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影响和趋势
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轫催生了欧美(西方)主导的近代、现代国际大格局，这一状况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非西方力量经过70多年发展而逐步壮大，已经超越了临界点。估计大约再过30年，非西方力量将与西方力量并驾齐驱，共同形成新的国际大格局。
但是，当前正是充满曲折、矛盾、竞争和斗争的迂回爬坡期。国际体系基础发生变化，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治理相对滞后，因此更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主要力量充分认识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势,准确界定各自和共同的战略方位，坚持多边主义和反对单边主义，争取建立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大格局,进而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建设。
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基本特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大格局是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观察、分析和理解世界变化的重要切入点。
(一)国际格局的定义及时代意义。
国际格局指主要国际力量或主要国际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乃至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状态和力量对比态势，一般指综合实力的对比(即本文所述的“国际大格局”)，但有时也可分为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安全军事格局等。
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大格局的表述和定义尚未完全形成共识。美国较多采用“世界力量中心”或“世界力量对比”的说法。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在1971年7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就把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列为“世界五大中心”。
当年认同尼克松“世界五大中心”之说的基辛格在近半个世纪后对世界主要力量有了新诠释。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把美国列为领导力量，欧洲、中国和亚洲列为重要力量，还从非国家的多种文明和科技发展等方面看待世界的重要力量。
基辛格《世界秩序》（图片来源：网络）
欧盟认为，当今世界是欧、美、中三大力量并立的格局。俄罗斯和中国以“多极化”来概括当前国际格局，指出：“双方相信，当前国际体系正在朝着多极化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国际大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
国际格局一旦形成，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并发挥其影响。正确认识国际大格局的相对稳定性有利于坚持战略方向，增强战略定力。
第一，国际力量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力量对比开始从美苏两极向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冷战结束近30年来，国际主要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走向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西强东弱和经济科技上北强南弱的基本态势尚未发生根本的转变，西方在力量对比上仍处于相对优势。另一方面，政治外交上的东升西降和经济金融上的南上北下的国际力量对比趋势也在继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继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崛起之后，非洲大陆崛起的势头也相当强劲，正在同亚洲崛起相互呼应，在气势上直逼美欧。而且，非西方力量的上升正在从经济和政治领域迅速向科技、文化、教育、舆论等诸多领域迅速拓展。
第二，时代的主题和时代命题仍将长期保持不变。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领导人以杰出政治家的战略远见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命题问题。数十年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和平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和时代命题。从时代主题方面讲，国际社会的主流要求不是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而是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
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武装对抗,美国和中国在经贸问题上有斗争，但当今世界与爆发一战、二战和冷战前夜的世界具有本质的不同。世界大战或主要力量大规模武力对抗的可能性依旧很小，一些武装、宗教和种族冲突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乌克兰的舰艇在刻赤海峡遭到俄罗斯扣押，但美国的舰艇在大西洋航行不会遭到俄罗斯潜艇的攻击。
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方就叙利亚问题在索契会晤（图片来源：IC photo）
从时代命题方面讲，天下远非太平，国际社会面临的战争、动乱、贫困、大规模疾病、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挑战正在以新的内涵和形式向纵深发展。而且，全球治理机制的赤字和滞后更是增加了时代命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第三，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积聚巨大的促变能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之后，世界正在开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对经济的促进和催化作用可望达到历史的新高。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抓紧制定新的科技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确实，当前的科技创新正在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新的消费和新的发展，其产生的促变能量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三)充分认识国际大格局变与不变的双重特点。
国际大格局态势和趋势的相对稳定性说明，国际形势发展具有自身发展的周期和规律，都需要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决定当代国际大格局的一些主要因素具有内在自动和外部互动的持续性，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维护了转型过渡期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崩盘，为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前瞻和清醒地认识国际大格局，不仅能更加科学客观地界定内政外交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使国际社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形成更多合作的正能量。而且，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国际大格局绝非任何一国之力所能单独担当，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善用历史机遇期。特别是在面临重大变化时，更要与时俱进，从容和有效地应对，在变化中胜出。
国际大格局变化的动因
国际大格局的变与不变只是表象，我们需要透过表象认清其本质，并进而达到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的目的。正确认识国际大格局的态势和趋势是坚定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信心的基础，准确把握这些态势和趋势又能坚定战略定力和坚持战略目标，从而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中促进国际大格局朝着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方向继续前进。
(一)世界经济在曲折中发展。
物质是世界的第一属性，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既有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举步维艰的困难。
一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显现的国际合作意识和当前的科技创新等都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动力，在总体上避免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并使美国、中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维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长。此外，国际社会虽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和改革方面屡屡受挫，但创建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及有关机制以取代原有的西方七国集团而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其最具活力的亚洲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失去的20年”，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1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投资等也深受影响。世界经济有进有退，曲折前进。
