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诺兰：“一带一路”给欧洲复兴提供了前景

4月25日到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终身教授彼得·诺兰在其中国研究著作《认识中国：从丝绸之路到<共产党宣言>》中，深入历史，探究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在工业革命前两千年间的长期关系。

他指出，直到18世纪时，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是由商人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及欧洲国家密切的商业往来及深厚友谊表明了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历史基础，也预示着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下为《认识中国：从丝绸之路到<共产党宣言>》一书序言（略有删节），通过序言了解这位“比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经济的人”眼中，“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影响与意义。

彼得·诺兰（Peter Nolan，1949- ）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复杂的发展阶段。中国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成为国际舞台上强大的一员。

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会继续扩大。如今中国尽管规模庞大，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将面临不计其数的政策挑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两个关键议题，是其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意识形态遗产。中国共产党正在就这两个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西方如果希望更好地认识中国，就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思考这些问题的深度和正在开展的辩论的广度。

本书所收录的四篇论作，都是关于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这些核心问题的某个侧面的研究。第一篇探究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在工业革命前两千年间的长期关系。直到18 世纪时，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是由商人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了欧洲。

第二篇探究工业革命使西方获得无与伦比的全球经济和军事力量后，19—20 世纪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西方通过暴力征服，在全世界广阔的管辖地形成了主权遗产，其中甚至包括亚太地区—中国自己的“后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将这些权利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为西方国家这些遥远领地周围的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提供了法律保护。

第三篇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意识形态议题，即在分析中国未来阶段面临的政策挑战时，以什么方式解释和运用卡尔· 马克思的智慧遗产。“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和实际的意义。

第四篇探究“class struggle”的议题。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普遍的“阶级斗争”，本质是政治团体之间的派系争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中国已出现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中国领导人对于英国“class struggle”发生的方式非常感兴趣，试图了解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何以没有发生“阶级战争”，而是“从议会道路迈向社会主义”。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时，中国正陷于极度贫困，在全球经济中无足轻重。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总体方针。当时中国以外很少有人相信此举能成功。

1989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崩溃。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在苏联70年的统治正式结束；1991年12月，苏联不复存在，解体成多个主权国家。中国在1989年及东欧、苏联在1989年至1991年发生一系列事件后，西方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存在不了多久。

此外，西方的一致观点是：从民主德国到越南，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历史显示，不可能由共产党领导“过渡”到市场经济。按照这种反复被提及的观点，“政权更换”是运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国际机构的政策建议，还是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媒体，几乎整个西方都众口一词地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不会继续，即便万一存续下来，也建立不起成功的市场经济。

从1989年、1990年到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看来情形与西方普遍预想和希望的大不相同。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并未步其后尘。很多人仍抱有希望并为之努力的中国“政权更换”并未发生。中国共产党现有8700万党员，将在2021年迎来建党一百周年。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增长和发展。在政治社会稳定的保护伞下，中国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统筹布局了庞大持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大坝、发电送电设施、电信、供水排水系统和住房；按比例规模远远超过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中国的改革将市场竞争逐步扩大到经济的大多数领域。通过谨慎的实验改革路径，“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改变制度，使人民慢慢适应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采取这种渐进实验的过程，也使政策制定者能依次逐个解决问题，同时又保持对制度改革总体路径的把握。这些改革释放出了本土企业的生产力，吸引了大多数国际领先企业的投资，使中国能迅速吸收先进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后发优势”。

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全球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国际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居全球之首，比美国多三分之一，超过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总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困率大幅下降，几乎所有社会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准都有显著改善。

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在试图从中低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时，仍然面临巨大的政策挑战。

有大量文献论述这些挑战，其中包括人口老龄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腐败、环境严重污染、自主创新水平低、本土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地位低下、居民收入和财富差异悬殊、国际环境敌对等等。使用购买力平价还是有许多实际问题，不仅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有差异，还因为要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全球价格”困难重重。尽管统计学家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人们普遍认为购买力平价往往会高估发展中国家的GDP。

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明了这些挑战的全局性质，概述了下一阶段制度改革的路线图（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

《决定》重申，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强调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大幅度减少”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应该继续研究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决定》强调中国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强调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坚持党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决定》形容中国正进入“新阶段”，改革处于“深水区”。在这个阶段，中国“面临艰难的抉择”，需要“涉险滩”。为了克服多重挑战，党需要“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逐渐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位置，给中国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议题。

从汉代（公元前202—220）直到18世纪后期的两千年间，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方。那个时期大部分时间内，中国都与中亚及东部、南部沿海各国有深厚的商业和文化关系。“朝贡制度”是这些关系的外交象征，本书第一篇就探讨了这些关系的历史证据。通过与周围地区深入的商业往来，中国的技术不仅传播到这些地区，还传播到欧洲。工业革命的许多关键技术都起源于中国。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发生了剧变。英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坊”。这场经济革命为陆军和海军革命奠定了基础，使西方国家能建立起辽阔的殖民帝国。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国际关系的核心战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为中亚和东南亚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这不仅为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国家的和谐关系带来了巨大希望，实际上还给欧洲复兴提供了前景，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丰富的金融和人力资本储备，参与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