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五四”百年审视西方民主危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9，“五四”百年。令中华民族倍感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们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而是更接近历史巅峰时期的强汉盛唐时代。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仰望世界、追随世界，华丽转身为贡献世界、启发世界——如果还不能算是引领世界的话。所以今天回望五四，我们就更多了一份历史从容，历史淡定和历史厚度。
“五四”的两大旗帜“民主”和“科学”广被各界所接受，但在今天西方深陷危机和中国道路方兴未艾的五百年未有之历史新局下，“民主”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时代含义。其实早在百年前，这个“民主”的指向就不是西方。客观而言，“五四”之所以是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恰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走向西方的潮流就此在这里完全扭转：由于巴黎和会的出卖，中国在巨大耻辱和悲愤的激发下而转向了人类新制度的试验场——苏联。
随后百年中国的不凡发展不但历史性地证明了“五四”引领中国转向的正确性，更以自己的巨大成功反衬了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如果说当年“五四”外溢的全球意义是一个古老的中国重新选择借鉴一个外来文明的话，那么今天百年后的“五四”，其世界意义就在于激发全球反思西方制度文明的危机。
英法美三种典型的民主形式都陷入困境
十年前，当中国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今天，当中国迎来建国七十周年的时候，又爆发了全面的政治危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纷纷陷入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中。
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定在国会一再被否决，将面临无协议脱欧最坏的局面。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风起云涌，在软（大幅度满足抗议者的诉求）、硬（声称决不让步）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年轻的马克龙总统不得不搞起了空前未必绝后的、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政治大辩论。
美国则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政党恶斗以史上最长政府关门为标志进入了历史性新阶段。双方针锋相对、绝不妥协的立场前所未有，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政府关门状态下安全无法保障为由取消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尽管国土安全部声称已经做好了维安的所有准备。特朗普则随后在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出发前几分钟取消了她使用军用飞机的权力，中断其出访阿富汗的行程。这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双方都把限制对方正常和必要的国家行为做为目标。显然，每一方都把国家命运当做博弈的筹码，就看谁第一个倒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最后都没有倒，而只不过是国家倒了而已。
美国的政党恶斗导致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机构停摆（图片来源：网络）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别代表了西方三种典型的民主形式：英国是议会制，法国是半总统制，美国是总统制。它们同时陷入全面的混乱和停摆之中，结论自然是：西方民主陷入全面危机。
危机的根源在制度
面对危机，首要的就是分析原因。一般有两个角度：国民性和制度。英国属于经验主义，法国则是浪漫主义，美国堪称是实用主义。国民性不同，但都面临同样的空前挑战，所以这场危机和国民性的联系并不是很大，根本的还在于制度。
西方的近现代民主制度从英国走到今天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精英民主（少数人有投票权）到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英法有近百年的历史，美国则不过五十余年。从实践来看，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成功。虽然其理念颇为美好，但现实却非常骨感。
现在回过头看二十世纪，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在上一世纪共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第一种试验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走进历史。第二个试验西方还在勉强维持，但其不可持续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不管是哪一种制度设计，只要抹杀个人差异而追求某种绝对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制度设计的四大缺陷
现在来看，西方这种制度设计有四大违反常识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认为大众永远是正确的。而一旦民众做出错误选择，就再也无法改变。
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如此。当时的首相卡梅隆自以为脱欧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严重，民众一定会支持留在欧洲。以致于投票开始后，他已经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准备庆祝仪式了。结果却爆出了本世纪首个重大黑天鹅事件。虽然全世界都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着继续错下去，而无法纠正。否则将直接危及现行体制的合法性。
类似的事件还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鹅事件：特朗普被美国人民选为总统。尽管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选举结果出炉时曾一度怀疑这个制度，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则直接声称美国制度已经失败。但整个社会除了接受，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因为如果否定选民的错误选择，就等于直接否定这个体制。
