要，但也更脆弱。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美国的社会资本呈崩溃趋势，美国人的社会连接已经全面塌陷，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个体；不仅如此，由贫富悬殊形成的阶级隔离，已经严重危及了“美国梦”，因为出生决定命运。社会资本衰减问题既然事关现代民主的日常，就应当构成有担当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案头议题。
罗伯特·帕特南教授
我今天演讲的框架比较个人化，因为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眼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过去50年间，作为一位学者，也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们读过我任何一本书，《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或者《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我接下来要讲的，你们并不陌生。
事实上，当我初次听到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时，我的学术生涯已经人到中年了。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红火的领域之一。当我开始就社会资本进行写作之时，当《让民主运转起来》出版之时，人们几乎对社会资本这个词闻所未闻。那时候，每过两三年，也许会有一篇关于社会资本的论文发表出来。而现在，每两三个小时，就会有一篇社会资本的论文发出来。所以说，这个领域真是今非昔比。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社会资本这个同我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一、意大利地方官员的命运500年前就确定了？
我曾研究过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学者不超过五个。所以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讲述的，是一个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极其无趣的问题，因此我就要给出解释，为什么你们应当关注意大利的地方政府。
假设你是一位植物学家，你可以选取基因相同的种子，然后把它们种在不同土壤的花盆中，每天给它们浇水，以观察环境是如何影响植物生长的。如果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出现差异，那原因不可能出在基因上，因为它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一定是因为土壤中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一般而言，政治学并不是一种实验科学。但在1970年，我同太太罗斯玛丽去了意大利，发现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创造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其逻辑恰似上述的植物学实验。
首先，意大利人创设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他们的地方政府从纸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地方政府，都拥有相同的权力，都有着相同的结构，手里支配着一样数目的资金。但是，装着土壤的花盆，也就是这些地方政府所依托的地区环境，则大不相同。意大利是一个地域差异非常大，非常多样化的国家。
意大利总理府
20世纪70年代，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还相当落后。但意大利还有一些区域，放在全世界都是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在经济上非常先进。因此，就土壤来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此外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大不相同。意大利有些地区，如威尼托区，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也最保守的地方；但同威尼托相接壤的是利古里亚和翁布里亚地区，这里当时却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谓是齐头并进，但就地方的政治传统来说，简直是天差地别。同在意大利，有些地区有着良好的教育，有些地区则把教育弄得一团糟。这样你们就能看得到，在意大利的“实验”中，不同地区的土壤非常不同，但种子，即这些新设立的地方政府，却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我们的研究计划非常简单。我们想要做的，是测评这些地区的发展，最终判断哪些地区发展得成功、繁荣且富饶，反过来说，又有哪些地区有可能失败。完成这项研究，用了我们整整25年的时间。
我们想要测评的，不只是第一片叶子如何生长出来。我们还要去观察，地方政府如何像植物一样生长，开花结果。我们的测评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评估各地方政府的立法输出，它们到底通过了多少部法律。我们评估它们的预算以及预算过程的效率。
举个例子，按照法律字面的规定，每个地区政府都应当承担起辖区内托儿所的运转。而且它们也都有充裕的资金。于是我们就走遍意大利各地，统计出每一个地区到底有多少所政府运营的托儿所。
我们还曾评估地方政府日常的回应度和效能。我们也曾做过测评，看看各地民众是如何看待这些地方政府的。原来，有些地方政府真的很得民心，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却搞得怨声载道。
结果证明，我们作为研究者同意大利公民有着相同的判断，有些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运转得井然有序，拥有现代的、高效的地方政府，政府回应性强。它们回复邮件，答复电话，提供资金补贴。而意大利还有一些地区，它们的政府从成文法律上拥有同样的权力，但其实际运转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们从不回复邮件，非常腐败，丧失了民心。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判断：一些地区很成功，另一些地区则不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地对“植物”做出测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些地方成功而另一些不成功，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土壤中那不为人知的成分呢？问题不可能出在形式上的制度，而必定在于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我所指的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可解释的变量或许在于地区的富裕或贫穷。答案可能是，富庶的地区更有能力形成好政府。所以，富有的地区有着成功的政府，反之，贫穷的地方则不成功。
还有一个假设，认为造成不同结果的变量在于教育。这就要说是教育工作者的缺陷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想到，也许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要求更好的政府。因此我们关注教育，我们还关注了许多不同的变量，这就等于是在化验土壤的化学成分。但到底是哪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最准确地预测哪些地区成功/不成功，我们压根就没有猜到。结果出来了，最准确的预测指标竟然是一个地区内合唱团、足球俱乐部以及其他形式之社团的总数量。
我们可以数一下，一个地区有多少家足球俱乐部，多少家合唱团，多少各式各样的社团和公民组织，然后把得出的数字同地区政府之表现进行比对。这么说吧，如果你能告诉我，意大利某个镇上有多少家合唱团，我马上就能回答你，你要是报销自己的医疗费用，会需要多长时间。这就是土壤里原本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我们发现，它的存在同地区政府之表现存在密切关联。当然，两者并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绝对相关，但却是强相关。那个时候，我称之为公民文化（civicculture），因为社会资本这个词当时还闻所未闻。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资本。
