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五四后三十年”意味着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锐】

1983年，陈旭麓为自己的学术论文集作序时指出：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之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

在这里，他似乎预料到了当代文化表达的某种特征，即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性可能需要再次被强调，而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凭借由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意识形态所形塑的“直觉”去“追踪现实”，然后感觉古今之间仿佛有相似之处存焉，于是不断“借史发议”，美其名曰“常识”。

针对当时尘嚣直上的“反思”——即“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历史的再认识”，陈旭麓认为：“除了反思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点点反思，也就是反思的反思”。从这段颇为拗口的表述里，或许可以看到陈旭麓真正的独立思考精神。

具体言之，就是充分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概念是完整的，没有半殖民地，就没有半封建；有了半殖民地，才有半封建”。它“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存在，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事实”。而从全球视野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毋庸讳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流行，离不开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普及，但在陈旭麓眼里，这恰恰提供了深入思考近代中国社会特征的切入点。他指出：“关于近代社会的特征，过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已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参考的特征”。如果说“革命”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主题的话，那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证”。

陈旭麓《五四后三十年》

在笔者看来，通过仔细涵咏陈旭麓这些关于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总体思考，也许能更好的理解他在初版于30年前的《五四后三十年》一书中对于这段历史时期总体特征的描述：“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却又灭不了中国，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到处在严重的裂变和不断的新旧冲突”。由此而生的问题或许就是，为何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长期侵略”，而中国却依然未被灭亡，这背后的政治力量及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资本主义是19世纪以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角之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那么为什么这一要素在近代中国总是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完整的、具有根基的形态？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理念，历史的要义在于“属辞比事”，将“空言”写于“行事”之中更能“深切著明”。《五四后三十年》一书正是通过详尽的历史叙事，给出了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五四后三十年》以“革命的新纪元”起，终于“新中国的诞生”。从标题即可看到，此书重点分析的是作为“新纪元”的思想、群体、人物、集团，如何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亮相，通过30年的奋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说到“革命”，其实它从清末开始就在中国传播流行，所谓“中华民国”也是在革命的口号之下成立的。但这里强调革命运动中的“新纪元”，也许意在彰显与过去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不同之处。而正是“五四”赋予了这一“新纪元”成为一股重要历史力量的契机。恰如书中所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因与工农群众相脱离，以致多次奋斗，一再归于失败”。而“通过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国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身上”。

王进喜  图自网络

依笔者之见，这一论断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有着数千年士绅支配的传统，各种新旧士绅想象一直颇有市场，而作为一般性普遍概念的“民”，其地位在这一传统里正如韩愈所言：“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因此，“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陈寅恪尝谓：“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家世”与“地域”是理解中华文明存亡绝续的关键。如果用这样的视角分析近代“新陈代谢”，那么极有可能难以在立场和价值观层面体会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历史意义。因为广大工农群众并无陈寅恪那样的“家世”，他们在某一“地域”既不能收租，也不能放贷，更没有建立在这样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功能”；难以理解为何当时会有“劳工神圣”的口号出现，为何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教授会认为被今人归于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人，“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通过经济组织和实践，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忽略是自由主义的公众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对五四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解趋于某种“变型”，忽视当时真正存在于社会上的巨大历史能量。

陈寅恪故居  图自网络

就此而言，这本书的再版无疑打开了一个进入历史深处的窗口。本书用大量篇幅叙述了1920年代以来的左翼思潮、工人运动与现代农民战争，正是五四运动所形塑的这些新的政治力量，使中国具备了摆脱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困境的可能性，特别是回答为何“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不了中国”。在前文提到的陈旭麓认为其中包含大量“精辟的论证”的那套书中，有两篇文章也许在今天特别值得注意：一篇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篇是《论持久战》。前文把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置于一个广阔的视野之中，通过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指出其对于中国不同政治集团的影响，进而探讨如何突破这一格局的具体战略。后文冷静地对比中日政治军事力量，从国内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预估战争的进程。这两篇文章背后的风格与精神，正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文章作者1919年曾主编、主撰一份名叫《湘江评论》的刊物，他在《创刊宣言》里开宗明义的指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探索这一力量，作者十分关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变动的轨迹。在作者发表于这份刊物的文章里，涉及到日本抢米风潮、西欧罢工运动、阿富汗与印度的关系、匈牙利与东欧政局、德法之间的“莱茵共和国”纠纷、美国托拉斯势力的经济主张等内容。这是一种何其广袤的世界视野，五四运动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风气，在这份刊物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而发现“吃饭问题最大”，认识到“民众联合力量最强”，其实也就彰显了为何“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下却又灭不了中国”的根本原因。本书所叙述的许多历史事件、披露的许多历史资料，或许可以在这样的思路下来阅读、体悟。