泡沫经济崩溃前夕，日经指数屡创新高（图片来源：IC photo）
(二)大国的动态平衡。
与二战后和冷战后相比，当前的大国力量对比的差距正在缩小。在政治方面，美国的领导力和主导力都在下降，欧洲的自主和自强意识在增强，俄罗斯力图重振大国雄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
在经济实力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经济体2018年排行榜前十名依次为:美国(20．412万亿美元)、中国(14．1万亿美元)、日本(5．167万亿美元)、德国(4．211万亿美元)、英国(2．936万亿美元)、法国(2．925万亿美元)、印度(2．848万亿美元)、意大利(2．181万亿美元)、巴西(2．138万亿美元)、加拿大(1．798万亿美元)。
在国际机制方面，许多大国认识到相互的利益交汇和共处共生的客观现实及需要，因而接受现有国际机制最低限度的约束，维持着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的基本秩序，注意发挥国际机制的作用，如维持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三)社会思潮的正向动力和逆向阻力。
当前，一些国家朝野的思潮和动向都有新的表现和影响。
美国民粹主义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相继(威胁)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冲击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影响到许多国家和人民在世界范围内合作共赢的思想和意愿。英国的“脱欧”正在对战后区域一体化领头羊的欧洲形成强大的冲击。此外，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导致暴恐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有恃无恐，致使“伊斯兰国”应运而生并为害世界。
但是，我们仍需坚持两点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群”中要看到国际社会对其举动的批评和抑制，在英国“脱欧”中要看到英国国内的辩论和欧盟对地区主义的坚守，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现象中要看到极端暴恐主义其行不远。因而，国际的主流思想思潮是稳中求进而不是乱中取利，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是把求和平、重经济、促发展放在第一位的。
在大国的联合打击下，极端组织节节败退（图片来源：网络）
超越临界点后的迂回爬坡
当前国际大格局已经超越了总体力量对比的临界点，但与前些年相比，国际社会正处于充满挑战的迂回曲折时期。
(一)世界经济进入徘徊期。
世界经济复苏接近周期性触顶，下行风险逐渐增加。
2018年，世界经济保持了2016年中期以后的复苏态势，实现稳步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均有望达到3．7%，是2012年后最好水平。
但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全球经济治理遭受重挫，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经有所下降，部分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可能已周期性见顶，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增大，下行压力已更为明显。此外，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也还需要克服众多的不利因素。
(二)国际力量对比进入盘整期。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总是有阶段性的，相互进退常常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
二战后，广大亚非国家形成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和日本实现了战后复兴和经济起飞，此后成为世界经济美、欧、亚三大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兴起和美国越南战争失败恰成对照。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逐步实现大国的崛起。90年代，美国成为冷战的最大赢家，但很快又输掉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丧失了不可一世的“一超独霸”地位。本世纪头10年，金砖国家进入发展和兴起时期，开始了群体性崛起和机制性合作的新阶段。
当前，特朗普总统在世界上大力推行反建制战略和政策，力图以此使“美国重新伟大”。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内部矛盾突出而注意力内顾。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而承受着更多的战略压力。在金砖国家中，近几年只有印度仍维持高速增长，南非和巴西的内部政治争斗和经济困难制约其外交的进展。国际力量的这一盘整期估计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三)国际机制建设进入爬坡期。
上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正反两方面对国际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际经济机制和全球性挑战的应对机制有了较大的发展。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并使后者真正具有了“世界”意义。2008年，二十国集团从部长级升格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承诺对股权和投票权进行了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改革。
但是，各国在对国际机制建设和改革的承诺到落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退群”言行更是延迟了有关的进度，甚至还可能导致局部的倒退。中国是国际机制建设和改革的推动者，但也面临目标和能力不尽如人意的挑战。
例如，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阐释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但是，如何把杭州峰会的“中国印记”转化成世界现实，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
在杭州举行了G20峰会（图片来源：IC photo）
国际大格局未来30年的趋势
经过战后70多年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进程估计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方能真正实现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大格局。
(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从上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国际政治格局逐步走向西方和非西方力量之间的基本均衡，从而最终结束西方在过去500年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垄断和主导，并开启公平正义、相互尊重、共处共生的国际政治新格局。
第一，非西方国家梯次型地提高政治意识和自信。在20世纪50～70年代，广大亚非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在20世纪60～80年代，广大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头10年,一些亚非国家受西方鼓动影响而陷入动荡。
但是，这些国家在曲折中有了新的感悟，从中国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非西方国家政治合作向纵深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掀起了地区和跨地区的政治合作高潮，非洲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太平洋联盟以及中国同亚非拉的跨地区合作等相继推出和不断发展。
此外，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组织也逐步发生形式和性质的变化，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联合自强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30年里，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联合自强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建章立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西方政治力量在弱化中维系。在未来30年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过渡中，和平方式将是主要的，非和平方式则是第二位的。西方仍将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西方在政治主张、价值取向、制度理念和舆论宣传等方面仍拥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内部团结、政治领导、感召影响和前瞻引导等方面的能力将日趋式微。后者的态势和趋势在道义和实际上都更加有利于非西方力量的发展壮大。