问题随之而来：社会资本从何而来？合唱团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同是意大利，一些地区没有太多结社，而另一些地区却有很多社团。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来自何处？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追溯历史，一直向上追溯。我们最终回溯至16世纪。结果表明，现在社团多的地区，500年前同样如此。所以说，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你要等多久才能拿到你读汽修学校的资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在地区500年前有多少合唱团。
我有一个朋友，是意大利某个贫穷地区的行政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顿觉心灰意冷。在我进行这项研究的25年中，我同他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对我说：“鲍勃，我相信你说的数字，但我不能让自己相信你说的对。因为如果你是对的，那我作为一方政治领导人，我的命运早在500年前就有了定数。”
我朋友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项研究似乎表明，社会资本会在历史长时段内保持极稳定的状态。现在回头看，那只是我对社会资本问题的初次涉猎，但这一观念在我的研究中持续保留下来。读者经常认为，我相信某一区域的社会资本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并非如此，我知道并非如此。但具体到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水平确实维持着极强的连续性。
二、上北大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我一直在使用社会资本这个词，但我还没有告诉你们，社会资本是什么。当我说社会资本时，我是指社会关系网以及与此网络相伴而生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规范。那我所说的互惠又是指什么呢？互惠的意思也很简单。我现在帮你一把，却并不期待你现在就回帮我，因为生活仍在继续，你将来某时会帮我忙的，或者说你帮了他，而他又帮了我。所谓普遍互惠，就是说你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而不必担心他们紧接着要以何种行为来回报你，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关系网中。
关于社会资本，核心的教义就是社会关系网很有价值。首先说，对于身在关系网中的人来说，网络有其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你处在某个关系网中，你就会因你人在网中而获益。
举个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多少事，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多少人。我所讲的，可不是腐败。我只是说，大多数人找到工作，并不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报纸。大多时候，你得知某个工作机会，是通过你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由此让工作找到了你。
比方说，某人正准备雇用一名新的电脑程序员，而他跟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接下来，朋友又将这事讲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恰好又认识你。于是他们说：“我的天，我刚好认识一个人，他应该适合这份工作。”
社会关系网的效应非常强大，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学者就曾做过一项研究，根据美国人一辈子的收入来计算他或她的朋友圈的金钱价值。你有多少好朋友，你就会有多少工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朋友的金钱价值要高于学位的金钱价值。这么说吧，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大学来，不是因为你在课堂上能学到什么，也不是你在这里读什么书，而是积累社会资本。当然，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还有许多其他好处。我们过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社会关系网还会惠及局外人，也就是那些不在关系网络中的人。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形，但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要预判一个邻里社区的治安状况，最贴切的指标并不是执勤警察的人数。那是什么？是多少人可以直呼他们邻居的名字。社会资本可以阻止犯罪！
罗斯玛丽和我住在一个紧挨着哈佛的社区，那里满满都是社会资本。在我们的邻里社区，人们永远在野餐，在烧烤，在聚会，总之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连接。这就说明我们的社区存在充裕的社会资本。我并没有参与邻里的社会资本，我经常不在家，但因为关系网络具有外部效应，我也能从中获益。
这么一看，社会资本太强大了！还能举出许多例子，每一例都可以证明，从社会连接中获益的并不仅限于关系网络中的人。就拿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来说吧。那些富含社会资本的地区，就拥有密集的社会关系网，也因此可以形成好政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即便他们自己并不加入某些组织或参与俱乐部的活动，也能享有好政府。社会关系网存在整体的、间接的或者外部的效应。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
我今天不想空谈社会理论，因为我想给你们讲故事。但接下来会有一点儿社会理论，为了让你们理解社会资本的价值。让我们说说各种形式的资本。
物质资本就是某种工具，像一把螺丝刀。如果你省吃俭用，买了一把螺丝刀，有了这个工具，你就可以更快地修理更多的自行车。大多时候，物质资本被用于做好事。当然，你也可以拿起螺丝刀去为非作歹。任何工具，你都可以用来做坏事。物质资本还是那件工具，只是用在了不好的目的上。
社会资本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社会资本总是好的。基地组织也淋漓尽致地示范了什么是社会资本。它包含了极紧密的信任和互惠关系网。对于网中人来说，若你是基地组织成员的话，这是好的社会资本；但对于局外人来说，它就不那么美妙了。我不希望你们误会，就好像我在宣讲社会资本总是好的。我所说的只是，社会资本总是很强大，而且经常被用于做好事。
研究结果表明，就经验层面而言，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许多事，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有了社会资本，生活经常会更美好。
我已经向你们讲述了社会资本。它作为一项指标，准确预测了意大利的好政府。社会资本越多，则地方政府越好。同样成立的是，某区域内社会资本增幅越大，则孩子们的学业就越好。作为一项指标，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预判出教育成绩。如果你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感到担忧，你可以提高教师的薪酬，也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我告诉你们，增加社会资本是更好的选项。
社会资本还有助于经济绩效。我前面已经讲过，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减少偷漏税。它还能促成更有效率、同时更少腐败的好政府。
在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社会资本还是身体健康的预测指标。知道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加入一个团体，那么你在接下来一年死亡的几率会减半；要是加入两个团体，几率会减少3/4。这不是只对美国人应验。我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孤单生活，同吸烟一样，都是造成过早死亡的巨大威胁因素。所以说，如果你既抽烟，又没有加入任何社团，那到底什么是健康杀手，还真说不定呢。且听老人言，如果你没法戒烟，那怎么着也要加入两三个社团，弥补身体这本钱！
