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中国没兴趣走老路，而是选择用务实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崛起的大国将把国际体系引向何方，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命题。每当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进入一个新阶段时，都会引发各方的关注和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一词能够在近几年成为讨论的焦点，成为某种时尚的语汇，本质上就是人们再度关注已经明确进入不可逆崛起进程的中国，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将为体系贡献何种可能的新秩序。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则可以看做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答案的舞台。崛起的中国，没有兴趣走上“崛起—挑战”的传统路线，也不会将自己转变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自己批评和讨厌的形象，更不愿在21世纪的今天，重现1648年以来在国际舞台曾经反复出现的治乱循环。
崛起的中国，真诚地希望以符合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路径，为世界作出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也就是通过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找到自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定位。
非常明确的是，尽管有“反全球化”的思潮，以及被这种思潮驱动的各国实践，但总体看，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反全球化”思潮与其说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不如说是要求相关国家就全球化进程的成本和收益如何在国内分配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再思考，并寻找到解决方案。“反全球化”以及“民粹”、“新右翼”等思潮，不过是具体国家根据本身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本土化实验”以探寻解决方案，以及由这种实验引发的模仿性扩散。就目前已经有的实践看，这种解决方案的“本土化实验”，都有“部分正确地看到问题，而选择错误解决方案”的特征：
一方面，相对那些片面强调全球化正义性的所谓“建制派”，“反全球化”的实践者至少敢于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各国均存在全球化进程的利益受损者。这些客观存在的利益受损者，不应被继续漠视、忽视乃至无视。这些受损者做出了必要的反应，就是在国内政治过程中，运用投票行为，做出了出乎“主流”意料的选择。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都可以看作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另一方面，“反全球化”开出的“民族主义”药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2017年班农在演说中疾呼“中国出口通货膨胀，导致美国中西部和英国上中西部的工人被掏空”，“相比建制派，工人知道他们失去的就业岗位去了哪里”，就是这种药方的典型体现。
这种药方的本质，在于不提支撑工作机会全球重新分布背后的动力机制，简单地将之解释为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和英国工人的工作。被这种药方略过的部分，就是这种工作机会转移的驱动力，是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对剩余价值没有止境的追求；这种追求下主动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而不是中国在经济活动中的“作弊”，才是导致曾经的发达国家被掏空的真实原因。
“反全球化”思潮出现这种缺陷的原因，有知识结构和观念认识的问题，更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无论何种“反全球化”思潮，都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上层建筑在进行自我调整，而非自我革命。这种调整是有边界的，即不能以任何形式，触及造成这种问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21世纪资本论》一书遭遇的空前严格的形式审核，体现了作为这种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欧美主流社会科学，下意识避免进行实质性自我批判和否定的自觉；主张进行均衡分配的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阶段就被超级代表的投票赶出局，主张强硬反制中国挑战甚至不惜一战的班农成为首批离开白宫的核心幕僚，则是美国国内政治结构自动调节机制发生作用的典型体现；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性焦虑情绪在欧美精英群体中的扩散，以及由此带来的众多令人感到迷茫的自相矛盾的举措，则是更宏观层面制度性缺陷的体现。
在体系层面，伴随中国崛起而再度出现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各种讨论，是这种缺陷在更宏观尺度上的展示和体现：持续强调特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以此凸显维持和巩固欧美霸权—寡头体系支配下的体系的正义性，将视线更多地从利益分配上移开，用强调普世原则的方式来维系有利于欧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进而有效地转移、对冲乃至缓解内部的压力和矛盾，本质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自我调节能力逐渐趋于枯竭的某种迹象。
当然问题的有趣就在于此：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体系来说，客观上提供了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毕竟如果中国真的去复制大国宿命的做法，相关摩擦和冲突的激烈程度，历史上早就有近似的模拟演示；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无疑也起到了加速焦虑的作用，尤其是在具体国别的角度来说，更是如此。一如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的，在国内改革中，“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在国际体系变革中，这种难度，更是要高出若干个量级。
以“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来说，仅就标题而言，中国愿意用务实的方式，兑现“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主张，就已经是极其罕见的实践了。这种实践是颠覆性的，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对原先的霸权来说，是无法复制的：因为中国政府不仅有能力控制市场经济内生的负面冲动，而且这种控制能够正向促进和强化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尽管是以不同于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方式和路径来实现的，但在实践中，这种不同的选择，确实在发生着作用。
对各国来说，这可能是自1648年第一次，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以高度的自觉，有意识地从一开始就负责任地提供公共物品，促进各国通过搭乘自身发展的快车，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这种尝试，对各类国家来说，都有着特殊的魅力：对于追随原先霸主的发达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收益，而且无需担心遭遇20世纪80年代那种霸权运用国际规则在经贸领域实施的降维打击；对困惑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这意味着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得到某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而凭借提供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和资源，推动世界的发展，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最终用这种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避免重复“扩张—掠夺—争霸—衰落”的悲剧路径，确实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一届比一届更多的参与者，不断扩展的“一带一路”朋友圈，就是超越各种理论论述的最直接证据。放在那里，愿意看到的，自然可以看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持续不断的进行，以及“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正在稳健地超越权力转移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对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的中国来说，这个倡议和实践，是开放的，对所有国家，包括对曾经持有敌意的国家，始终是一个开放倡议。
在这条路径上，简单地执拗于比较中国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消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所有参与者共赢的倡议，所有参与方都将获得绝对收益的增长，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至于某些过度聚焦相对收益的国家，只能说，如果不超越这种注定要走向悲剧的认知，那也就只能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中，走向所谓的self-defeating。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新秩序，其包装形式当然需要一个持续完善的进程；但无疑，更多的参与者将会被共赢的事实所吸引，以实际行动介入，并因此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已然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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