因此，在共处共生大环境下，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力量转移在实现了质变之后不是走向相互取代，而是裂变为更加多元多样的政治存在。
非洲在中国经验的启发下加速发展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图片来源）
(二)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
非西方经济力量的提升在百年变局中最为显著，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与西方经济力量并驾齐驱，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始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起飞和赶超进程。在80和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改写了由日本领航的“雁行模式”。进入21世纪后，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近些年来，金砖国家总体增长势头放缓，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强劲的势头，中国经济在中速增长情况下的绝对增长量也超越了高速增长期。这些都为发展中经济体总体实力的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与此相匹配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有了明显的增加。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股权和投票权的增长势头日益高涨。而且，在今后30年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制将会更加成熟和有效，从而使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金融领域力量对比也更加平衡与公平。
(三)国际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这三大领域的格局中，西方力量在安全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而非西方力量在该领域的进步历程也将最为艰难和漫长。
第一，国际安全格局的基础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就军事综合实力而言，美国的军费开支和作战能力都稳居世界第一。根据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18全球军力对比报告》，2017年度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220亿美元，超过其后九国的军费开支总和。而且，根据预算，2018年度美国的军费预算高达7000亿美元。非西方军事集团有三国进入前十位：中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为第二、四、六位。
但如果以军事综合实力而言，俄罗斯应是世界第二位。展望未来30年，我们不仅要看到美国四处出击对其军事实力的牵制和消耗，而且更要考虑到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军事的基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因此，30年后的世界军事实力对比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第二，国际安全军事机制的运作和效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占据三席。在军事联盟方面，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历经战后70多年而继续存在。而且，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创的“志愿者和能力者联盟”，所谓的“国际联军”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屡试不爽。
展望未来30年，俄罗斯倡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倡导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经过磨合和考验后将会不断成长成熟。
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行（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国际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具体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方面占据相对优势，而且还有始于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始于200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等为此出谋划策和宣传造势。相对而言，由俄罗斯主办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始于2004年)和中国主办的香山论坛(始于2006年)等非西方的安全军事论坛在历史、规模和话语权方面还不在同一等量级上，因而需要作出更大和更加持久的努力。
但是，西方的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具有内生和难以克服的问题，如难以摆脱安全军事大战略上的敌手和扩张的零和理论，始终难以形成合作共赢的世界和平大理论，因而，西方尤其美国在具体的理论和战略上的优势远远不足以补偿总体的理论和战略缺陷，在二战后被迫经历了从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支那、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
从长远来看，基于和平与合作的非西方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要比基于战争和敌手的西方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更有后劲，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成功应对近、中期的挑战，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赢得安全军事理论和战略的优势。
结语
我们在分析国际大格局百年变局时，需要以近代和现代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背景，以战后70年和未来30年的发展为分析的时间框架，从而对国际大格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把握历史规律和顺应时代潮流中继续前进。
70多年来，国际大格局的持续和变化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密切相关，呈现同步或交叉发展之势。在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中，“站起来”的中国最终成为“两极”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形成了当时美苏中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富起来”的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约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势头，延续了多极化进程。在未来30年，“强起来”的中国将同国际社会共同稳固多极格局，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时代潮流。
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力量提升夯实了它们与西方力量基本平等关系的基础，丰富了国际大格局的地域和领域内涵，增加了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道德和道义导向，强调了和平发展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逻辑互动。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力量具有强烈的时代进步意义，日益增长的实力后盾，因而它们主张和追求的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新格局也是可望实现的。
国际主要力量在经过百年发展后，将真正结束500多年来西方的垄断和主导，美国、中国、欧洲、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地区大国将共同成为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主要贡献者、决策者和推动者。而且，在中国倡导的“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APEC+”等已有实践和理念中，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不仅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推进国际大格局发展中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而且还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中国怎样强大，它的力量毕竟总还是有限的，需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为此，中国应以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发展规律，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科技创新，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和加强伙伴合作关系，伸张国际公平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建设新型国际大格局。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3期，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