我能听到，你们中有人在说：“得了吧，鲍勃，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于健康，这怎么可能呢？”答案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说得明白些，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当你生病时，就会有人给你送来鸡汤。或者说，当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里，要是你有朋友的话，就会有人来照看你，救你这条老命。所以说，原因说简单也简单，同朋友保持联系，就提供了社会支持。
但答案还不止于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放眼今日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和公众健康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关注就在于社交互动同生理学也就是人体机能的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同其他人待在一起，尤其是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会改变我们人体的机能。它构建起专业人士所说的“压力缓冲区”（stressbuffers）。同他人更多交往，就会让你的身体更能适应来自环境、细菌等的威胁。有些研究非常有趣，它们证明，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得感冒的几率就会越少。为什么会这样？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接触到细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身体的生化机能就会发生变化，你体内就会产生更多的保护抗体。
现在我得澄清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学的博士，可不是医学博士。所以说，我刚才所讲，并不是告诉你们“快点加入两个团体吧，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说的是，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证据，也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我们从生理构成上就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作为一种生物，从构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太同他人相处，那我们的身体会变得不健康。老年人尤其如此。老年人更容易孤独，这是严重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要紧跟着我的妻子罗斯玛丽了吧。
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类型，正如人力资本有不同类型一样。人力资本只是指培训和教育。所以说，从本地汽修学校拿到一个文凭，或者从北京大学获得一个学位，会增加你的人力资本。
上面打的这个比方并不是说，你在北京大学获得人力资本的提升，就会帮助你修好汽车的瘪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是用于不同目的的。社会资本亦是如此。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连接的不同，有些社会关系网是将我同像我一样的人联系起来，而另一些连接则是将我与不同于我的那些人联系起来。
第一种资本叫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将我同其他白人、男性、老年、美籍、犹太裔的教授们联系起来。
第二种是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socialcapital），我要是有这种资本，就意味着在我的社会关系网中，可以发现不同世代、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的人。
做出这样的分类，我不是说连接性社会资本好，而粘合性资本就不好。要是你生病了，为你送来鸡汤的人，来自你的粘合性社会资本。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粘合性社会资本。我们需要同我们一样的人。但问题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民主国家，连接性的社会资本确实更重要。要有社会纽带，将我们与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或者不同国籍的人们联系起来。生活在现代世界，所有这些连接性的纽带都至关重要。
到此可以说，我们需要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我们也更需要连接性的社会资本。但难题是，培养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易，而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则难。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英语有个谚语妇孺皆知，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Bird sofa featherf lock together）。意思很明显，羽毛颜色相同的鸟儿会待在一起。我祖母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资本，但是她明白，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要比粘合性资本难得多。
所以说，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真正的大问题，几乎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粘合性的社会资本，而是我们所有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还剩下多少。我接下来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但现在让我们继续我研究社会资本的学术史。
三、美国人不再成群结队打保龄球了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认识到一点：社会资本很重要。是什么指引我找到下一个研究题目的？首先不是学术兴趣，同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研究旨趣无关，而同我身为一位美国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1994年前后，我发现美国民主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主就其运转而言就从来没好过。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开始在选举中投票。也许我可以做一假设，我很可能是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但是我必须要探究其他种种假设。
当时，我脑海中蹦出个念头，我此前作为一名学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题目——社会资本，会不会同我作为一名公民回到美国后所关注的现象存在关联。刚开始时，这个想法只能说是很模糊。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会资本构成民主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美国政府运转不良，原因也可能在于从1965年到20世纪末，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在衰减。
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幸运，罗斯玛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你们要知道，当时，美国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家长-教师协会”。就是那种在学校里把家长同教师联系起来的团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学时，我同罗斯玛丽都参加了家长-教师协会。而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类组织总是在发展壮大。