按说，没有谁是万能的，都可能犯错本是一个常识。中国1949年的革命以农民为主，革命胜利后农民也占国家总人口的80%以上。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在西方这种制度下，谁敢承认选民主体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认，还一定会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后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选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赢得选举。在今天的印度，许多政治人物知道农民不会使用电脑，就干脆提出禁止使用电脑的竞选口号。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向下议院陈述欧盟针对英国“脱欧”延期的相关决定（图片来源：IC photo）
我以前曾总结过，在西方这种制度下，大众必须是理性和充满智慧的，既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未来，也深谙复杂的国际关系，更有必要时能为了他人和国家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这样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个建立在不存在基础之上的制度，怎么可能不百病丛生走向危机呢？
第二大缺陷是权力和责任无法保持一致。
按说，权力和责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在西方这种制度设计下，大众拥有决定谁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实行什么政策的巨大权力，但却没有与行使这一重大相关权力的责任。或者说这种责任只是口头存在，但却无法监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个选民都应该去投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了解每一个候选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话，应该对议题充分了解，还要知晓其利弊。
以这次英国公投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说有近三成约一千三百万选民没有出来投票。即支持者、反对者和弃权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脱欧的只比反对者多出122万张票。结果就是这122万人决定了一个6600万人国家的命运。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铁杆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极端的、活跃的少数就将代表多数。2017年法国议会选举，投票率竟然只有42.6%，连一半都不到。这不仅仅结果是否真实反应民意的问题了，而是直接令人质疑这个结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很多选民连欧盟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投了票。结果出来后，在英国竟然如现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查询什么是欧盟竟然升到网络使用第一名！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了欧洲宪法《里斯本条约》，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否决的原因并不是选民对这个条约多么不满，相反他们很多人根本看都没有看过这个条约。他们只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了反对票。一个影响自己国家和欧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儿戏以对。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国公民社会的“黑手党化”：只要权利，不要责任。甚至借国难之机而向国家发难，谋取个人利益。2003年，法国出现罕见的高温，造成上万人死亡。2006年，当高温再现法国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吸取教训的法国医疗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问题发动罢工！向政府施压，以满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办奥运会进入倒计时一刻，当国际奥运会到巴黎考察时，交通部门就选在这一天进行总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个时候才最有效果。最后巴黎申办失败显然与此有关（毕竟奥委会担心如果举办奥运会时也如法炮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2016年特朗普胜选，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坚决反对特朗普种族主义立场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别是许多摇摆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这些摇摆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数获胜，他们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选的结果。更令人叹息的是，当初是无数民权先烈的生命才换来今天黑人的投票权，却被白白浪费掉了。
2016年，没有从政经验的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图片来源：IC photo）
三是去专业化。
人类发展到今天，社会越来越复杂，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专业化成为必须遵守的原则和常识。即使是一个单位的招聘，也明确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该领域的工作经验。然而，西方这种制度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出现了去专业化的现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胜选后任命的政府中实际的二号人物、主要负责外交的国务卿蒂勒森同样是一个从未担任过公职，也从未从事过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内阁成员也大都没有相关领域的历练，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仅有两人：退伍军人事务部由副部长大卫·J·舒尔金担任、交通部长是曾担任过副部长的赵小兰。
虽然不能绝对说没有相关经验就一定不胜任，但这和官僚体系专业化、国家治理专业化的趋势相违背。绝大多数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门的经验和知识储备，而由于年龄原因，既很难避免过去领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经验的影响，也很难再重新学习。
法国也同样。马克龙总统缺少从政经验（大选时他的政党才成立一年、他从未参加过选举、仅担任过两年多经济部长），他任命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仅担任过边远小市的市长和国会议员，其经验比马克龙更少。其组成的22人内阁，第一次担任部长的就高达18人，其中9人是纯粹来自社会：有民间环保人士、记者、奥林匹克击剑冠军、医生、出版社首席执行官。
