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沙·蒙克 | 民主是越多越好吗？
【文/ 雅沙·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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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9日深夜，一位前额略秃的五十七岁男人，身着黑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登上了芝加哥的国际圆形剧场，接受其政党提名，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灰色的背景下，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向美国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民主党欢迎变革，变革不是敌人，而是民主党的盟友；不是一种被压制的力量，而是一种鼓励进步的工具。”
20年前，当汉弗莱第一次当选为美国参议员时，他因直言不讳地支持民权而被誉为自由英雄。当他担任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副总统时，他继续拥护诸如平等雇佣等进步事业，并私下对越南的军事冲突升级表示担忧。在初选期间，即使总统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与约翰逊保持距离，活动家也逐渐把汉弗莱看作是失败组织的倒霉蛋。 “曾经狂热的自由主义精神，”讽刺作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在歌曲中哀叹道，“啊，但现在他说话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澄清所讲。第二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部分，我知道，他们甚至不会向你鞠躬。”
如果说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汉弗莱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那么他们对汉弗莱的上升势头就怒不可遏。只有十四个州的政党成员参与的大会，基本上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斗争，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两位都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在肯尼迪六月初遇刺后，反战的民主党人把希望寄托在麦卡锡身上。然而，汉弗莱，没有参加初选并曾承诺（尽管不情愿）坚持越南的路线，被任命为党派的旗手。
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意愿被民主党拒之门外，他们愤怒地走上芝加哥街头。在会议大厅之外，在汉弗莱提到更加和平的未来前景之前，警察正在组织一场“只能称之为警察骚乱”的活动，据后来的报道称，警察没有区分暴力人士与和平人士，不管前来的是反战青年还是恰巧路过的当地人，大批观众透过电视机镜头看到警察殴打、撕扯抗议者，并投掷催泪瓦斯弹。
那年秋天，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赢得了总统选举，要求对民主党进行激进改革的呼声变得不可抗拒。因此，由南达科他州著名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自由派国会议员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共同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着手彻底改造该党。该委员会的指导方针是：“民众控制是民主党生存的必要条件。”
他们改革的后果是深远的。民主党的提名人将在向公众开放的初选中选出，而不是在由党魁控制的大会上选出。配额将确保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团中包括妇女、非裔美国人和年轻人，这与他们所在州的人口存在“合理相关”。总而言之，委员会的一位学者总结说，这些改革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集中实施的代表选举制度的转变。”
初选的高涨趋势减弱了政党对普通公民意愿的反应 插图来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
为对麦戈文率先做出的改变表示感激，新上任的党派活动人士选他为1972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但是，尽管这位反战参议员受到党内信徒的高度评价，但在周围的文化战争中，他也极不受普通美国人的欢迎。在该国历史上最不平衡的选举之一中，麦戈文被理查德·尼克松击败，民主党手中只剩下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我打开了民主党的大门，”目瞪口呆的麦戈文在战败后承认，“两千万人走了出来。”
据两位耶鲁政治学家说，他不应该如此惊讶。弗朗西斯·麦考尔·罗森布鲁斯(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负责任的政党：拯救民主》(Responsible Parties： Saving Democracy from Itself)中讨论过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分，他们认为强大政党是可以控制普通成员的。作者说，在一个成功的政治体制中，两大政党通过开发和运营一个有凝聚力的平台来争夺民众的支持。
与个人候选人可能只掌权几年不同，这些政党有既得利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着良好的声誉。而且与政治新手不同，政治新手可能对政府实际能够取得的成就知之甚少，但政党拥有经验和财政资源来制定有效的政治改革建议。由于“长远视野”和“激励与政策相关信息的投资”，强有力的政党更有可能促进公众的利益。
由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鼓励、并为共和党仿效的那种改革削弱了这些职能。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争辩认为，现在掌权的共和党积极分子根本就没有能力构建一个连贯的政策方案。因为他们与党派前途没有长远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更容易做出不负责任的承诺。而且，由于初选和预选会更有可能从政治极端中招募新人，他们的升势实际上减弱了政党对普通公民意愿的反应。总而言之，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认为，增加选民对政党的直接控制权的努力“在政治上等同于放血”。要么它们对要解决的疾病无效，要么更常见，它们会使情况变得更糟。重建良性运转的民主意味着扭转这一趋势。
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次宣布他将寻求共和党提名时，许多记者将他的总统竞选视为宣传噱头，不予理睬。赫芬顿邮报说，计划在其娱乐版报道候选人。“我们的理由很简单：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是个附属活动”，读者被告知，“我们不会上当的。如果你对唐纳德所说的话感兴趣，你会在我们关于卡戴珊和单身女郎的故事旁边找到它。”
记者并不是唯一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直到几年前，许多美国政治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政治精英的权力平衡。虽然初选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候选人的选拔过程，但党派机构通过给予或拒绝的方式认可和接触捐助者的方式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关于这个主题，最有影响力的书是《政党说了算》(The Party Decides)（2008），它的标题就是它的论点：一个政党的“隐形初选”在选民开始关注之前便挑选出了领先者。