直至某天早餐时间，罗斯玛丽递给我一份报纸：“瞧瞧这个，我们这里的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人数一直在下降呢。”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种现象是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镇上。我们发现，整个美国，家长-教师协会的会员数都在下降。
那么其他组织又如何呢？比如说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从1964年开始，童子军的人数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团体又是什么样呢？在美国，所有的男人组织都以动物来命名，比如雄狮会，驼鹿会，麋鹿会，雄鹰会，还有浣熊会。结果表明，所有“动物俱乐部”也都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进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连锁保龄球馆的老板。你们知道保龄球怎么打吗？在美国，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打保龄的美国人，要比在选举中投票的还要多。因此保龄球是个大生意。我给他讲了我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团都在流失会员。他告诉我：“鲍勃，你发现了我们这行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没错，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上升，但麻烦是，成群结队的球友却越来越少。”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是成群结伴去打保龄球的。也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五人组成一队，同另外一支五人队一起比赛。
我这位朋友的经济难题就是，如果你组队打保龄，打联赛，那你消费的啤酒就是单人打保龄时的四倍之多，经营者从哪里赚钱？钱在啤酒里，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说，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奇怪，光顾保龄球馆的顾客越来越多，但营业额却不升反降。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另一位朋友，他这么说：“哦，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更常去打保龄，但却是在独自打保龄。”我当时就想，多么好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就是《独自打保龄》书名的由来。说真的，这不就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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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状况时，我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我要给你们坦诚当时的感觉，一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研究将会通向何方。开始时，我只不过是想要搞清楚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但证据却每每让我感到震惊：那些我曾经以为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全都开始萎缩甚至于枯竭。
要想测估社会关系网的历时变化，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测估社会组织。但务必要记住，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并不是组织。比方说，有一群同事，每周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图书馆，读书或者一道做点其他事，这就是社会资本。但这不是组织，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时，我看到一大群老年人在公园里跳舞。那就是社会资本。记住，它不是组织，但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
我们之所以关注组织，是因为许多组织都保留了它们的成员记录。所以说，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长的时间，找到某个组织历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员。我有一张图表，其数据包括了美国32个不同组织的人员规模变动，时段覆盖了整个20世纪。从该图表中，我们可以读出，在某一组织所覆盖的人群之中，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加入了该组织——比方说，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军或女童子军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动物俱乐部”的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妇女组织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纪初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组织。只有一个例外时期。在大萧条期间，平均而言，美国各类组织在五年内流失了过半数的成员。大萧条对社会联系的杀伤力极大。但随着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走出萧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很可能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繁荣。
每年，每一个组织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员。当然，美国人口的基数也在变大，但重要的还在于，加入组织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军，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长-教师联谊组织，更多工人加入工会……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突然、悄然且诡秘地，所有的美国组织都开始经历人员规模的缩水，成员数先是减少，然后暴跌，最后是断崖式的下降。
每一个组织都知道，它的成员在不断流失。当成员开始离散时，每个组织首先说的是：“我们要改变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们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让他负责招募会员；问题出在我们的组织上；也许我们要拿出更好的活动方案。”但如果你环顾整个美国，却发现每一个组织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染上某种怪病，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我已经描述了组织成员人数的走势。但总有理由告诉我们，以组织来测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有可能我在采样时就没有选对组织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说过了，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也有可能，人们参与俱乐部活动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会却更多了。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组织，还要考察组织以外的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