由于非专业化，也由于体制因素，内阁成员往往缺乏不稳定性。
奥朗德政府五年中换了三位总理。重要的内政部长和经济部长分别五年内四次、三次换人。外交部长是两次换人。如果从整个法国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任期来看，哪么从2011年到现在，法国这个国家从总理到外交部长、劳工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体育部长都已经更换了五次，最短的任期仅有4个月23天。
特别是法国面临经济和安全两大迫在眉睫的挑战，结果极为重要的经济部长竟然更换了六次，内政部长更换了7次！虽然说法国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经济的部长如此频繁的更换，一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好呢？在恐怖袭击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负责安全的部长如走马灯轮换，这个国家的安全还能有保障吗？
特朗普则不到两年间内阁基本更换一遍，多达22位官员被更换，42起人事异动。多达65%的离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离职。上至国务卿、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幕僚长、FBI、总统顾问下至白宫发言人，可以说数都数不清了。到现在，四分之一的内阁首长都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党竞争的设计初衷违背人性。
西方这种多党民主的制度设计是希望通过政党竞争促使执政党更好的治国理政，希望通过在野党的监督，确保执政党少犯或不犯错误。通过这种设计建立问责制。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都想成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犯的错误越多，越严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党能够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条件。于是良好的初心就演变成今天的政党恶斗，政党利益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次法国黄马甲运动发生了许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国家文物、法国的象征凯旋门也遭到损污。应该说不管立场如何，反对暴力应该是各政党最基本的共识。结果除了马克龙政府反对外，其他在野党却完全相反。它们或者谴责马克龙导致了暴力，或者谴责政府故意放大暴力来污名化黄马甲运动，或者指责政府是转移视线。
“黄马甲”示威者打杂法国国家文物（图片来源：网络）
比如“法国站起来”党魁讥讽内政部长，本来属于放火政府，现在却扮演起救火队的角色。他甚至指责政府有意识在星期六让暴力膨胀，从而让人民运动失去信用。共和党也谴责暴力，但谴责的是“自我封闭在这一暴力中的共和国总统和政府”，称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取人民，没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发人民的愤怒，把责任全推到执政党身上。
而极右和极左政党都公开支持黄马甲的一切行为，称之为是爱国者，是人民起义。极右翼领袖勒庞女士甚至“诗兴大发”，发推称赞：“英雄啊，黄背心，你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壁垒，高唱马赛曲，保护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免遭到打砸。你们是站起来与小流氓勇敢斗争的法国人民”。在野党趁火打劫、火中取栗发国难财的味道非常浓厚。
美国政党恶斗更为严重，其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关门。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关门是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是矛盾无法解决、各方绝不妥协全面冲突的结果。特朗普上台以后，政府已经关门三次。这一次由于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双方势均力敌而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
表面上看，双方对立之处是要不要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拨款，但被后则是双方的战略对决。一是特朗普要连任就必须建墙。这是他最主要的选举政见，而且也是少数至今仍然没有兑现的政见之一。而民主党要想重新执政，就必须全力阻击。这也才会出现美国历史上政治最高层斗争中从未有发生过的极其罕见的先例：议长取消总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总统取消议长外访！如果说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还算是保持了基本礼貌的话，一向粗鲁的特朗普则是在代表团出发前几分钟才告知对方。
二是双方的理念南辕北辙，根本就没有妥协的可能性。西方这种制度必须社会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对重大问题有基本共识，才能在一些具体的政策差异上进行妥协。如果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共识，哪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民主就成了斗争的工具。民主党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对外来移民持欢迎立场，并认为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的责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则把很多问题如安全、就业等归罪于移民。皆尽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后快。当然理念的背后也同样是利益。众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党，传统白人多支持共和党。在选票为王的制度下，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双方厮打的如此惨烈，如此不择手段，原因就在这里。
三是中期选举过后，政治版图重新划分，对立双方都希望通过某件事立威，确立于已有利的行事规则。如果一方率先妥协，以后就很难再压倒对方。
于是在这种种考量之下，美国历史上最长政府关门纪录诞生了。整个国家成为政党博弈的人质和筹码，成为政党利益的牺牲品。
事实上，这种违背人性的制度设计不仅影响到国家大政，就是民生议题也一样。比如奥巴马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许诺效仿中国修建高铁。但八年过去了，却寸铁未成。一个是民众不愿意拆迁，二是利益受损的航空集团、高速公路集团、能源集团以及酒店业反对。三是相关议员要求高铁必须在自己的选区经停，否则就给予否决。四是共和党执政的州反对来自民主党执政联邦政府的决策。除了民众和资本因素外，政党利益博弈就占了两条。
西方制度模式不能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另外西方这种制度还有一个内在的重大缺陷，只不过这个缺陷只针对多民族国家，所以并不如以上四大缺陷哪么令人瞩目，但对中国却具有极其特殊和重要的意义。即一个多民族国家一旦采用西方制度模式将必然走向解体。