回到书中序言提及的另一个现象：“中国在夹缝中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蜕变为资本主义”，这需要分析五四以来历史变迁中更多的复杂现象，特别是握有大权的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特征。本书对此也有大量的叙述。不同于一般性的概括，本书在提出具体论点时，披露了许多史料，能够让人对这些历史现象有更为直观的感觉。根据书中的叙述，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民初政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由军阀与士绅共同支配政治权力，前者拥有武力基础，后者在形同具文的政治架构中纵横捭阖。其次，经济上高度依赖向列强的借款、附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极慢，更无法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效支持。最后，制度设计上难以与中国现实接榫，普遍的“民”意并不在场，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形同“无声的大众”，缺少制度上的流动、整合与吸纳渠道。北洋时期许多政治纷争，其基本症结就在于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参与者，难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此而言，能否真正克服、扬弃这一弊端性十分明显的“民初模式”，成为后来中国政治进程的关键所在。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并未能做到这一点。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内有理想、与工农大众有联系的党员大半被杀害，留在政权里的多为蒋氏亲信、地方劣绅、军阀武人，以及原来北洋政权中的大小官吏，这样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是借由所谓“训政”，成为新的政治寡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确实想发展经济，但它并未改变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致使中国难以形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经济长期掌控在与国际金融资本和国民党官僚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力量手中，买办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横行一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显得步履维艰。

更有甚者，本书通过详细的举证，澄清了对于蒋介石政权的一些基本感观。蒋氏在1930年代扶持各种特务组织，后者鼓吹法西斯主义。正如与之长期打交道的周恩来所论，蒋记国民政府“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理解了这个政权的性质，就能够更为深刻的认识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场景：

红军主力撤离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清剿”。他们纠集豪绅地主组成“返乡团”“民团”“铲共团”“暗杀团”“壮丁队”“义勇队”“靖卫团”“清乡委员会”以至“杀人会”等，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每到一处，搜山、封山、烧山、移民、抓丁、贩卖人口，对红军家属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施行活埋、枪杀、挖心、肢解、碎割等酷刑。仅闽西一地被杀绝的农户有4万多家，被杀害的群众达10万余人。原有12万人口的湘鄂赣的连云山地区，被摧残成杳无人迹的荒漠地区。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根据地内“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烧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间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这些描述非常直白，已经不需再做阐释。而问题或许在于，今天人们是否还会觉得这些记载是理解蒋介石政权的重要依据，或者说认为这些历史还值得写吗？是否还会对这些被国民党残杀的广大农民心生同情。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保民而王”，强调“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么在进行这些杀戮行为的同时，蒋介石竟然还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借用他所仰慕的曾国藩的话来说，这真是要让“吾孔子、孟子之所以痛苦于九原也”。以笔者自己的阅读体验，读完这本书中对于蒋政权的叙述，能够更好理解为何毕生以阐扬儒学为己任的梁漱溟晚年回忆起蒋介石，会认为后者的特点就是“太虚伪”、“太自私”，调侃其最大贡献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

总之，《五四后三十年》不但在史学规范上严谨细致，叙事流畅清通，资料丰赡详实（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而且对于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与思想意义，特别是能够澄清许多晚近大众文化传播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最后，关于这本书书名中的“三十年”，笔者想起包含大量“精辟的论证”的那套书的作者在70年前一篇文章里说到的话：“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笔者不知道陈先生当初定下本书书名，是否包括了这句话中所提及的思想和情感。但关键在于，再版陈先生主编的这套书，是否能提供一个让今人真正接近这样的历史情感与历史价值观的渠道。毕竟，这样渠道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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