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

【文/钱乘旦】

本文针对当前史学界一个流行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中国史学界，也在世界史学界散发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 “文革”之前的 “假、大、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 (硕士生、博士生) 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 “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我认为，这种倾向如若继续发展，对历史学研究一定造成伤害。关于碎片化问题，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七八年前，《历史研究》曾召开一个会议，我当时就提出了碎片化问题，在场有不少学者并不在意。但是，七八年过去了，碎片化现象却愈加明显，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成为问题，碎片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 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 “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 “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 “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 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从体系出发，某个历史学家会觉得某些史料有价值，于是挑选它们，写进他写的 “历史”；其他历史学家则根据他们的标准挑选他们认为重要的史料，并书写他们的 “历史”。因此，体系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 “历史”。

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 《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 “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

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中国史学重视史料鉴别，因此，考证、考据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证、考据不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鉴别史料是为知古鉴今服务的。考据之学到清代发展到顶峰，形成所谓乾嘉学派，但那是有时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学传统同样有体系，但它的体系更加多样化，并且随着时代变动而不断变化。从形式上说，西方叙事方法和中国的纪传体叙事有很大区别，我把它称为“时空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沿着时空一层层铺叙；另一种形式是编年体，按年、月、日记录所发生的事，这种形式在中世纪相当普遍。从理念上说，西方历史学强调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识为目标，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把求知作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旧重视对历史教训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写这本书，试图找到战争中的教训，尤其是雅典失败的教训。可见，求取教训在西方历史学的源头就已经是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史学基本上是一个神学的体系——《圣经》的框架，教会的体系。各种史学书籍、著作等，都跳不出《圣经》的规范，以《圣经》作为解释与理解历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从15世纪 (或更早) 到大约 18 世纪中叶，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体系，它逐渐突破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即教会体系，打破了《圣经》框架，而形成一个人文主义的框架，无论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或者从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学者书写的史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特征，即文艺复兴的体系、人文主义的框架。

近代的后半段，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西方史学又出现新的变化，这和那个时代的背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工业革命等影响到历史学，就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和兰克的框架。兰克标榜他的历史是 “科学的历史”，这个影响非常大。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比如说英国阿克顿勋爵牵头写作的多卷本巨著 《剑桥近代史》，差不多也是这种性质。

到20世纪，某一个主流体系独大为宗的情况慢慢消失了，而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和多元化。进入21 世纪，多元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各种 “体系”越来越多，最后多到了杂乱无章，不得不用一个“后现代”的大口袋把它们套进去。尽管如此，审视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们对体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他们一直在尝试构建新的体系，并试图将其构建成主流的体系。

比如，20 世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明史观，西欧很多国家及美国则出现经济史和社会史，英国的屈维廉就是早期社会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边疆理论，这也是一种体系，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20世纪下半叶英国形成西马学派，这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派，它有独特的理论，有自己的体系。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是这样，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理论。差不多同时，社会史在西方蔚然成风，但二战以后的社会史和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史不同，它是一个“没有政治史的”宏大历史，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来非常琐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后，全球史出现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框架，它那种“横向”构建历史的方式，在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另辟了蹊径。而最近这段时间，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甚嚣尘上的时刻，又有人试图去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就出现了“大历史”：大历史把宇宙万物、天地人神全都写进历史书，并且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由此可见，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从来就不缺乏“体系”，只是“体系”太多、又不断发生变化而已。

但是从 20 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了，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说到这里，必须回答什么是体系? 这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体系”的理解显然很多。我认为历史学的 “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如此回答也许太简单，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 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现在有很多研究生论文就存在这个缺点：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积。如果这只是写作技巧或处理不到位的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很多人其实从思想深处就反对体系，认为史学研究不需要体系，甚至应该有意识地摆脱任何体系。尽管出现这种思想倾向是有原因的，但历史学研究确实不可能没有体系，因为体系是客观的要求，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离开了体系，历史学研究便无从下手。

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近期发表一篇文章 《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 “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

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