今天西方多个国家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历史上美国为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爆发了内战，六十余万人丧生，超过一战和二战时的伤亡。
魁北克独立运动（图片来源：网络）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个灾难往往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苏丹等等都是如此。
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国家认同、种族认同方面不但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还助长了民族和国家的分裂。苏格兰和英格兰实现统一已经三百多年了，魁北克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也已经250多年了，巴斯克地区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都已经超过五百年，但它们仍然都要寻求独立。
原因就在于一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决，它刺激和培育少数民族的独立意愿。二是不断举行的选举一而再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国家意识。
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内在性、致命性缺陷，不仅使它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更令一个多民族国家即使勉强维持统一，其治理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让步后也往往于事无补。比如英国为了维持爱尔兰的统一，不得不大开杀戒，而它自己也屡屡受到恐怖袭击，甚至首相都未能幸免。当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时，英国曾威胁它将不能再加入欧盟。但没有想到的是，英国自己却选择了脱欧。愿意留在欧盟的苏格兰又将再度发起独立公投。英国今天的困境还没有到谷底。
西方全面政治危机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
毫无疑问，正是先天性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机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现的所有问题如短期行为、不能制订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困难时消减福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关。
当然一个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发还是需要外因的，这就是全球化、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机的外部条件。
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有二。
一是中产阶段迅速萎缩，成为少数。今天的欧美都降到50%以下。根据西方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产生、运行和维系的基础正面临崩溃。
全球化导致发明创造带来的巨大利润只能被少数人获得。本国民众无法分享。比如苹果手机是美国的发明，但生产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苹果公司获得巨额回报，美国广大民众却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失业。特朗普虽然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但研究数据表明，90%的失业是由自动化造成的。从自动化技术获利的也是少数精英。
二是网络助推民粹主义崛起。当一个国家最穷和最富的群体超过中产阶级，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就会崛起。过去由于政治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成本，它们都会受到技术性制约。但在互联网时代，却一切都成为可能。
社交网络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了“宇宙网红”（图片来源：网络）
比如从传统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杀。但他却一路高歌猛进，笑到最后。其原因就在于网红政治时代的到来和他个人特质的有效结合。
在电视和报纸传统媒体时代，政治素人根本没有表达机会，自然也没有办法对选民产生影响。但在互联网时代，和网民互动的成本几乎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争议，就有了知名度。特别是在信息爆炸时代、求新求变时代，传统政治人物谨言慎行的风格越来越令人厌恶，那种不讲道理、激进、偏激、处处说错话、挑战传统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关注和轰动。可以说越无赖越能打动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联网面前正面临着感性打败理性的严重挑战。
由于长期的政治历练，这种网红品质在传统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才可能具备。所以特朗普就靠一个推特打败了所有媒体。
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频频出现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义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说中产阶级还是相对理性和稳健的话，哪么当一个国家失去这个主体、民粹主义崛起的时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众永远正确、权力和责任分离、政治的非专业化、政党竞争违背人性的设计等都会共同爆发出来。
只是全球化、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都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仅仅难以适应就要会被历史淘汰，更别说还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将是西方无法跨过的历史之门。
纪念“五四”，当然难忘历史悲情，在东西方此消彼长的今天，我们也自当会有一份面对先烈的坦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警醒：短短百年历史就上演了两大轮回，哪么在中国迎来下一个百年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今天的自豪吗？“五四”即是一个对沉沦西方的现实审视，岂不也是对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历史观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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