于是，我们观察了美国人参与公共聚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了一整套此前被尘封的民意调查，连续25年，每年都有问卷和数据。该民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回答说此前12个月中曾参加过公共聚会的，约占全体美国人的23%。到了我们开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数据下降到12%。现在更是降到了8%。事实上，就在最近几个月，这一数字略有小幅上扬。
再看看普通美国人每年参加俱乐部聚会的次数。这一数据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俱乐部聚会，而不只是我挑选出的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而言每个月都要参加一次俱乐部聚会。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压根不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家庭娱乐中。美国从前曾有一种生活中的习惯，我们叫“晚餐派对”。但现如今，这种习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家庭内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国，家庭晚餐曾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现在却难得一见。所以说，哪怕是在家庭内部，我们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系也在减少。
美国家庭晚餐越来越少
再看看美国人是变得更慷慨，还是更吝啬吧。这个指标关注的是我们每年从个人资金里捐出多少来。20世纪前半叶，美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每年多少都会捐出一些钱来做公益。整体上，人们捐出的钱越来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个拐点，从此后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自私。与此相关，我们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了。
我在这儿不会展示所有的细节，但大体而言，美国人的社会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出现了急剧下降。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此前大多数美国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说不。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首先，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类型和形式。其次，社会资本很重要。再次，回想下《让民主运转起来》，社会资本看起来极其稳定，500年的时间内都不变。然而，在我算长但也不那么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却看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崩溃。《独自打保龄》出版后，我获得了许多关注。为什么人们的眼球都紧盯着《独自打保龄》？为什么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在谈论《独自打保龄》？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而是完全出于偶然，我撞上了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正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
他们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们的社会联系不再紧密了。但他们曾经在心里想过，认定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们却很懒惰。聚会就在那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但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别担心。”
但讲真的，我在担忧，不是担心你，而是担心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了连接。《独自打保龄》出版后，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我讲对了，还是一派胡言？我也热切地希望参与到公共辩论中去，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学术人，我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去讨论我的公民同胞们所关切的议题。作为学者，不应该只关心他们自己那点鸡毛蒜皮的学术问题。学者不仅要思考他是否做对了学问，还要追问他是否做了对的学问。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位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科学家，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类听众进行交流。
很多学者有所质疑，要验证《独立打保龄》的对或错，这表明我们的学术体制运转有效。同行要去检验，才能确认我在书中所说是对的。我并不会因为挑战而感到被冒犯。我欢迎学术批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对的。当然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很多讨论，但可以说，大多数讨论目前都承认了基本的事实：美国人越来越“独自打保龄”。
四、人人平等的美国梦正越来越不真实
最后，我要跟你们简单聊聊我最近写的一本书：《我们的孩子》。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已经谈到的社会变革同美国孩子的生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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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之美国，不仅有民主的衰落，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日益衰减的社会资本，还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接下来，我将给你们展示一幅大图景，概括出美国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发生的转变。
现在你们想象下，将所有美国人在这里排成一队，根据他们所占有的财富，队伍的那头站着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就在那头；然后，在队伍中间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再接着就是穷人；最后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那么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位居排头的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落在队尾的则穷到了无家可归；位居中间的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少。
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对经济不平等一向怀有摇摆不定的态度。不同于某些西欧国家，或者也同中国不一样，要是某些美国人占有巨额的财富，我们并不会感到太困扰。因为我们是这么假设的：人人起步于同一个起跑线，你成功了，取决于你的能力，还有你比别人更努力。美国人最在意的是，我们的人生应该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而不是我们应该到达同样的终点。
