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执拗的低音，如果国民党重返执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台“中研院”院士、中国历史学家王汎森有本著作《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2014年)，探讨非主流史学论述的演进与价值。所谓“执拗的低音”在此即指非主流的，被边缘化的“思想群”。借用王教授的概念，本文聊聊台湾社会，政情的循环现象上的类似特征，与国民党可能重返执政的大陆因应建议。

在台湾内部，政党轮替被视为民主常态，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无可回避的事实，却是轮替所带来的社会空转。一般知识分子不会赞成在此时此刻就以结果论，定谳台式民主的失败，而会将20年来的虚耗，视为民主初生的阵痛，认为如果再将时间尺度拉长到50年，台湾人民的民主素养终会提升到西方进步国家那种境界，功德圆满。

这是一个不大经得起推敲的信念，欧洲的极右发展且不论，美国特朗普对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带来的空前挑战，已经打蒙了亲西方的台湾知识分子，更别提社会主义目前在美国风风火火，普遍受到年轻世代的瞩目了。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2014年)

台湾实行的普选制度，简言之，就是大规模人群定期对政治路线的重新选择，这里的大规模人群，也可以视之为“大规模政治外行的人群”。外行人选出的“专业”人士，有时候是治理外行，有时候是政党竞争的外行，蓝绿两党，在这两项特质里，没有一党是“皆内行”者，社会也因此而空转虚耗。

以蓝绿格局来看，两造的支持选民在“敌方”执政时，就是执拗的低音，被边缘化的非主流。他们的执拗，外化地展现在组织性的社会反对运动和舆情中，为下一次的大选积蓄能量，然后再换回一次执政权，主流地位易主，如此反复循环。“低音”常常换人做，不变的却是“执拗”。

换言之，国民党重返执政是肯定的，就算不发生在2020年，也会是2024年，没有政党能支撑超过8年长期执政，现在甚至还缩短到4年过一次鬼门关。不可能永远占据主流位置的不只是政党，还包含路线与意识形态。

从两岸统一的角度看来，一般皆曰“统独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统派是少数，内部的分歧主要显现在两种“独”的路线之争，台独与华独，也就是“独独问题”。精准地说，台湾有特殊的“中国问题”，也就是看待对岸的方式，无论视角是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便使得“执拗的低音”是两种“独音”，统派的声音，则只剩低音，却难以执拗。

所以看起来自由的言论与思想环境，其实自成一个封闭系统。

想穿透这样的封闭环境，唯有靠外部力量介入，增加不同思想的选项才有可能。故而若国民党重返执政，台湾保守自闭的倾向不会改变，作为外部力量，大陆的声音最起码也要在台湾内部成为执拗的低音，才谈得上心灵契合的基础。

化为具体作法，就是要求国民党实现两岸经贸上不可逆的对接环境，以及思想上更为开放的土壤，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和平协议”。

当你对台湾人说，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时，换来的是“哈？”的一脸狐疑。但当你说美国社会现在兴起社会主义风潮，是因为社会高度贫富不均，贫者对业已扭曲的资本主义进行反击时，社会主义就会隐隐成为一个选项，因为这说法比较具象，而且民众正处在资本扭曲度愈来愈大的社会里。

因此，给予台湾人民多一些选项，才是值得努力的国共新默契。在此要求下，大陆应给国民党一个清楚的讯息 ——“九二共识”是不够的。其潜台词就是，“统一”思维必须是执拗的存在，哪怕在台湾它暂时是非主流的“低音”。

“金厦共同生活圈”是朱立伦(与周锡玮)具体的两岸政见，打造“自经区”与大陆经贸特区对接是国民党的具体政见，这两项若能实现，确实均为不可逆的政策，因为它们与大陆官方政策相符合，所以能获得实际成绩。问题只在于，开放程度够不够而已。

国民党最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含蓄地解释“台湾人 v.s. 中国人”的定位，让两岸脐带不至于断裂。既然如此，“金厦共同生活圈”与“自经区”能不能让大陆成立“孔子学院”？能不能建立有效反独的思想建设机构？这些类似的文化机构，都旨在打破台湾看似多元，实则一元的思想环境，而目前的环境，只会产生过度亲西方的一元人群，他们对社会主义连最起码的认识可能都谈不上。

认识，不代表认同，但至少有选项可以比较，有材料可供思辩。

王汎森谈“执拗的低音”，主要关注于主流论述与边缘论述的分叉点，何以在历史事件之中，人们透过选择，使得某种论述成为主流，传统论述则被边缘化，例如反核运动。一般而言，被边缘化的传统论述并未被思潮所淹没，它还是执拗地存在。在学术目的上，王教授认为重启对这些“低音”的重视，以及它们被边缘化的主因，有助于丰富(思想)资源的多元性。

说到底，这样的企图就是旨在保存“低音”的土壤，保护思想的多层次与多样性。如此，在当下思潮走向偏激的道路时，那些低音才有高亢的机会，让人们重新反省来时路。

统一的思想之所以在台湾被边缘化，其分歧点就是“台湾主体性”思潮的崛起，而台湾主体性思想又是借由西方自由主义的掩护，才得以大行其道。自由主义再衍生个人主义，然后这一切思想建设最终成为分离主义的铜墙铁壁。过程中，传统中国民族主义就被边缘化，成了低音。当中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配成了对，自然就与分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配对，成为截然两分的概念。

从配对结构上的对立，就可看出为何中国民族主义在台湾无法成为统一思想的干城。解决之方，就是扭转台湾人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解读，对自由主义的过度崇拜，以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认识。这并不是说，要用哪种配对来说服人群，而是将选项从配对中拆离，使之多元，让人群的思想打掉重练。

此前，台湾女主播黄智贤因“过分亲中”遭到投诉

所以当讨论到第三势力是否能改变台湾政治结构时，通常结论就是不能。台湾真正的第三势力，其实是新党所代表的统派，而非似白实绿的柯文哲。新党作为“低音”之所以其思想主张连“执拗”都难，就是因为此党紧抓的中国民族主义，因为上述配对结构而被严重边缘化。柯文哲所凭藉的思想靠山，仍是分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配对，其主要支持者亦然。

如果台湾仍实行现行体制，国民党重返执政，也不过是暂时性事件，因为在它的对立面，仍有一个执拗的低音在等待风起的时机，而政党轮替也必然重演。因此，统一的工作就应该要专注于那些不可逆的具体建设，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经贸对接只要实现，通常会获得成功，而在这个基础上，就要布局思想对接的基础工程。

故而，若要与国民党重新建立信任基础，必须要在思想建设上有所共识，不能仅专注于扩大经贸依存。不在思想上打掉重练，国民党毫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因为台湾没有真正多元思想的土壤，以供非美式的思维执拗存在，没有这种对立的存在，舆论环境就不会改变，话语权就始终会落在各种分离主义者手里。

韩国瑜的口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是在温饱层次上的诉求，对庶民而言是有吸引力的，但人民心中的安顿却是建立在“既独立又能温饱”的思想避风港里。“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讥之“只求温饱，无异于猪狗禽兽”，事实上并没说错，只是此言从“肥猫当权者”嘴里说出来，当然没有说服力。

仅将大陆当成提款机，是错误的思路，在它成为执拗的思想套路之前，大陆应当在两岸关系尚未回温时，就做好导正国民党思维的准备。

因为那是与另一种执拗周旋的开始。

本文系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