因此，政治家甚至比记者更不可能认真对待特朗普。由于他没有得到共和党精英的明显支持，他们无法相信他有机会获胜。然而，特朗普很快在民意测验中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一路狂奔至白宫。2016年，共和党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在一次残酷的闪电战中被征服，然后迅速重塑了捕获者的形象。
过去几年，西方世界的其他政党都经历了自己人的敌意接管。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道格·福特(Doug Ford)不顾党组的疑虑，设法控制了进步保守党。在大不列颠，杰里米·科比(Jeremy Corbyn)成为工党的领袖，尽管工党绝大多数现任议员都反对，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很快也会给托利党(Tories)带来同样的命运。
《负责任的政党》(Responsible Parties)是首批认真关注这种转变的政治影响的书籍之一。它强调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缺乏代表性的程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茶党(Tea Party)对国会共和党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关注弱势政党所具有的危险因素，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丽莎·梅(Theresa May)面临着被自己的后座议员(backbenchers)罢免的持续威胁，仍没有为联合王国退出欧盟制定一个连贯的计划。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分析最终还是模糊了当前危机的许多方面。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认为，国会功能失调的根源在于民选官员独立于安全区。因为像自由核心小组这样的极端组织知道共和党的领导层需要他们的选票，如果他们不参与竞选，党组几乎没有权力罢免他们，所以他们能够把党推向更右。
但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相反的结论也是合理的。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国会事务处理上有很大的权力。例如，由于两党的支持，非正式的“哈斯特尔特规则”(Hastert Rule)鼓励议长在议案可能通过时不让议案落地，但多数党成员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希望赋予党派领导人惩罚他们联盟中具有独立思想的成员的权力，然而还有一种更简单和更民主的方式来限制自由核心小组的巨大影响力：让普通立法者具有讨论两党法案的能力。
也不是更多的党纪就能解决国家的问题。过去两年中最显著的发展是特朗普轻松赢得国会共和党人的坚定忠诚，包括那些明显对他的政府持有深刻保留意见的人。为什么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党派的领导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逼迫普通立法者使其屈服，那么他们的领导人就显得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要完全理解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的分析，便不应仅仅考虑政治学对于力量及其局限性的理解，还要将其置于政治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它的定位。
纽约州基斯科山（Mount Kisco）的历史中心由两座宏伟的殖民风格建筑组成：一个是由六根爱奥尼亚柱子支撑，顶部是一个圆顶钟楼的大型市政厅，还有一个是用相同的红砖搭建的更为朴素的公共图书馆。1982年2月聚集在那里的一小群学者并没有忽视那两栋民用建筑在基斯科山和东北地区其他许多历史城镇的布局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他们的雄心壮志就是通过将制度置于学科核心来改变社会科学家看待世界的视角。
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学家们几乎没有考虑过政治制度。一组学者认为，较大的社会和经济趋势，如识字率或城市化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独裁。另一组学者更感兴趣的研究是特定政治行为者的行为，通过寻找数据来源，如特定地区的人口构成，以预测哪些代表可能投票赞成或反对待决法案。但是基斯科山的与会者，包括像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样的年轻学术新贵和像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这样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都认为这两种传统均忽视了政治结果可能由一个国家制度塑造而成的方式。
一份会议论文认为，民主国家制度设置上看似微不足道的不同，决定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等国对大萧条作出反应的方式完全不同。另一篇论文认为，考虑种族等“原始”因素无法预测哪些国家可能会经历内乱，因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会加剧或削弱这种社会分裂的危险程度。
21世纪初，我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基斯科山论坛取得了胜利。会议论文的编辑卷被引用了数千次。那些曾经筹办论坛的新贵已经成为业界受人尊敬的大佬。
就像任何渴望获得认可但又不可一世的一年级研究生似的，我自豪地成为“制度主义者”，甚至学会了向那些没有看到这场智慧运动的人表现必要的蔑视。但事实上这样受蔑视的人极其少。我从未遇到过对制度主义传统怀有敌意的研究生或者教授。正如“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学者仍在“讨论制度对政治影响是否重要时”，制度主义就开始研究“多种方法确定制度如何以及何时影响政治发展”了。
解释这一学术传统的核心是罗森布卢斯和夏皮罗认为党规表面上微小的改变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如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他们指出，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稳定部分归功于该国“封闭式”的政党名单，这些名单确保立法者只有在党组时才能重新当选。相比之下，其他许多拉美国家都有“开放式”的政党名单，允许立法者直接向选民提起诉讼，从而激励他们指挥媒体报道，或者要求当地民众支持政府。同样，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至少与国会选区的设计有关，也与选民的观点有关。因为许多地区都是深蓝区或深红区，所以大多数候选人更关心避免冲突，而不是表达普通公民的立场。因此，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建议，促进妥协和合作的最佳途径之一是使每个选区更能代表整个美国。
但是他们对这些规则的关注却遗漏了很多内容。例如，作者颂扬两党制的优点，但这些制度不利于弱势少数民族。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认为，由于“威斯敏斯特制度”(Westminster system)给每个政党一个竞争弱势群体选票的空间，所以它更有可能迎合他们的利益。