当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就是美国梦了。你在美国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应当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劳动和能力，而不看你父母是谁，做了些什么。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不真实。
在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阶级隔离也在加剧，什么叫阶级隔离？我是指富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而穷人也只和穷人一起住。至于那些贫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区，早已越来越小，居民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问题还不只是我们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我们能同哪些人关联起来。社会阶级的隔离日益加剧，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学校，身边同学是同样的孩子；而寒门子弟上穷人的学校，同学都是穷孩子。这边，穷孩子要去读穷学校；而另一边，富家子弟就去读好学校，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接触到其他的富家子弟。
社会阶级的隔离还会决定我们同谁结婚。富人家的孩子只会同富家子弟结婚，因为他们平时就在一起。反过来说，穷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穷孩子结婚。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美国社会从前并不是这样子的，过去贫富之间常有跨阶级的婚姻。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现在的状况。出生决定命运，命运可以继承。你出生在市镇的什么地方，就会生活在那里，也在那里上学，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出生在穷人区，你就只能同穷孩子生活在一处，只能去读穷学校。假设你能结婚，那也只能找到门当户对的穷家孩子。
同样真实的是，在市镇富人区的那一边，社会资本仍然存在。家庭还维持着传统的结构：妈妈、爸爸和孩子们。在富人区，95%的孩子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父母离婚而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只有5%；但在同一市镇的穷人区，大约70%的孩子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这无关乎种族，不是肤色黑或白的问题。在美国生而为穷人，就是如此。想想看：美国大多数穷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美国贫困儿童越来越多（图片来自网络）
一般而言，他们会有一位单身的妈妈。谴责妈妈无济于事。如果要指责谁，我也会怪在爸爸头上。但问题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位成年人，那么养育孩子就要困难许多。单亲家庭在穷人生活中成为常态，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穷孩子所能获取的资源，不仅是经济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说，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所说的“剪刀差图表”。在图中，顶部一条线代表富人区的生活，而底边另一条线则展示出穷孩子的人生。结果表明，富家子总是好上加好，而寒门子弟却每况愈下。
事到如今，我们美国人可以做的事很多。要是我认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大概就不会写《我们的孩子》了。我们美国人要开始有忧患意识了，如何做才能缩小富家子弟和穷孩子的差距，不仅是经济的鸿沟，还包括社会资本的天壤之别。原因在于，这一边的孩子们，我的孙辈儿女，拥有许多人生导师。老师关心着他们，父母疼爱他们，教会里的牧师指导他们，邻居也喜欢他们。但在距此不远的市镇另一边，穷孩子却是孤单无援的。
这些孩子没法信任父母，因为他们的家庭早已破裂。他们没法信任邻居，因为他们居住在危机四伏的社区内。他们没法信任自己的学校，因为他们上的是不伦不类的学校。他们没有教练可以信任，因为他们连课外的体育运动都没机会参加。他们灰心丧气。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在写作《我们的孩子》时，我们曾访谈过一位年轻女孩，她在“脸书”上说：“爱，只会受伤；信，令你死亡。”
想一想吧，在青少年阶段无法相信任何人，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伤害了这些孩子，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失败。我们为何走到今天这地步？回到20世纪50年代，当我在这个国家长大时，我生活在美国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适于长大成人的地方，在经济上算不得富足，但生活中满满都是社会资本。
当我的父母提到“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时，他们总是会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游泳池。”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为姐姐和我修建一个游泳池。在他们的口中，“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指的是镇上所有的孩子。也许镇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点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高中修建一个游泳池，为了镇上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然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们的孩子”的语义在美国已经大大缩水了。
现在，当人们说起“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自己生的孩子。当人们谈及生活在镇上那一边的孩子们时，他们会说：“好吧，这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不是我的孩子。问题出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想法，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大变迁，告别了这个“我们”的社会，而进入一个“我”的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更为艰巨，也更棘手。
但到此，我还是要提出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每当进入经济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中就会弥漫着严重的焦虑，不平等日益加重。如任其恶化下去，就会感染到下一代人，事态就愈加恶化。这不公平，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
不仅是美国，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但追溯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时期，美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世界看起来一片灰暗，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修正这个问题，就要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去努力。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变革可以重新出现在美国。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想明天会更好，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做好的、富有挑战的、经验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研究选题，选择那些可以切实帮助我们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