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意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从宏观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五四运动是中国从近代步入现代的转折点。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被迫中断，中国由此进入了对外抵御强敌入侵，对内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历史。
但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的自救运动并未走出传统社会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只是在形式上推翻了帝制，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和精神面貌仍未突破传统社会的桎梏，中国并没有因为这场结束帝制的革命进入现代社会。
真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五四运动。正是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的现代社会意识开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科学观念、民主精神以及现代政党开始涌现。而五四运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思潮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从此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建国进程。
正是基于这个基本判断，本文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并不属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范畴，而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笔者不同意中国近代史持续到1949年的观点）。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具有奠基性意义。要认识现代中国，必须理解五四运动。
一、中国的现代民族与国家意识形成
一般说来，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因“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而发动的爱国主义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含了发端于1915年并持续到二十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所以，广义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因特定事件而起的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
本文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讨论其历史意义，当然不是从编年史的意义上来考察狭义的五四运动，而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广义的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意义。所以，当本文提到五四运动时，并非局限于发生在1919年5月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指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
本文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从近代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最根本的理由是五四运动孕育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意识，中国开始进入了以革命方式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何为现代意识？社会意识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但其中最根本的是现代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国家意识，科学观念和民主精神。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对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早有华夷之辨。但是，中国传统的华夏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一直到晚清时期，中国人仍习惯于从族裔的意义上来理解民族。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虽然在海外成立，但在民族问题上仍未走出中国古代传统观念。同盟会政治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际上来自朱元璋的《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所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专门以大总统身份带领新政府百官拜谒明孝陵，发布了《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
孙中山拜谒明孝陵
不可否认，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已经有了超越族裔的民族思想。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康有为也在1902年提出了“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的说法。1905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做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逐渐形成“五族共和”的思想。
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现代民族意识仅仅局限在少数知识精英圈内，社会大众，包括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思想上仍未走出“华夷之辨”的窠臼。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宪法，虽然借用了西方国家的概念，但基本上是脱离社会大众的一纸空文，对社会并无实质性影响。只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由于社会大众的觉醒，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和主权国家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
众所周知，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的游行是因为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完全无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代表的要求，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立即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发起抗争运动，很快，这场捍卫国家主权的运动席卷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成都、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而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迅速扩展到其它社会群体，城市工人、文化界、教育界、实业界和商界都迅速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巴黎和会会场
为什么“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会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众所周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结局大多以中国政府屈辱地割地赔款而告终。但即使像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和屈辱的事件，也未激起像五四运动这样的全国性激烈抗争，原因何在？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不断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但是，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绝大多数的民众对国家的理解就是朝廷即国家，国土的沦丧只是朝廷的失败。所以，除了少数朝廷官员和知识精英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痛心疾首，大多数的民众并不关心。
但是，到了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经过四年多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民众已经开始觉醒，这是理解五四运动的一个关键。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与编辑。1916年，该刊物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激烈抨击传统，主张个性解放，宣传科学与民主精神，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思潮，其中包括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革命运动。
所以，到了五四时期，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工人、商人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思想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现代民族和国家的意识，有了对科学与民主的基本信念。对于大多数文化人来说，国家并非来自上天，而是来自人民；国家与领土不再只是朝廷“肉食者”的责任，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责任。这种民众的觉醒是五四运动能够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词上有一段话，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五四时期的家国情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了解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讲的这段话，也就了解了罔顾中国国家主权的“巴黎和会”何以能够激起中国全社会的激烈抗争。
对于中国社会大众在五四运动中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的现代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国外旁观者也有记载。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S. Reinsch）曾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结合成一个整体。”而时在中国的杜威说得更明确：“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二、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建立现代国家
五四运动不仅在整个社会形成了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的意识，而且也确定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路径，这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来建立现代国家。所以，反帝、反封建决定了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
五四运动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外争国权”，这个口号实质就是要抵抗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最终赶走帝国主义，建立起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蔑视与践踏，所以，“驱逐列强、外争国权”成为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打到列强、打到帝国主义也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共识。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的政策如果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毛泽东则在抗日战争中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
反封建军阀统治和打到封建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中国学界大多数人并无异议。但对于五四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则存在着争议。
有人认为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两千多年以后的五四运动何来反封建的性质？其实，这种质疑并不符合事实。中国虽然在秦汉之际就从国家政治层面消除了封建主义，但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仍然存在着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宗法社会，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把打倒宗法势力，打倒封建礼教作为一个重要口号。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但同时瓦解了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各省地方军阀把中国从政治层面推回到了半封建状态，这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是一种倒退。所以，史学界主流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照搬苏联的说法，而是基本符合现实的。中国要在20世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必须要铲除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所有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在建国时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后发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对传统社会进行革故鼎新的变革，发动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又必须进行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斗争。这两重任务时常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分开。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向中国社会彰示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同一革命进程的两个方面。
美国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五四运动与后来的北伐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历史大脉络》中说：五四运动为北伐铺设了民意基础。这是看到了思想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由国共两党发起的北伐革命，正是秉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把北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旨讲得很清楚：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牆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
由此可见，反帝反封建确为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而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一直秉承了反帝反封建性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地把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中国学人提到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之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提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又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1906年1月，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但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内。
十月革命爆发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地向中国社会介绍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革命。但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普通劳工大众还是在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社会的现实发展与需要大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晨报》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译介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相继出版。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影响尤其大。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在北伐军队中据说人手一份。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不仅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研究和宣传，但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书斋里的学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此开始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还原中共一大召开场景的雕塑群像。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看，五四运动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才使得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可能，五四运动才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建国进程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何以形成？中国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何以形成？中国共产党何以产生？新民主主义革命何以成为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离不开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奠基性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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