为了说明这个案例，他们将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与女性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他们指出，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由于有意建立了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他们在国会获得了更多的代表权，但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立法上的胜利。相比之下，女性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投票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她们并没有获得特殊政治利益，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她们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种比较虽然很有趣，但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例如，为什么女性在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无论其机构组织中，都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还有，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境况更糟，仅仅是因为像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地区这样的体制因素，而忽视（与女性不同）他们遭受持续的居住和教育隔离的事实，真的有道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政治学家需要关注基斯科山改变学科面貌之前强调的那些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经济力量。
马克·桑福德(Mark Sanford)首次离开政治舞台是一场闹剧。桑福德作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在2009年初夏从公众视野消失，后来人民发现他飞往阿根廷去会见他的情妇，他惊慌失措的员工发表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使用了性暗示的词汇：他的发言人声称，他徒步登上阿巴拉契亚小道时“有点清醒”。
桑福德第二次离开政治舞台是一场悲剧。自2013年5月成为国会议员以来，他成为唐纳德特朗普少数坚定的共和党批评者之一。但是桑福德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表达的观点在党内机构中已经自行消失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代表都认识到，保守党部落的好名声现在取决于对特朗普的坚定支持。有些不愿意承诺无条件效忠的人会提前退休，但桑福德试图重新当选为传统保守派。今年六月，他被一名候选人击败。
当桑福德忽略了他作为州长的职责时，他仍然任满一个任期，并继续成功竞选众议院。然而，当他拒绝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时，保守的媒体机构却以复仇的态度转向他。在桑福德参选过程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他；总统本人在最后一刻发了一条推特来支持他的对手。（“MIA，只有麻烦，”特朗普写道，“他在阿根廷的生活会更好。”）
鉴于活动家和捐助者可以对任何表现出偏离大方向的人施加巨大压力，立法者变得越来越顺从。代表们必须通过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Snapchat与他们的选民保持频繁联系。为了筹集他们赢得连任所需的巨额资金，他们每年参加几十次募捐活动，花数百个小时给捐助者打电话索取现金捐助。他们越发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不仅面对会议的愤怒，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抨击，在有线电视新闻上受到谴责，在工作场所被大声斥责。
一些政治制度的制定会受民众情绪的影响。例如，许多独裁者压制那些使他们能够发现他们公民真实想法和关注的机制。美国遭遇的弊病正好相反，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称之为“缺乏反应迟钝”。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作者试图通过让立法者更容易不时地将民众拒之门外来修补美国破碎的制度。例如，活动人士更难对安全区的现任官员发难，确实会让国会更容易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以修正行政失误。甚至还有一个原则性的案例来质疑初选和预选会议到底有多民主。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合格选民参加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激烈竞选，只有大约八分之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或希拉里·克林顿。许多不太重要的职位的初选吸引了更少的选民。公职人员是由全体人口中极不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选拔的，这种制度特别民主吗？
然而，用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指出的深层问题去解释休伯特·汉弗莱当时的失败是一个拙劣的办法。这不太可能发生，他们的书主要讲述了一个困难来源（激进活动家），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来源（捐赠者、大众媒体、互联网）。最后，即使采纳了他们所赞成的各种改革，比如改变平均选举区的组成，似乎也不太可能有助于解决由于国家日益严重的党派分歧而变得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世界各地，几十年前似乎已经冻结的政党制度已迅速解冻，然后沸腾。民粹主义叛乱分子为了庆祝史无前例的胜利，宣称清理门户，并遣散派系。在许多政治学家曾经认为稳定和安全的民主国家中，当选的强人正在给司法机构施加巨大压力，限制新闻自由，并削弱反对派的权利。
这些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有些是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所青睐的议会制度，另一些是两人不屑的比例代表制。然而，民粹主义者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原因似乎不在于划分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而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更大的文化和经济趋势，如移民、经济不振和数字技术的兴起等共同趋势。
正如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制度缺陷。由于目前美国的政治体制失灵，它似乎特别迫切需要改革。改变选区是一个丑闻，初选没有它应有的民主。是的，两个主要政党都太弱，无法完成关键任务。
即便如此，罗森布鲁斯和夏皮罗对近半个世纪前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引入的民主化改革做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吸取的教训不是我们必须复原这些变化，以便能够修复我国的制度。正是因为民众的深切不满根源于如此巨大的社会力量，机构改革充其量只能推迟命运的审判。
（本文转载自“法意读书”，译者：孙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